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河至长江之间，即泰山以南、长江以北的最高山峰太湖山之南坡的脚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土岗，向南，一直延伸到5公里远的裕溪河北岸。
这里，属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
这里，有一座几乎和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二期、还有大汶口文化同年代的、距今约5500年历史的文化遗址，也就是凌家滩文化遗址。
她是在长江下游、巢湖流域发现的一座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文化遗址。
令人惊奇的是，与同时期的中国其它文化遗址相比，这个遗址，显得非常地卓尔不群、非常地另类。
她是迄今为止，中国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城邑性遗址，可能没有“之一”。
同时期威名赫赫的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二期、大汶口文化，可都是没有城邑性遗址的。
可是，这么个高大上的文化城址，她的文化类型，却又很孤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这座城址的北部最高处，海拔约26米，向南逐渐降低至海拔6.7米。遗址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0.8公里，方圆160万平方米。四周有一条大型围壕，形成一条“护城河”。
遗址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显示出一定的城市规划水平。
第一区域，是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庭院区。房子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
这个区域出土了大量陶片。
第二区域，是一个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
在广场中间，有一个红陶土块砌成的水井。其水，清澈可饮。它可能是祭祀活动的专用水井。
经地质专家鉴定，这是中国地区最早的、具备现代化意义的水井。
第三区域，是大型墓葬区。
墓葬区中央，有一处约一米高的祭坛。墓中的陪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等。
遗址中，两块墓葬区的分界处，有一条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东北、西南走向，用小石块契垒而成的“石墙”。
这条“石墙”，是利用石块自身之大小、宽窄不一的形状，一块块地相互契垒起来的。每块石头之间，没有任何的粘合剂。但是，至今，人们仍不容易用手，将契垒在一起的石块拿开。
这足以表明，凌家滩的先民们，早在5500多年前，就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几何力学原理，因此而有着高超的建筑水平。
遗址墓地出土的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文化遗址所不能比拟的。
器形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工具、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等，应为礼仪用器。
装饰品类，主要是穿戴于身上起装饰作用的镯、璜、环、块、璧、双连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特剃的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
动物或人物形象类，主要有猪、龟、龙、风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
其它类，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
此外，遗址中玉器的钻孔技术，也是令人称奇。
有的孔径，仅有0.15毫米，可谓是细如发丝。
这种钻孔技术，就是现代的一些钻孔工艺，也不易做到。
结合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厚大的甘锅片，专家推测，凌家滩遗址的先民，可能在5300年前，就已经拥有了金属冶炼技术。否则，他们是无法达到上述钻孔效果的。
当然，金属性的钻孔工具，遗址中没有找到；但是，用石头制作的石钻，倒是发现了一个。
这个石钻的尾部很大，而钻头，则很尖，且是螺纹型的。其设计和制造，包涵了机械、力学、几何学的基本原理。
现代社会里，几十年前木工们还在使用的手工木钻，其原理，大概也就和这个石钻的工作原理差不多，只是在形制上，作了一些改进，并且，由石器，变换成了木器加铁器而已。
遗址中出现的代表性遗物还有：
1）玉龙。
该玉龙扁圆形，首尾相连，吻部突出，头部雕出两角，龙须、嘴、鼻、眼部，都刻划得清清楚楚。
这个5300年前的圆雕玉龙，与同时期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玉龙，有的一拼，甚至于更接近后世之龙的形象——它有须和角。而红山玉龙，是没有这些的。
2）玉鹰。
这个玉鹰呈展翅飞翔状。双翅为猪首形。鹰首侧视，头背上有一个蜗牛壳一样的造型。这使得这只鹰的头部，看上去又像是一只蜗牛。鹰的眼睛，以对钻出的孔眼表现。鹰的外表健美，显得性情凶猛。胸腹部的八角星纹，为鹰的主体纹饰。
3）玉人。
玉人为浮雕。长方脸、双眼皮、浓眉大眼；蒜头鼻、大耳大嘴，上唇留有八字胡。其体形和五官，表现出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
玉人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饰满了玉环，头上戴有圆冠，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
4）虎首璜。
虎首璜和大量的玉钺、玉斧、玉戈等兵器同墓出土，说明，它可能是一种兵符。
5）龙凤璜。
龙凤璜与传统文化中，“龙凤呈样”的婚姻寓意相映衬，喻示着一种结合。
那么，到底是喻示着什么样的结合呢？
