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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玉·甄玉·石头·神瑛08
 

八,“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

 

 

在《红楼梦》中,所谓的“金玉良姻”与所谓的“木石前盟”,究竟孰真?孰假?从全书叙事的角度上看,自然是“木石前盟”为“真”,“金玉良姻”为“假”。因为在那西方灵河岸边,确实有一个神瑛与一个绛珠定下了“前盟”。而宝钗金锁与通灵宝玉的配对,却是癞头和尚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然而,从贾宝玉本身的角度来看,一切就都应该反过来了:恰恰是“金玉良姻”为“真”,而“木石前盟”为“假”!因为所谓的“木石前盟”,其实只应该是神瑛(甄宝玉)与绛珠(林黛玉)之间的“前盟”,顽石(贾宝玉)与绛珠(林黛玉)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真实的盟约,不过是阴差阳错的误会而已。而宝玉、宝钗的“金玉良姻”,才是癞僧、跛道,也即作者本人,专门为顽石(贾宝玉)量身定制的真正姻缘!——看似“假”者,实际为真;看似“真”者,却又实际为假。而此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格局,便又照应了脂砚斋所曾经指出的,在曹雪芹的原著中,“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的情形!

 

自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程高伪本付印并开始流行以来,尤其是所谓“反封建”论兴起,并独霸“红坛”的近几十年来,世人读《红楼梦》,总是习惯于将贾宝玉与林黛玉想象成天经地义的一对儿,认为他们似乎是什么“志同道合”的“知己”,并同时认为贾宝玉与薛宝钗则“志不同,道不合”,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可讲。然而,作为曹雪芹生前知己和亲密人的脂砚斋,其在反复通读了作者的原著以后,却提出一个与上述观点,迥然不同,甚至全然相反的见解。在庚辰本的第21回中,脂砚斋即针对原著中宝玉、宝钗、黛玉三者的关系,写下了一段颇有概括、总结性质的批语:

 

奇文!写得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何也?宝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岂于宝钗前反生远心哉?盖宝钗之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时有渎,故不敢狎犯也。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不然,后文如何反较胜角口诸事皆出于颦哉?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今详批于此,后久不忽矣。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庚辰本第21回双行夹批)

 

显然,在脂砚斋看来,宝玉和宝钗倒并非什么“志不同,道不合”的关系,相反,他们之间原本就具有着“较诸人皆近”的本质。只是因为一些表层的隔膜,如宝钗行止,“端肃恭严,不可轻犯”,宝玉狎昵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才导致了二人表面的和暂时的疏远,以至于让人产生所谓“远离之端”的误解。然而,这种表面的远离,却又毕竟改变不了宝玉、宝钗在本性上的共通,改变不了他们在思想深处那种真正的“志同道合”,“故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反过来,黛玉与宝玉虽相爱之至,却反倒缺乏这种共通的本性,以至于爱得越深,误解与冲突也就越大,“以及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他们在思想深处,反而是“志不同,道不合”,相互疏离和隔膜的,因此也就远远达不到钗、玉之间的那种“较诸人皆近”的默契!——而读懂这一点,又正是理解《红楼梦》的关键,故又曰:“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

 

