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儒学关于“义”的理念，要着重搞清楚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义与仁的关系。在孔子学说的思想体系中，“仁”是统摄各种道德规范的总括性概念，它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曰：“爱人”；一曰：“忠恕”。“义”是仁的表现形式，指公正合宜的道理，如正义，道义。“仁”侧重于内心，是君子的思想境界，是安身立命之所；“义”侧重于外在，是君子的行为尺度,是做人做事的准则。仁义之道体现了内与外、知与行的统一。所谓“无适、无莫”，是强调君子行事不固执己见，而要通权达变。所谓“义之与比”，是强调通权达变必须以符合“义”为准则，以“义”作为衡量天下一切事物的标准。
孟子也强调，君子行事要“居仁由义”，以仁德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合乎道义为行为准则。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人生价值的选择问题，在面临价值冲突的两难困境时，为了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生命，是最崇高的选择，也是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精神。
二是义与勇的关系。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叫做“见义勇为”。学生子路问：“君子尚勇乎”？他的回答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以义为最高准则，一言一行都要以是否符合义来衡量。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勇才具有道德的价值。君子只有勇而没有义，就将作乱；小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为盗。“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者一定勇敢，仁者之勇是大智大勇，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而缺乏仁义精神的“勇”，是匹夫之勇，会干出许多伤害仁德的事，是不可取的。孔子提出志士仁人面临大节之时，处理生死问题的原则。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有关“舍生取义”的论述，正是继承和弘扬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孔孟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影响深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去奋斗，去奉献。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之前，在衣带上写下铮铮誓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表达了自己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坚定信念，抒发了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浩然正气。
三是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事当前，君子懂得以义为取舍标准，所考虑和顾及的是义；小人则只知有利，不知有义，斤斤计较于一己之私利。是“喻于义”，还是“喻于利”，这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志。孔子认为，利益和富贵是人们都希望得到的，他并不反对人们谋取正当的利益和富贵，他所反对的是那种见利忘义的行为。对于利益和富贵，他主张“义然后取”，取之有道。对于不合道义而来的富贵，孔子把它比作天上的浮云，不屑一顾。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里的“可求”二字，强调的就是符合道义而来的富贵；这里的“不可求”三字，则是指不合道义的富贵。富贵与贫贱，都涉及人的切身利益，而君子在富贵与贫贱面前必须坚守的道，就是仁义之道。
义利关系涉及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孔子肯定人都希望富贵，厌恶贫贱，同时又要求按照义的标准来决定对富贵、贫贱的取舍，不以不合道义的手段求取富贵，也不以不合道义的手段摆脱贫贱。义与利是辩证的统一，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孔子对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对于个人来说，坚持“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他在社会上立足的基点。
对于国家来说，坚持“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点。
对于世界来说，坚持“义利相济、以义制利”，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合作共赢的基点。
正确义利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和理念，是个人、社会和国家都应遵循的原则，是汇聚各国共同利益、凝聚各国共识的一面旗帜，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全球治理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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