龙是图腾；凤作为一种鸟，也是图腾。
不过，龙是当时伏羲氏部族特有的图腾，而鸟，则是当时一些靠海、或靠水边之部族普遍使用的图腾。
所以，龙凤璜，可能是伏羲氏部族，与巢湖周边土著部落及部族政治联姻的标志。
6）无足玉龟和玉版。
无足玉龟和玉版，是叠压在一起同时出土的。
出土时，玉版就夹放在玉龟之上下合一的两片甲壳里面。这和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可以相映证。
玉版正面为长方形；反面略内凹；两短边各对钻5个圆孔，一长边对钻9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对钻2个圆孔。
如何理解这些钻孔的寓意呢？
从无足玉龟，我们可以联想到《河图》《洛书》。
在《河图》《洛书》中，5，是中央的象征。而两短边的两个5相对，则与《河图》中央的两个阴5夹着一个阳5相关，意味着世界是变化的——《河图》中，两个阴5夹着一个阳5，就寓意着一代一代的变化。
两条长边的9个圆孔和两个圆孔相对，合起来就是《洛书》中阴2主体的本与气相对。其中，2为本，9为气。《洛书》中，阴2与阳9合起来的主体，是一个事物变化到最后时刻之最强盛的主体，寓意着最后的强者。
玉版四边之孔数的安排，实际上代表了玉版所有者对历史趋势的展望，代表了玉版所有者“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的战略决心。
玉版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一个方心八角星纹；圈外，又雕刻着一个大椭圆形。内、外两个圆的中间，又以直线平分为八等分；每个等分里面，则雕刻着一幅圭形纹。
在椭圆外，沿圈边对着长方形玉版的四角，也是各雕刻着一幅圭形纹。
这中间的八角星纹，以及里面八个等分里的圭形纹，和外面四角上的圭形纹，正好表达了“四岳并举，八方共和”之寓意。
圭版，是古代大小官员上朝时的礼器和身份象征。这个上朝仪式的来历，可能就是发源于神农时代，各个部落以及各个部族首领，会盟时手持圭版，以表明自己身份的历史习惯。
而无足玉龟，则是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的结果，是四岳岳主特有的身份象征。
和濮阳西水坡的天盖墓，因为其上覆盖有仰韶文化遗层，就被一些专家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是属于仰韶文化一样，由于凌家滩文化遗址就在巢湖之畔，所以，凌家滩文化，也被一些专家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是传说中的有巢氏所创造的文化。
他们认为，这里，就是有巢氏的聚落中心。
然而，关于有巢氏，《庄子·盗跖》曰：“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通志·三皇纪》记载：“厥初，先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有巢氏’，亦曰‘大巢氏’”。
唐张九龄《龙池圣德颂》：“燧巢之前，寂寥无纪；书契而后，焕炳可观”。
鲁迅《自文字至文章》云：“至于上古实状，则荒漠不可考，君长之名，且难审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者，列三才开始之序，继以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者，明人群进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降及轩辕，遂多传说，逮于虞夏，乃有箸于简策之文传于今”。 按照历来的传说，有巢氏是在燧人氏之前引领过历史潮流的一带圣君。且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的名号，“殆皆后人所命，非真号矣”。
而燧人氏在农业社会来临之后，就已经被伏羲氏所取代，更何况，排在燧人氏之前的有巢氏呢？
他还能够在农业时代，继续长命不衰，创造出在当时算是出类拔萃的文化来吗？
那么，凌家滩文化，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文化呢？
我们要看到，凌家滩遗址中有龙。
这在当时，是只有伏羲氏部族才有的文化标志。
其他的部族中，即便有龙，也不是真龙。
神农氏部族的仰韶文化，是“蛙龙”或者“鱼龙”；共工氏部族的中原文化是“龟龙”；而东夷氏部族的大汶口文化，则根本就没有龙。
另外， 凌家滩遗址中，还有鹰。
这又与赵宝沟文化遗址中的鹰相对应。
这个鹰的双翅为猪首形，这又与赵宝沟文化的猪首蛇身相符合。
鹰的头背上，有一个蜗牛壳一样的造型。这是对《河图》寓意的形象化。
如果将《河图》改换成一个立体图象，《河图》就是一个和蜗牛形象一样的、螺旋线上升与放大的形象。
鹰的头上有蜗牛，就是寓意螺旋性的上升。
鹰的胸腹部有八角星纹。这是取意于《洛书》，就是统治八方的寓意。
但是，与赵宝沟文化或者红山文化不同的是，凌家滩遗址中有龙凤璜。
龙，代表伏羲氏部族。
凤，却不是鹰，它应该是海鸥等海鸟的转化，应该是巢湖边上某些土著部落的图腾，应该是代表巢湖边上的一些土著部落。
龙凤璜，暗示着伏羲氏部族和巢湖边的土著部落结成了政治联姻，双方合为一体。
另外，凌家滩遗址中的龙，与红山文化区域中的龙，也不尽相同。
它是更接近于后世之龙的形象。
这说明，凌家滩遗址的主人，虽然也是属于伏羲氏部族，却和赵宝沟文化或者红山文化的主人，有所区别。
他们不是红山文化的分支，而是与红山文化平行发展的，另一部分伏羲氏部族之后裔。
联系到南岳之名为衡山，乃制衡天下的意思，可以想到，这个凌家滩遗址的主人，或许就是伏羲氏部族，在中原战败后，逃到湖南的那部分战斗人员的后裔。
他们来到巢湖之畔，与当地土著结成政治联姻，合为一体，显然不是仅仅因为，这个地方适宜于居住；而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从这个地方，西，可以进攻河南；北，可以进攻山东。
虽然他们不是战争的主角，但是，这背后的插刀，可是能够令敌方分心走神，首尾难顾的啊。
从这个战略布局来看，伏羲氏部族的领导者们，还是虽败犹勇，要矢志不移地夺取天下，归回他们的东方“正位”。
后来，他们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这真是，有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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