在那些深受传统“红学”影响的读者眼中,脂砚斋的这一见解,自然是太过于惊世骇俗了。它不仅与长期流行的那些拥林派观点没有任何融通之处,相反,还大有针锋相对,以揭穿其不实之论断的趋向。怎么办呢?为了维护传统的观点,一些论者不得不费尽心机,千方百计要对这个“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十二字,进行歪曲性的解读。譬如,最常见的一种曲解,就是这样来“解释”这十二个字的:“宝钗行动上表现得与宝玉不是很亲近,但她实际是很在乎‘宝二奶奶’的位置的。于是,拼命地去讨好家长。结果,最后反而与宝玉结成了夫妻。这就是‘远中近’。黛玉与宝玉情投意合,但有时侯,他们也会产生口角。这就是‘近中远’。”(见百度网《红楼梦吧》网文跟贴,作者佚名。)——然而,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诸如此类的“解释”的错谬可笑之处!首先,我们来看脂砚斋这么一段批语所指的对象和范围究竟是什么。正如他(她)自己所说:“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今详批于此,后久不忽矣。”——这一批语所针对的,完全是宝玉、钗、颦在大观园中的文字!所谓“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所指的也应该是宝玉与钗、黛在大观园中时候的关系。而众所周知,宝钗早在小说第78回中就搬离了大观园。这里并没有一句涉及宝钗与宝玉成婚之事,所谓“钗与玉远中近”,这分明是说宝玉、宝钗同在大观园中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有“较诸人皆近”的“形景”!这又怎么可能是指什么宝钗将来因为宝玉成婚而与之“近”呢?其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在提及某人与某人“远中近”、“较诸人皆近”、“实相近之至”的时候,一定指的是该二人思想性格上的相近,或者情感方面的契合。如果是一个人千方百计想从另一个身上谋取些什么,而另一个人又坚决不愿意,这样的关系,还能叫“较诸人皆近”吗?打一个比方,比如你身上有钱,而一个贼要千方百计地靠近你,以趁机窃取你的钱财。这种情形,能说是你与这个贼“较诸人皆近”,或者“实相近之至”吗?足见,这些拥林派论者只一心想把脂砚斋的话曲解到他们想要的方向之上,却连汉语最基本的语言习惯也顾不上了!而更重要的,所谓宝钗追求“宝二奶奶”之位,“拼命讨好家长”,这也根本不是事实,而完全是出于这些论者自己的主观捏造。事实上,如前所述,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钗恰恰以自己的个性,而严重地得罪了贾母、贾政这样的家长!假如宝钗真的追求什么“宝二奶奶”之位,她还会那么轻易地得罪家长,而遭致后者“不象”、“忌讳”、“很离了格儿”一类的负面评价吗?她还会在元宵夜宴那样重要的场合中,被贾母排挤到主桌的序列之外吗?这显然也是那种歪曲性“解释”的一个致命的反证!此外,所谓“黛玉与宝玉情投意合,但有时侯,他们也会产生口角”,这也是一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肤浅说法。要知道,在小说中,黛玉与宝玉可不仅仅是一般的口角。而是在经历了无数次“诉肺腑”一类的表白以后,黛玉也始终不能对宝玉释怀,认为“宝玉虽素习和睦,终有嫌疑”(第45回)。宝、黛若真是什么“情投意合”,他们之间还会有这么多难解的怀疑和猜忌吗?那不恰恰是说明了,宝、黛之间“情投而意不合”,虽然相互爱到极点,却始终缺乏心灵深处的相通和相谅吗?“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辩哉?”这就更是那些处心积虑曲解原著的拥林派论者所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了!

 

其实,如果我们肯于静下心来,仔细地辨读原著的话,就不难发现,脂砚斋所说的“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宝玉与宝钗的思想感情似远而实近,宝玉与黛玉的思想感情似近而实远,实际上远比后世那些评红家们所下的结论,要准确得多,也深邃得多。过去,人们往往抓住第32回宝玉说的“林姑娘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以及第36回所谓“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来证明黛玉的所谓“叛逆性”,以及宝、黛之间的所谓“共同的叛逆思想”。可事实上呢?黛玉又是否真的不拿所谓的“混帐话”来劝谏宝玉呢?我们看到,小说第34回,宝玉挨打,黛玉前往探伤,她对宝玉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第34回)

 

好一个“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里边自然包含了劝宝玉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的意思。这不是一句典型的“混帐话”又是什么呢?可见,黛玉的头脑中也并非并没所谓的“混帐思想”啊!果然,宝玉听说,也不禁要“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我也是情愿的!”——读者试想,若宝玉真的为琪官、金钏这些人死了,又弃置黛玉于何地呢?又如何叫他“放心”得下呢?宝玉满心喜爱的林妹妹,在关键时刻,居然也说出了这样的“混帐话”。我们不难从他的这声长叹中,读出多少失望和无奈的情绪!由此,回溯前文,那黛玉又是否真的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呢?由此,回溯前文,那黛玉也并非真的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第9回,宝玉前往私塾上学,到黛玉这里辞行。那黛玉是如何鼓励、劝谏他的呢?小说写道:

 

彼时黛玉才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第9回)

 

