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詹 丹
关于《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我曾经撰写过阅读的选择性问题，属于“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属于阅读策略，在此加以讨论。
阅读策略可从泛泛角度切入，就像小说家纳博科夫曾经说的，阅读长篇小说，应该起码有四个条件：有记性，有想象力，有文学感觉，最后，手头要有一本词典，可以随时查阅。这四点，对《红楼梦》的阅读都适用，我就借用过来展开讨论。［1］除查词典具有一定操作性，其他都好像不是我要你怎么做或者我要我怎么做，就能做到的。
首先，是记忆力。《红楼梦》人物多、事件杂。作者为了让读者对人物有渐渐的适应过程，在整体构思上煞费苦心。通过各种设计，把贾府里的各色人等慢慢推上小说舞台。记住这些人名、彼此的关系及相关的情节线索，记住发生在不同人身上的一些细节，都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记忆力。好记性可以帮助读者建立文本的有机关联性。比如第五十七回，庚辰本的回目上句是“慧紫鹃情辞试忙玉”，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忙玉”作“莽玉”，戚序本作“宝玉”。“宝玉”两字太平常，可不考虑。那么“忙玉”好，还是“莽玉”好呢？从常理说，用鲁莽的莽，没问题，宝玉未经仔细思考或者查证，就把紫鹃的谎言当真了，确实鲁莽。但是，第三十七回成立诗社时，宝钗就给宝玉起过两个别号：“富贵闲人”“无事忙”，所以，回目称他为“忙玉”，有意把平日的瞎忙乎与此时的虚惊一场联系起来，使这回目有了特殊的意味。［2］
其次，是想象力。小说写到一些内容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空白；或者只写到了表面，留下深层的潜台词，需要读者通过想象力去合理展开，把没有色彩的冰冷文字，用想象力去充实它、点燃它。如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例子：
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
读者如果不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单看这段描写，最多也就觉得黛玉太小心眼。这里挑战读者想象力的，是周瑞家的的回答：两句话都用“了”来强调，有让黛玉放心、一切都安排妥妥的意思。于是，她说话的潜台词，恰恰是跟黛玉的理解成逆向发展的。就是她以为黛玉这么问，是担心只有她有，别人都没有，她会不好意思收下来。为了让黛玉彻底放心，周瑞家的才这么说。于是，等到黛玉说出她真实想法时，在周瑞家的内心，产生了戏剧性逆转，让她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有一声不吭了。
再次，是文学感觉。这有点玄虚，似乎说不清道不明。比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内容，其中也有写得不错的，特别是司棋和表弟殉情、黛玉之死、贾府被抄、袭人改嫁、宝玉与贾政雪中相逢乃至夏金桂诱惑薛蝌等段落，都是比较生动的。在家族发展趋势方面，也遵循了原作的基本思路，但总体的艺术感觉，还是赶不上前八十回的大部分描写，不仅诗意荡然，而且主要的是，那种文笔曾经留下的很大想象空间，也一并消失了。虽然有一些学者坚持称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是同一个作者，但在我看来，如果不是想说明作者进入八十一回创作，有了江郎才尽般的遭遇，水平发生了断崖式下滑，那么有这类主张的人的艺术感觉实在太差。
最后，读小说也需要经常查阅词典。就《红楼梦》来说，小说在雅词和方言俗语的运用上，涉及的语域都比较宽广，即使是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因为用在特殊场合，也产生了不寻常的意义，我们还是需要查相关的学者研究，才能得到正确解释。比如宝玉去栊翠庵喝茶，妙玉给他使用自己的茶具绿玉斗，小说用了一个“仍旧”的“仍”，我们通常认为“仍旧”指不止一次，但北京大学的陈熙中老师认为这词解释为“乃”，并用相似的例子来佐证，我觉得是有说服力的。［3］当然，这样来理解，并不否认宝玉和妙玉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但在确认这样关系的前提下，仍然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支持性的证据放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这是我们阅读时不容易做到的。
下面，我就《红楼梦》自身的特殊性，来讨论相应的阅读策略。这里提三点，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一是版本的交错复杂性，二是材料的百科全书性，三是结构的对比、类比性。由此形成相应的三种阅读策略，其实都是这一总原则下的具体运用。
