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和谐友善的态度。这一观点，充分表明了孔子对人格独立的重视。
在春秋时代，“和”与“同”是一对哲学概念。“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或统一，犹如五味相调才有佳肴，五音相协才有妙曲，山水相间才有美景。“同”，是指同类事物之间的简单相加和同一。比如把水加到水里面，奏乐只有一种乐器、一个声调，是无差别的同一。正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只有不同事物之间相互结合、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新的事物。而相同的事物相加，不可能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才有世界，才有万物，才有发展；破坏了和，宇宙及万物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周易》提出“大和”，《中庸》提出“中和”，都是对中华文化这一宇宙观的概括。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名言中的“和”与“同”，特指君子和小人在对待不同意见上的区别。君子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是“和而不同”，既能恰到好处地协调各种不同意见，和谐相处；又能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曲意逢迎别人。推而广之，就是承认不同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谋求不同事物、不同文化、不同意见和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平衡与和谐。“和而不同”，是孔子儒学处理人际关系，处理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小人的态度正相反，是“同而不和”。因为他们总是围着自己的私利转，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一味曲意逢迎别人，从不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推而广之，就是不承认不同的存在，一味求同。正如钱逊先生指出：只顾自身，不顾他人，要求一切服从自己的利益；容不得不同意见，排斥持不同意见者，经营“一言堂”；盲从附和，唯唯诺诺，没有独立主见，唯上唯书；赞同我者是友，反对我者是敌，拉帮结派等等，都是同而不和的表现。
什么是君子的独立人格？《中庸》作了进一步明确的回答。子路问，君子怎样才能做到坚强。孔子回答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做到为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立定中庸而不左偏右倚、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国家政治昏暗时宁死也不失掉操守，才算得上一个坚强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君子。他告诉果敢刚强的子路，真正的强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以仁义为前提的大智大勇。这种强，体现为和而不流，柔中寓刚的气质；体现为中正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体现为立定志向，宁死不变的节操。孔子于乱世中周游天下，盼望着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由于政见不同，他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屈就，虽然游学多年，不为所用，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独立人格，正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生境界。
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他特别重视人的真情实感，强调要做坦坦荡荡的真君子，反对那种巧言令色的伪君子。所谓“直”，就是正直、耿直、直爽、直道，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真君子光明正大的品德。所谓“罔”，在这里与表示弯曲之意的“枉”字相同，是指那种不正派的人。孔子认为，直率是人与生俱来的质朴秉性。一个君子，要以正直立身，直道而行，堂堂正正地立身处世。只有直道而行，方可行之久远。而那些不正派的人，是靠虚伪、欺骗而生存。这样的人之所以也能生存下去，那是他侥幸地避免了祸害。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的回答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把“以德报怨”说成是孔子的思想，是流传颇广的误解。孔子强调直道而行，是非分明。有恩德于我的，我当然要以恩德来回报他。有怨恨于我的，我则要以正直来回报他，或者置之不理，或者给予回击，可视情况而定。那种不分是非善恶，毫无原则地忍让妥协，曲意逢迎，四处讨好，八面玲珑，貌似忠诚，实则欺世盗名的人，是孔子斥之为“德之贼也”的“乡愿”，而绝非具有独立人格的君子。
孔子所强调的独立人格，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高远的志向。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个“志”，既指人的志向、意志，也指人的气节。三军虽然人数众多，因为主帅之位是客观外在之物，无法完全自主，故而其主帅可能被夺去；而人的志向根源于内心，是属于自己的，即使是一个普通人，只要他立定志向，坚守气节，其志是不可能被夺去的。既然志不可夺，我们对自己，就要懂得立志的重要性，立定志向不动摇，坚守气节不改变，保持人格尊严，在任何环境下不为威胁或利诱所动；既然志不可夺，我们还要懂得尊重他人的志向，不要压服人，不要强人之所难。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是君子面临大节时，处理生死问题的原则。孔子认为，志士仁人视仁德重于生命，在为了维护仁道而需要付出生命之时，要“杀身成仁”；在国家遇到危难之时，要“见危授命”，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论语·宪问》）。仁义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但是，“生死抉择，惟义所在”，讲操守、重气节的民族精神则是永恒的。孟子同样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孔孟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明确肯定了仁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为了正义而献身，是个人人格的完成，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的要求。是什么指导着人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价值选择呢？追根溯源，就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历史传承中形成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观，有着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继承和弘扬。
君子的独立人格，还体现在孟子的如下两句名言上。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孔孟的这种浩然正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在这一思想激励下，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就义之前写下名扬千古的《绝命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表达了自己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坚定信念。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在狱中大义凛然，过生日时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激励自己。他写的《囚歌》，以鲜明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在要“自由”还是要真理之间做出了无愧的选择：“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两千多年前，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在当今时代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互鉴和交融，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以“和而不同”为底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写入了联合国的若干重要文件中。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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