——你看,黛玉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宝玉“蟾宫折桂”的荣耀!再结合黛玉的那首《騄駬谜》来看,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这个“独立名”的“立名”二字,不也是宝玉所最为反感的“立身扬名”的简称吗?至此,作者实际上已经把宝玉曾经“独敬”黛玉的理由,给否定得干干净净了!更重要的,在对待贾雨村一类“禄鬼国贼”的态度上,宝、黛二人的价值取向几乎判若天渊。宝玉平生最痛恨贾雨村这类赃官。而黛玉却正好是贾雨村的学生。以后,她与贾雨村也有过多次接触。(比如,第16回写明,黛玉奔父丧以后,第二次进贾府,也是由贾雨村一路陪同入京的。)可黛玉对她恩师贾雨村这一类的人物,却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形式的异议或不满。贾雨村曾经作《咏月》诗,渴望高官厚禄,飞黄腾达,“人间万姓仰头看”。而黛玉有意无意间,也一口一个“何幸邀恩宠”、“双瞻御玉座引朝仪”,忘不了那些皇权世俗的荣耀。但贾宝玉却显然不可能有黛玉这种“邀恩宠”的思想。如果是换了他,别说安安静静地做贾雨村的学生,跟他学习,只怕连见上贾雨村一面,他也是极不情愿的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宝玉、黛玉虽然表面上情感相投,可在思想以至的层面上,他们究竟疏离和隔膜到什么程度!而这不也就是脂砚斋所说的“颦与玉近中远”,“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的情形么?

 

反过来,宝玉、黛玉之间的这些相互疏离和隔膜的地方,却恰恰是宝玉、宝钗之间的可以相通、共鸣之处!世人都知道,贾宝玉最反感贾雨村一类的世俗官僚。而在小说中,除了宝玉以外,也还有一位女子,也像他一样憎恶那些“峨冠博带”之徒,并且对天下那些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抨击最力。这位女子,不是别人,她正是宝钗!比如,前面说过,第32回,贾雨村升任“兴隆街大爷”之后,又跑到贾政那里去投机钻营。而宝钗听说以后,她便立即开口讥讽说:

 

“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第32回)

 

此处,宝钗对于当时那些世俗官僚的鄙夷、反感之情,已是溢于言表。第42回,宝钗向黛玉表示: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第42回)

 

——在她看来,那些读书做官的男人,读书既不能明理,只一味地祸国殃民,“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的负面认识,宝钗写下了全书中那首骂世最狠、刺贪讥俗最毒的《螃蟹咏》: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宝钗此诗,将官场上如贾雨村一流的贪酷之辈,比做横行无忌的螃蟹,进行了一番酣畅淋漓的嘲骂。尤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把此类赃官污吏的丑态,刻划得入木三分。而尾联的一句“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则表现出了一种乐见横行贪酷之辈,落入正义的法网,受到应有惩罚的后笑者的快意!所谓“看你横行到几时”是也!众姐妹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螃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连宝玉看过,也不禁高呼:“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有心的读者还记得宝玉是如何称呼贾雨村之流的吧?他把这些人称为“禄蠹”。“蠹”者,蛀虫也。“禄蠹”,就是食国家俸禄的蛀虫。而现在,宝钗又把这些人比做了横行的螃蟹,并预言其虽猖獗一时,却最终会落入釜盘,受到正义的惩罚,这与宝玉的“禄蠹”之喻,不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么?固然,宝钗也曾经因为劝说宝玉读书仕进,而一度引起过宝玉的误会,以为是所谓“入了禄鬼国贼之流”。然而,对照宝玉、宝钗在这首《螃蟹咏》上所引起的共鸣,二人思想感情,究竟应该说是“远”,还是应该说是“近”呢?事实上,宝钗不仅没有“入了禄鬼国贼之流”,相反,她那种愤世嫉俗、敢于抨击俗世黑暗的精神,还恰恰是贾雨村这类“禄鬼国贼之流”的死敌,与他们形同冰碳、势如水火!而宝钗之所以要劝说宝玉读书仕进,那也绝不是要宝玉也成为贾雨村那样的贪官,正好相反,她恰恰是希望宝玉通过掌握权力,来惩治、消灭这些“禄蠹”!所谓“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是也!“菊”,冷香高洁之物也。“姜”,热烈辛辣之物也。集此“冷香”之品格、“热毒”之手段于一身,方能消除黑暗势力,澄清社会,还给天下一个清宁世界!而这样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宝玉逃避官场的行为,表面上看似乎“相反”,实际上,却恰恰是出于同样的一种思想立场和价值判断,只不过又是同一大背景下的两种殊途同归的方案罢了。不仅如此,宝玉、宝钗还共同地由“愤世”的立场走向了佛、道的“出世”的境界。从理论上讲,一个人若是能够单凭一股子血气就消灭腐朽势力,净化社会,固然是好。即便是能够一辈子躲在大观园一类的女儿国中,逃避俗世的污浊,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但凭愤世之心、血气之勇去消灭赃官,到头来不免会陷入孤身奋战的绝境,而即使是大观园一类的女儿国,最终也难免破灭的命运。应该说,宝玉、宝钗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一点。故此,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老庄、禅宗的“出世”哲学,以寻求精神上的慰籍和解脱。这可以说是钗、玉在思想上的又一个共通的方面。而事实上,在小说中,宝玉的第一次“禅悟”,也正是由宝钗特意向他推荐的一首《山门·寄生草》给引出来的。且看小说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时的一段情节: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第22回)