因为版本的交错复杂，所以从普通读者角度考虑，不必去直接阅读各种抄本或者清代活字印刷本的影印本。而只需把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的以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为程甲本）的整理本和程乙本的整理本进行对照阅读，前一种思想艺术更高的作为基本读本，后一种可以根据自己兴趣，来对照阅读一整回或者更多。其目的，是通过优劣对比，培养文学感觉。
需要先说明的是，白先勇有一个观点，说庚辰本是给小众研究用的，程乙本是给大众阅读用的，大陆个别学者对此观点有认同。这观点初听有道理，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因为当我曾和白先勇争论庚辰本和程乙本哪一个版本更好时，不是指清代流传的、原始意义上的脂抄本和程印本，白先勇当然也不是。我们都是指经过现当代专家整理的两个普及本，哪一个更少瑕疵、思想艺术更高明、更值得向读者推荐。
此外，关于这两个整理本的优劣比较，梳理程乙本不同于庚辰本的文字表述，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庚辰本有些技术上的笔误或者艺术上不合理的描写，在程乙本甚至更早的程甲本中得到了纠正。这些情况在整理本中，不少已经得到了纠正。有些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比如关于龄官在蔷薇花架下画“蔷”字，到底是几千还是几十；黛玉和湘云在凹晶馆联句，到底是说“冷月葬花魂”还是“冷月葬诗魂”；等等。
第二，程乙本改动的文字明显不如庚辰本，但又是不得不修改的。这样的改动，我们表示理解。比如第五回有关咏叹迎春嫁给孙绍祖的曲子“喜冤家”，其中一句写孙绍祖，庚辰本是“一味的骄奢淫荡贪还构”［4］，程甲本和程乙本都是“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5］，其中，“贪欢媾”重复了“淫荡”，不及庚辰本的言简意赅。但程本这样改，又是合理的。因为孙绍祖“构陷”贾家，是作者原来的构思，但在程本的续作中，并没有呈现这方面内容，小说主要写了他的淫荡和对迎春的欺凌。这样，修改曲词，其实也是为了照顾到后文，前后保持一致。这样的改动，虽然掩盖了曹雪芹原来的构思，但从情节整体角度考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此改动，就没必要苛责。
第三，程乙本（有时候也包括程甲本等）与庚辰本不同的文字处理比，明显拙劣。这样的例子是大量的，占多数。因为之前有过文章讨论，这里就仅举一例。比如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七单元，谈到学习《红楼梦》主题的任务时，有“这块顽石幻化成贾宝玉”一句［6］，其实是依据了程印本对脂抄本修改才有的说法。多种脂抄本大多写的是顽石幻化成贾宝玉出生时口中所含的通灵宝玉，并一直是故事的叙述者，而神瑛侍者才幻化成主人公贾宝玉。但在程甲本、程乙本中，顽石、神瑛侍者和贾宝玉合三为一了。由此引出了三个失误：第一，混淆了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基本差异；第二，混淆了炼石补天神话和木石前盟石化的差异；第三，让通灵宝玉与顽石间发生了莫名其妙的裂变。
这是基于小说材料具有百科全书的丰富性而提出的一种阅读策略。
我们当然可以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多样性来阅读相关文献，深入理解《红楼梦》涉及的许多描写，比如单是西洋物品，方豪梳理历史资料，分析其中提到的外国物品；周绍良从西洋钟表特点考证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听到的敲钟声到底是几点。还有商伟研究小说中的西洋镜，孟晖研究小说中的西洋玻璃，相关文献，都值得参考。我们不是做研究，也未必需要去阅读小说外的一手资料，但是，参考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有帮助的。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举诗歌方面例子来说明。
第四十回，林黛玉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虽然我们可视为她当时在跟宝玉、宝钗等闹别扭，因为是他们主张要人来收拾残荷的，但林黛玉真喜欢这句诗也是可能的。而究竟是怎样一种喜欢，就需要把这句诗放到李商隐诗的具体语境中来进一步理解。
其诗《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写对人的怀念：“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与曹雪芹几乎同时代的纪晓岚对结句的点评：“不言雨夜无眠，只言枯荷聒耳，意味乃深，直说则尽于言下矣。”又说：“‘相思’二字，微露端倪，寄怀之意，全在言外。”［7］这一点评，颇为精准。联想到林黛玉平日常失眠，那么，这一写雨夜无眠的诗句，能得到黛玉的喜爱，未必是一种引发愉悦的审美欣赏，或许仅仅是因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抒情主体的特殊心境而引起的共鸣。
