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他认为，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具有广博的人文学识，而又能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制度和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巩固国家政权、规范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之前，人们主要是从“天命”的神秘观念上，从祭祀的仪式上去认识礼，把礼的根源归之于天地鬼神等某种外在的东西。孔子则与此不同，他主要是从人自身来寻找这种根源，认为人内心的真挚感情才是礼的根源，从而赋予礼新的内涵。他还强调，礼乐之重要，不在于它的表面形式，而在于它规范人的行为、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实现人际和谐、引领社会风尚的教化功能。
孔子有关礼的论述，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指明礼的人性根源和内在依据是仁。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的根本精神是敬，如果忽略其根本精神，只在玉帛的奉献上求铺张，岂可称之为礼？乐的根本精神是和，如果忽略其根本精神，只在钟鼓的演奏上求喧哗，岂可称之为乐？礼的恭敬之情，乐的和谐之意，都是人的内心之仁的体现，舍弃恭敬而专事玉帛，舍弃和谐而专事钟鼓，都是舍本求末，做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失去内心的仁，就不可能自觉地运用礼和乐。仁是人内心的道德情感，是礼和乐的内在依据；而礼和乐则是人的情感的外在表达。仁是灵魂，礼乐是形式。如果没有仁，礼乐就失去了灵魂，只剩下形式。这就是孔子以及后世儒家历来强调以修身为本，把培养人的仁德放在核心地位的原因。
其二，指明礼对于仁的规范作用。学生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语行动都符合礼的要求，就是仁。颜渊又问践行的具体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包括两个方面：克己是个人修养的工夫，复礼是这种修养的标准和要达到的目标。克己，包括克制自己的私欲，也包括克制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复礼，就是要践行礼，按照礼的要求去做。克己是前提，复礼是目的。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加强修养，不断地克服自己不符合礼的要求的私欲，以及过分冲动的情感，才能复归于礼，认真地践行礼。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求人们把对于自己的约束和克制，体现在日常言行的一切方面。
其三，指明礼的运用在于和。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孔门论礼、论和及其相互关系的精义所在。礼的运用，以和为贵。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把礼视为手段，把和视为目的。先王治国之道，最为美妙的精华正在于此。无论小事大事，都要顺着礼的原则、和的目的去做。和，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追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和为贵”，却忽略了“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忠告。须知和是有原则的，是要以礼来调节的。如果只知道要和，一味地求和，不讲原则，不用礼来加以节制，和也就行不通了，团结和谐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了。只有大家都依礼而行，天下才能安定有序，社会才会团结和谐。
那么，君子为什么要用礼来约束自己呢？原因之一，礼是君子立身于社会的根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一个君子，如果不学习礼的规范，不知晓礼的要义，不用礼来约束自己，在社会上就不可能立足。原因之二，只有守礼，才能执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君子至善至美的品德，是君子终身追求的道德理想。然而，要真正把握中庸的要求，并实行它，是很难的。子贡问：怎样做才能把握住中呢？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礼就是用来把握中，使人做到恰到好处的。遵守礼制与奉行中庸之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礼体现着中，按照礼的规范说话办事，也就符合于中的要求了。原因之三，学礼对于培养人的健全人格至关重要。孔子通过对恭、慎、勇、直这四种个性的分析，具体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恭而无礼则劳”，恭，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可能变成虚华伪善；“慎而无礼则葸”，慎，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可能变成谨小慎微；“勇而无礼则乱”，勇，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可能变成盲目蛮干；“直而无礼则绞”，直，如果没有礼的规范，就可能变成偏激尖刻。只有经过礼乐文化的教育、规范、中和，这四种个性才会成为美德。
孔子扩大了礼的范围，为礼与法的融合开辟了道路。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是因袭夏、商两代典章制度，在继承中变革而形成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孔子主张遵从周礼。然而，西周之前的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突破这一传统，把礼的功能扩展延伸到整个社会。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有以德治国，用礼乐去教化民众，民众才能对法律心存敬畏，知荣辱而守法度。孔子还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如果没有礼乐的教化，没有道德的社会环境，单凭刑罚，其效用是有限的。在孔子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礼逐渐从贵族走向平民，从单纯的道德规范走向和法制相融合。到战国晚期，荀子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到唐代，《唐律疏议》把“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写入法律条文，从而把“隆礼重法”的治理模式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
当今时代，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就要对历史上“隆礼重法”的优良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群众向往尊道德、学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为法治的实施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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