 

《山门·寄生草》出自清初邱园所作《虎囊弹》,表现的是花和尚鲁智深行侠仗义,嫉恶如仇,一腔正义却无法伸张,自身的个性反不能为俗世所容的悲怆、愤懑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么一些充满了《水浒》式孤愤、反叛色彩的词藻,为什么竟会独得了宝钗的钟爱,以至于被她认为是“填的极妙”?那宝钗不是被很多人说成是什么“封建淑女”吗?其实,这个所谓的“封建淑女”,她的内心深处也同那些英雄好汉一样,充满了对这个堕落世界的义愤!只不过,她是一个闺中弱女,不能像鲁智深那样尽情发挥,凭借武力打杀恶人,而只能把一股子愤世嫉俗的激情,寄托在这些蕴藏了道锋禅机的辞曲之上。所谓“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这是好汉们的英雄失路之悲,又何尝不是宝钗对于现实社会的失望的写照?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乃至“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则不仅仅标志着舞台上鲁智深的人生道路的转折,同时也被作者借了过来,巧妙地暗点了宝钗由“愤世情结”向“出世情结”转化的思想升华过程!显而易见,这首《寄生草》一经宝钗之口念出,便也立即引起了宝玉思想上的共鸣,喜的他又是“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是称赞宝钗“无书不知”。宝玉何以动情若此呢?内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和宝钗一样,也是一个现实社会的激烈批判者。《寄生草》所富含的庄、禅哲理,亦为他由“骂世”向“遁世”的转变,提供了精神抽逃的空间。至此,脂砚斋所指出的那种“钗与玉远中近”、“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的情景,也就很清楚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么,从《红楼梦》神话框架的角度来看,小说中又何以会出现这种“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的情形呢?原因无它,其根源还是要追溯到顽石对神瑛的“以假混真”,以及癞僧对顽石的“以真救假”之上。为什么宝玉与黛玉会在思想上似近而实远?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张冠李戴错了位的情缘。顽石(贾宝玉)虽然可以窃取到神瑛(甄宝玉)的形貌和一部分灵性,把假戏演到十分逼真的程度,但它却毕竟改变不了自己为正统神灵所不容的那种“体制外”的本性,而无法像“体制内”的神瑛(甄宝玉)那样,提携着黛玉夫贵妻荣,以满足其渴望“大展抱负”、“将众人压倒”的势利要求。所以,二人纵然是爱到死去活来的程度,也始终不能在心灵深处实现相通或者相谅。那么,为什么宝玉与宝钗却又会在思想上似远而实近呢?因为只有“金玉良姻”,才是癞僧、跛道,也即作者本人,专门为顽石(贾宝玉)量身定制的真正姻缘!正因为它是专门为顽石(贾宝玉)量身定制的,所以,宝钗、宝玉的性格,在其深层次上,也就无不具有相互的针对性。故而,在曹雪芹的原著中,宝玉愤世嫉俗,宝钗也最痛恨贾雨村一类的赃官,宝玉有所谓“情极之毒”的“偏僻”处,而宝钗亦有着所谓“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的独特个性!