从林黛玉性格和生活习性看，她喜欢这样的诗句，容易对这样的诗句产生共鸣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把诗中的意境在现实中复制出来保留下去，让自己沉浸其中流连低回，就不免让人觉得她有自虐的心态。而缺少夜晚无眠体验的宝玉，当他积极配合，有意在现实中保留这一意境的物质条件，是真理解了黛玉的心思，还是在句子层面品味了“果然好句”，进而唤醒了他欣赏雨打荷叶的别样乐趣？或者仅仅出于对黛玉的表面迎合（如同他常常这样做的）？类似的思考，就把阅读带向了深入。
第七十回，大观园重开诗社，咏叹柳絮。林黛玉作《唐多令》，哀怨悱恻一如既往，说什么“飘泊亦如人命薄”，是“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而薛宝钗写了一首让人刮目相看的《临江仙》：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8］
从小说本身看，薛宝钗的咏柳絮当然是林黛玉等人创作的翻案文章，但不少学者认为，这首词作，是受宋人洪迈《夷坚志》卷一中记录的一则《侯元功词》故事影响的。该故事云：
侯中书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场屋，年三十有一，始得乡贡。人以其年长貌寝，不加敬。有轻薄子画其形于纸鸢上，引线放之。蒙见而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曰：“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举登第，年五十余，遂为执政。［9］
这里写男主人公侯蒙考场受挫又长相难看（貌寝），但他心态极好。虽被人嘲弄，肖像晒到了天上，他居然能趁机作翻案词，所题咏的“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具有明确的双关性，“一举”之“举”，也可以落实为侯蒙自况的应举。不过，薛宝钗在词中借用此句时，以柳絮替换风筝，其关于柳絮和人的命运的双关性就被泛化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原词的人物形象与风筝重合，作为一种潜在文本影响到情节叙述中。这样，隐藏于《红楼梦》书本背后的历史故事，如同一条暗线牵连起柳絮、风筝和人物三者的紧密关系。
事实上，当小说写大观园众人吟咏柳絮时，最先出示的是才写了半首的探春的《南柯子》，道是“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探春题咏柳絮只有半首，所留下的残缺，虽然也有宝玉来续写，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探春在放飞风筝活动中，依托凤凰和喜庆的关联，把自己未来的人生走向，如断线风筝的远嫁行为暗示出来时，才完成了“咏柳絮”的下片。这是以具体活动的暗示对上片文字的接续，是对词作“难绾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主题的呼应。而中间插入薛宝钗的咏絮词，其对侯蒙词中的意象挪用，既有它自身相对独立的意义，除此之外，也是在与作品内部及外部的互文关系中，加固了人与柳絮、与放飞风筝的关联性。
还想指出一点的是，考虑到高一上半年是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纳入必修教材的，所以，应该有意识地把《红楼梦》与《乡土中国》参照起来阅读。事实上，《乡土中国》也不时会举到《红楼梦》的例子，比如“男女有别”“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章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应该说，阅读回归本文，这是最基本的阅读策略，而《红楼梦》本文在整体构思上的对比、类比性体现得如此全面，使得对比和类比的阅读策略，更应该得到深入贯彻。
从文本的大处着眼，有情节设计、人物塑造、主题概括三方面，由此也引导读者要从这些方面来确定阅读策略。
从情节看，整体意义上的家族的盛衰构成整体对比，连同家族中人物命运，都有了趋同性对比。而甄家小荣枯与贾家大荣枯，则有缩影般的类比。
局部意义上，例如第十九回袭人的花解语和黛玉的玉生香，两人各自与宝玉发生的似乎相近的儿女温情，却有了进一步的道德教诲和情趣相投的对比性差异。而宝玉挨打后，宝钗和黛玉探视宝玉的不同表现，还有上文提到咏絮词，黛玉的《唐多令》与宝钗的《临江仙》主题的悲观和乐观对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许多红学家写过专题讨论的论文。
从人物塑造看，金陵十二钗正册的排列规律，就有明显的两两对比性，不少学者，正是从这方面来展开比较分析的。如王昆仑在《红楼梦人物论》中谈到的黛玉做人、宝钗做人，这种鲜明对比，给人深刻印象。而他在把民国时期写成的《红楼梦人物论》在1949年后加以修改时，对对比和类比策略的运用，也就越发自觉，视野更加开阔。这里举一例，可以给读者阅读起一定示范作用。他的《红楼梦人物论》在第一篇的“花袭人论”中，1948年的版本是这样的文字：
他（笔者按：指曹雪芹）以十分郑重的态度写宝钗，以十分艰苦的心理写黛玉，以十分生动的情调写凤姐，对于宝钗和黛玉觉得还写得不够，便再加上宝玉身边两个重要的丫鬟：以极细腻的笔法写袭人，以极明朗的调子写晴雯。［10］
