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讲信誉是做人的根本，是君子立身的基石。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讲信誉，真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他还强调，人的这种优良品德必须从小培养。为此，提出了少年弟子在家在外的基本行为规范：一是孝悌，二是诚信，三是仁爱，四是学文。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的运行，真实而无妄，至公而无私，“诚”乃是天道的本然。人受天命之性而生，自然不能违背天道，而要追求诚，做到诚。《中庸》的这一论述，强调“诚信”是贯通天人的大道，讲诚信是君子终身追求的目标。《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努力追求诚信的人，一定是选择了善的目标就坚定执着，具有一往无前的信念和信心的人。怎样去追求呢？那就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要“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发扬“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诚实而守信、聪明而刚强的人。
诚实守信是扩大交往、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只要言语忠实守信，行为厚道恭敬，即使走遍天下，也行得通。如果欺诈无信，刻薄轻浮，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行得通，关键在于自己有德。忠、信、笃、敬这四个字，是做人做事必备的品德，是人们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是一张信誉名片。言而无信，就好比“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一样，寸步难行。这个道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也无论是古今，还是中西，概莫能外。晋商之所以能称雄商海数百年，就是因为它坚守诚信为本的理念，以诚待人，买卖公平，保证质量，讲求信誉。名震一时的三鹿集团，因其不讲诚信，缺乏社会责任，毒奶粉事件一出，很快就垮掉了。企业的形象和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企业家的品格。企业家负责任，担道义，企业才会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好品牌，才会行之久远。反之，害人者必害己，损人者必损己。认为市场经济只讲赚钱，不问手段，诚信与否无关紧要，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以契约、合同为纽带的，讲诚信是必然要求。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技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讲诚信走遍天下，不讲诚信寸步难行，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
诚实守信是为政之要，治国法宝。孔子在回答“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时说：“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为政治国的要点：一是要尽职尽责，二是要言而有信，三是要节约财用，四是要爱惜民众，五是要依照农时使用民力。它集中体现了“为政以德”的思想，指明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是治理政事的三项要件。足食，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好，是关乎民生的大事；足兵，有强大的国防，是关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大事；民信，使民众对政府有信心，是关乎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的大事。这三项要件兼而有之，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子贡追问：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掉一两条，该怎么办。孔子说，迫不得已时，先去掉军备，再去掉粮食，但绝不能失去民心，“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一个国家的治理，情况是极其复杂，千变万化的。在通常情况下，足食、足兵、民信要同时兼顾。三个方面不能兼顾，必须去掉其中一项或两项的时候，要先去兵、再去食。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置说明，孔子把民众的信任视为治国的基石，“民无信不立”，就是强调民众如果对为政者失去信任和信心，国家赖以立足的基石就垮了，这个国家也就立不起来。这是对古往今来执政规律的深刻总结和精辟概括。
讲诚信，还是执政者顺利施政的必要条件。商鞅为了在秦国变法，“立木树信”，使他的新政很快得以推行。李世民所以开创了“贞观之治”，也是因为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实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
当今时代，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中，“仁义”是它的核心内容，基本精神；“礼”是社会规范，是衡量仁义的准绳；“智”是辨别能力，是正确实施仁义的前提；“信”则是仁义礼智落实到行动上的保证和体现。仁义礼智如果落实不到“信”字上，就会蜕变为哄人、骗人、坑人的假象。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诚信确立为基本价值理念之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对于个人来说，诚实守信是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做人缺乏人品，当官没有官德，必将行之不远，难以成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诚实守信是信用之凭、通行之据。企业丢掉诚信，必将寸步难行，难以顺利发展；对于国家来说，诚实守信是定海神针、力量之源。社会丢掉诚信，就会人人自危。政府丢掉诚信，就失去了行政权威。国家丢掉诚信，它在全世界面前也就难以立足，“不知其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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