 

也恰恰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所以,曹雪芹的原著在提及宝、黛爱情的时候,除了那些大量的铺写其缠绵难舍的文字以外,却也有不少情节揭示了其表面相合背后的深刻裂痕。譬如,小说第62回,黛玉盘算贾府家计营生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知意。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事,倒也是一步也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还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又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第62回)

 

后世读者,尤其是拥林派读者,往往喜欢把黛玉想象成一个绝对不沾染俗务的所谓“孤傲仙子”的形象。然而,你看,黛玉“心里每常闲了”,她不也要替贾府的家计营生多多“算计”么?她内心深处,真正放不下的,还是这些家族的、世俗的利益!不仅如此,黛玉这里主动地向宝玉提及探春理家一事,还自有其更深的用心。这一方面是要提醒宝玉:“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而另一方面更是要点醒宝玉,要他以后也像自己一样多多留心家计庶务,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女孩儿们的身上。可宝玉却又是怎么回答她的呢?“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那宝玉又岂有可能按照黛玉的指教,从此严格检点的行为,而把心用到“正道”上去呢?很清楚,听到这样大大咧咧且颇不以为然的回答,黛玉已明显感到了话不投机。于是,“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这里,小说并无一字评述,却已经巧妙地点出了宝黛二人思想上的深刻裂痕!

 

而宝、黛之间更明显的一段裂纹,则出现在小说第79回中。我们看到,宝、黛在谈论了一番《芙蓉女儿诔》以后,黛玉便又开始了针对宝玉的“思想政治工作”:

 

……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才刚太太打发人叫你明儿一早快过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儿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第79回)

 

——林黛玉要贾宝玉遵循官场礼规,去拜会已成贾府亲家的孙绍祖这些人。对此,宝玉自然是极端厌恶的,想找借口推脱不去。可黛玉是怎么告诫他的呢?“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看见宝玉如此不落教,她一面说话,一面还急得咳嗽了起来。前面说过,此时的贾政已经是名利之心“大灰”,遂不再强以举业逼迫宝玉。那宝玉早就没有了会因为专在“内帏厮混”而挨打的危险。可黛玉却又为何依然是孜孜不倦地去劝谏宝玉尽快改掉其“不求上进”的老毛病,甚至一语不合,还忍不住要这般挖苦宝玉呢?这足可以看出黛玉一心劝诱宝玉走上“正途”的愿望,是何等的强烈了。然而,站在宝玉的立场上看,他有可能接受黛玉的劝告吗?显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被黛玉视为宝玉“一年大二年小”,仿佛永远也长大不了,成熟不起来的那些“幼稚”之处,其实却恰恰暗藏了宝玉憎恶贾雨村一类世俗官僚,渴望“遁世”、“出世”的重大用心。其所象征的,正是前面所说的顽石的“体制外”的本质!那贾宝玉又怎么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本性,以适应黛玉的要求呢?这样的话,宝玉与黛玉在思想上的冲突和相悖,也就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反过来,在小说中,倒又有不少文字,暗点了宝玉、宝钗虽然表面相疏远,却最终将“断环重合”,完成思想的相通和共鸣的趋势。譬如,小说第35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节,也是颇为经典的一个例子:

 

宝玉一面看莺儿打络子,一面说闲话,因问他:“十几岁了?”莺儿手里打着,一面答话说:“十六岁了。”宝玉道:“你本姓什么?”莺儿道:“姓黄。”宝玉笑道:“这个名姓倒对了,果然是个黄莺儿。”莺儿笑道:“我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叫作金莺。姑娘嫌拗口,就单叫莺儿,如今就叫开了。”宝玉道:“宝姐姐也算疼你了。明儿宝姐姐出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莺儿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袭人说,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呢。”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他道:“好处在那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他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宝玉忙让坐。宝钗坐了,因问莺儿“打什么呢?”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去瞧,才打了半截。宝钗笑道:“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说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宝钗道:“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宝玉听说,喜之不尽,一叠声便叫袭人来取金线。

 

——以“金线”络配“通灵宝玉”,这不是对“金玉姻缘”的又一种暗示吗?而宝玉对此又为何会“喜之不尽”呢?作者的示意,尽在不言之中,读者自可以细细地品味之。

 