198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修改版中，这段文字改成：
他以艰苦沉重的心情写黛玉，以郑重深曲的笔墨写宝钗，以酣畅活泼的情调写凤姐。作者又根据社会真实看出处于高贵地位、富有文化教养的小姐中，有黛玉宝钗两种对立性格，在出身下层、受人奴役的丫鬟中，也存在着晴雯和袭人两种立场、两种性格的代表人物。［11］
我们发现，在第一版文中，没有提出的晴雯和袭人究竟与黛玉、宝钗间构成怎样的结构关系，在修改版中被清晰揭示了：这是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两种立场、两种性格的代表性人物的对比和各自的类比关系。至于晴雯、袭人两人的性格在修改版中没有被提及，也许是因为作者认为，相比于对人物的性格呈现，揭示社会的结构关系更为重要，而且这种结构揭示已把性格呈现通过类比而暗含其中（通常所谓的“钗影黛副”，已经为人所熟知），更何况在其他段落，这些性格特征也有更全面的揭示和剖析。
从主题概括看，读者一般都习惯用命运、无常来概括《红楼梦》，最近作家闫红在一个讲座中也详细谈了她对《红楼梦》“无常”的感受，她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薛宝钗对赵姨娘客气，给她送礼物，未必说明她做人圆滑。也许这里有一种无常观在起作用，保不定自己将来就成了别人眼中的赵姨娘，所以善待赵姨娘，其实是对无常保持敬畏，让人生变得安全的一种策略。当然从对比策略思考，我觉得小说实际上是把无常的主题具体化为两种，一种是香菱的“有命无运”，还有一种是秦可卿的“有运无命”。这里的命，是指生命，不是天命。有命无命，主要是指长短。这种生命和运气的分离，就是命运无常，而能够命运两济的，如同小说开头写到的娇杏，谐音“侥幸”，只是一种偶然。这样的主题理解，对读者来说有一定的真切性，但也蕴含着一个重要局限。因为无常虽可能反映了作者创作的自觉观念，但又不能全然等同于小说本身，因为小说在展开家族盛衰和人物悲剧结局时，也把人的性格局限特别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一并呈现了。所以把命运无常作为对比性的展开方式，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把作者的自觉意识和他在小说中客观呈现的事实加以对比性理解，从而使我们的理解有可能超越作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局限，能够发现作品正视现实、批判现实的力量。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无常观念，成为对不合理社会和制度的无意中的一种辩护。
当我们展开文学阅读而自觉运用一种策略时，我们的阅读可能会减少感性的乐趣，我们变得更理性，更像艰苦的工作者而不是一个乐在其中的人。我不怀疑思考本身能获得乐趣，文学阅读不能纯粹跟着感觉走，必要的理性还是需要的，但如何努力让感性和理性得到平衡，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这里我举纳博科夫关于《包法利夫人》的思考题，来说明理性和感性融合的一种途径，他曾经出这样的思考题，让读者来想象自己所理解的女主人公艾玛：她会喜欢布满废墟和牛群的景色，还是与人群不产生联想的景色？她喜欢她所处的山间湖泊有一条孤零零的轻舟，还是没有轻舟？［12］
是的，这似乎呼应了我们此前论述的对比策略的运用。但还需要看到，这里有理性和感性，思辨和想象的一种平衡。我们阅读《红楼梦》，也应该有这样的尝试。
注释：
［1］［12］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2，517-518.
［2］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03.
［3］陈熙中.红楼求真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8-128.
［4］［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87，997.
［5］冯其庸.八家评批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27.
［6］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141.
［7］陈伯海.唐诗汇评：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665.
［9］洪迈.夷坚志：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33.
［10］太愚.红楼梦人物论［M］.上海：上海书店，1990:2.
［11］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14.
——《语文学习》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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