小说第50回,这一次元宵节灯谜诗会,也是展现宝玉、宝钗其深层次性格相近、相通的一个绝佳的例证。为讨论方便,我们不妨将宝钗、宝玉、黛玉三人的灯谜诗,均辑录于下:

 

宝钗制谜云:

 

镂檀锲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

宝玉制谜云:

 

天上人间两渺茫,琅玕节过谨隄防。
  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

黛玉制谜云:

 

騄駬何劳缚紫绳?驰城逐堑势狰狞。
  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

 

这里,宝玉的《天上人间》谜,其所关心的,是来自道家仙境的消息。所谓“琅玕节过谨隄防”、“鸾音鹤信须凝睇”是也。而纵观宝玉的前世今生,他也确如诗中所言:“天上人间两渺茫”。当初,顽石正因为“无材可去补苍天”,而落入凡尘。进入红尘以后,贾宝玉又并不能按照世俗的标准,去建功立业、爵禄高登。随着大观园女儿国的最终破灭,他也只能以一声“唏嘘”的叹息回答上苍,然后就向佛、道等“出世”哲学的意境去寻求自己精神的归宿。而巧的很,宝钗的《镂檀锲梓》谜,则又恰恰表露了一种祈望以佛家的大悲悯之心去点化世人的热望。作者借宝钗之口,把《石头记》这部书本身,比做了一座玲珑的高塔。它不是由能工巧匠们一点点雕刻、堆砌而成,却是作者自己用心血浇铸出来的丰碑。世人只是等闲看它,只注意到书中所描写的那些风雨变化的往事,又有谁能够静下心来,听一听那座“宝塔”上的铜铃,所发出的梵音佛语之声呢?而所谓“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的感叹,这不也正好照应了宝钗那种大乘佛教式的济世度人的情怀吗?倒是黛玉的《騄駬》谜,其立意和境界同宝玉、宝钗的诗迷相比,实在相距甚远。宝钗、宝玉在意的均是佛、道的“度世”、“出世”倾向。黛玉的《騄駬》谜,却吐露出一种强烈的儒家“入世”追求。所谓“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前面说过,黛玉是把自己比做了骐骥、騄駬一类的“王者”的千里马。她幻想自己将像騄駬一样,通过替“主人”(也就是权势者)积极效力,从而博得独立于鳌背三山的千古美名!此外,这“騄駬”二字,其谐音不也正是所谓“禄耳”么?在《红楼梦》中,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这一僧一道往往携手,却从未看见有“入世”情结的儒者与癞僧、跛道联袂。相反,脂砚斋倒提示说:“此书不免腐儒一谤。”(庚辰本第12回双行夹批)这样,宝玉(道)、宝钗(佛)、黛玉(儒)三者之间,究竟谁与谁近,谁与谁远,就更加明晰了。

 

至小说第63回,作者则干脆借“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众姐妹抽取花名签的机会,再次暗示了后文中宝钗主动引导宝玉“悟道”,并推动其出家为僧,复返大荒的情节:

 

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五点,数至宝钗。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支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

  “任是无情也动人。”

  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道一则以侑酒。”众人看了,都笑说:“巧的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宝钗吃过,便笑说:“芳官唱一支我们听罢。”芳官道:“既这样,大家吃门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寿筵开处风光好。”众人都道:“快打回去。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拣你极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细细的唱了一支《赏花时》:

  “翠凤毛翎扎帚叉,闲踏天门扫落花。您看那风起玉尘沙。猛可的那一层云下,抵多少门外即天涯。您再休要剑斩黄龙一线儿差,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您与俺眼向云霞。洞宾呵,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儿回话;若迟呵,错教人留恨碧桃花。”

才罢。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湘云忙一手夺了,掷与宝钗。(第63回)

 

文中的这首《赏花时》出自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邯郸梦》,是《邯郸梦》第一幕《扫花》中,何仙姑对吕洞宾的唱辞。说的是何仙姑升入仙班,天门少了个扫花仙子,张果老命吕洞宾降落人间,超度善人以担任这个职务。临走之前,何仙姑便劝告吕洞宾莫要为人间的酒、色、财、气所惑,应该早去早回,速返天界。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此处还特意地描写宝玉听曲时的表现:他一面听着这支曲子,一面口中口内颠来倒去念宝钗花签上的文字:“任是无情也动人”。毫无疑问,作者显然是在借《邯郸梦》中何仙姑与吕洞宾的关系,来预示了宝钗、宝玉将来的结局。其实,体察贾宝玉的一生,他与吕洞宾的下凡,也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吕洞宾来自仙界,下到凡间,最终完成任务,又将返归天庭。通灵顽石亦复如此,他来自大荒山,投胎繁华场,历经三灾五劫,终还是“来无迹,去无踪,青埂峰下倚古松”。在民间传说中,那吕洞宾曾经因“狎妓”,而险些失掉元阳,无法返回天庭。那块迷失了本性的通灵顽石,又何尝不是这样?“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呵!怎么办呢?在吕洞宾那里,有何仙姑来帮助他。在明代无名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等书中,我们看到,正是何仙姑交替运用了捉弄与劝谕两手,才引领着吕洞宾“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而在贾宝玉这边,能够帮助他走出尘世困境的“山中高士”,则非宝钗莫属了。比较一下何仙姑的《赏花时》与宝钗推荐给宝玉的《寄生草》。在《赏花时》中,何仙姑嘱咐吕洞宾:“洞宾呵,您与俺眼向云霞”,“您再休要剑斩黄龙一线儿差,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而宝钗则干脆直接向宝玉点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二者之间,意境关合,其脉络是不是隐隐可见呢?所以,我们说,《红楼梦》中的宝钗正起到了与何仙姑一样的作用!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宝钗与何仙姑又毕竟有所不同。何仙姑本来就是仙子,她点化吕洞宾上天,于她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害。故完全可以做得轻松一点、潇洒一点。而宝钗却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女子。她是宝玉的妻子,一旦宝玉出走,她将不得不为此付出半生清凄、孤苦无依的代价。故宝钗此举,又远比何仙姑要更富于牺牲精神。按一般世俗的观点,做妻子的,居然主动地劝丈夫出家当和尚,这应该是非常“不情”之举了。可宝玉深知,宝钗的这种看似“不情”之举,却恰恰是出于对他的至爱,一种感天动地的至爱!宝玉自己亦深深地为之感动。故而,当宝玉听到了《赏花时》这支曲子的唱辞时,他也就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起所谓“任是无情也动人”的断语来了。

 

而有意思的是,“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段,一共写了八位女子抽取花名签的情形——她们是宝钗、探春、李纨、湘云、麝月、香菱、黛玉、袭人,却惟有两处,作者专门地点出了当时宝玉的态度。一次就是宝钗抽得“牡丹”签后,宝玉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而另一次则在麝月抽得了“荼縻”签之后。我们也把这一节抄录出来:

 

湘云便绰起骰子来一掷个九点,数去该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这面上一枝荼縻花,题着“韶华胜极”四字,那边写着一句旧诗,道是:

“开到荼縻花事了。”

注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麝月问怎么讲,宝玉愁眉忙将签藏了说:“咱们且喝酒。”说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

 

为什么独独宝钗、麝月两处,作者专门地点出了宝玉的反应呢?因为根据脂批,宝钗、麝月正是陪伴在宝玉身边的最后两位女子,她俩的命运,都与宝玉的出家直接相关。那么,为什么宝玉对宝钗“牡丹”签的态度,是反复念签,而对麝月“荼縻”签的态度,却是愁眉藏签呢?因为“艳冠群芳”和“任是无情也动人”的题语,正表征了宝钗群芳之冠的地位。而“韶华胜极”(实际意为“胜极而败”)和“开到荼縻花事了” 的题句,却表明了麝月群芳之殿的位置。虽说宝玉同样是弃“宝钗之妻”、“麝月之婢”而为僧,但在宝钗,她却是主动地推动了宝玉的出家,“虽离别亦能自安”,“香可冷得,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而麝月则多少有些无辜见弃的意味。她并不能达到宝钗这样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所以,面对宝钗,宝玉的心中充满的是极大的感动(此“动人”之谓也),而面对麝月,他的心中则不能不浮现出一种深深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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