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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网红白居易:他没遇见盛世,但他遇见了大唐

2017-09-17


文/张洛鸣




一·官方认证的“诗仙”VS民间追捧的“网红”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这两句诗,是一位名叫李忱的唐代诗人为悼念另一位唐代诗人而写的。


李忱作为诗人,除了名字跟“冰冰的老公”谐音之外,估计半点知名度都没有;《全唐诗》之所以能收录他六首诗,恐怕也是看在他另一个身份的面子上——他是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包括武则天)、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说实话,这货做皇帝的水平倒是比写诗高得多,唐朝晚期的三大弊病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他全碰上了,可是在他的治理下,大唐居然看到了中兴的曙光,你说牛不牛。


那么,能让这么牛的皇帝在百忙中亲自写诗、深切缅怀的,应该也是个很牛的诗人吧?是李白吗?


不好意思,还真不是。虽说我也希望第一个得到大唐官方认证的“诗仙”是李白,但这里的“诗仙”,确确实实说的是白居易。不信您看这首诗的下面两句:“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好在白居易也是个牛人。在今天的语文和历史课本里,他是与李白、杜甫齐名的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凡会讲汉语的人,就算背不出,也一定听过他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和“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从这个角度说,他也算蛮对得起唐宣宗的高度赞誉。


不过话又说回来,白居易虽然牛,跟“诗仙”这个称号却实在是不太搭调——众所周知,他的诗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烟火气重,据说连不识字的老太太、回鹘的放牛娃、日本和韩国的半吊子书生,都能背他的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当然,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但这明明是“网红”范儿、是“流量明星”的特质,无论如何够不上“诗仙”的逼格。要知道,人家“正牌诗仙”李白是能把“真特么高啊”写成“噫吁嚱,危乎高哉”的,哪像白居易的诗这么浅显,半点“仙气”都没有?


当然,白居易也不是只会写“浅显诗”,“离离原上草”和“能不忆江南”的名气再大,也不足以让他跻身一流大诗人的行列。至于那些真正奠定他江湖地位的诗,并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


那是一些“有故事”的诗。关于他和它们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二·顺风顺水的日子可以很长


白居易虽然姓白,但跟青丘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四海八荒的上神一个也不认识,他的功名,是靠真才实学(或许再加上一点圆滑世故)挣来的。按照一般的套路,像他这样的有志青年往往都经历过非常苦逼的奋斗历程,不过具体到这货本人,还真说不上多苦逼。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和躲避战乱,他搬过几次家,不过好在那时候落户不难,学区房也不贵,所以他的学业并没受太大影响,该读的书没少读,该写的诗也没少写,那首著名的“离离原上草”,就是十六岁那年的考试作文。


回想我十六岁的时候,还趴在语文试卷上默写他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人和人的差距,还真挺大。


到二十八岁那年,白居易考中了进士。在后世看来,“二十八岁中进士”好像没什么值得炫耀,但在唐朝,这相当值得——当时有句话叫“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有为,然则进士科的考试难度可想而知。


白居易对此也很自豪,曾得瑟地写过“十七人中最少年”,完全不考虑另外十六个老男孩的感受。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青年才俊中最年轻的,比如工作时认识的好基友元稹,就比他还要小八岁。


顺便说一句,元稹就是写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那位,他还写过一篇“半自传体”的《莺莺传》,后来一个叫王实甫的人根据它的故事创作了《西厢记》。相传,这货跟白居易非常心有灵犀,俩人甚至能默契到相隔千里却在同一个晚上写诗思念对方,满满的基情把当时吃瓜群众的朋友圈都刷暴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当时,白居易和元稹还没有相隔千里,而是都在长安上班,他们经常约一群朋友喝扎啤、办沙龙、开party,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各种话题,一言不合就写诗,内容多半是互相吹捧或互开玩笑,总之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当然,那时候他们的官都不大,工资也不多,然而前景很光明、岁月很静好,不也算是很舒适的生活了吗。


纵观白居易这一生,虽然也受过委屈、遭过罪,但这种岁月静好的状态,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我固然不敢说,这货是唐代诗人中最有才的,但我敢说,他绝对是有才的诗人中混得最舒服的。比如从年龄上说,他活到七十四岁寿终正寝,去世后备极哀荣(连皇帝都写诗悼念,想想那排场),比李白六十二岁不明不白地死去、杜甫五十九岁凄然病逝船上,不知好了多少倍。又比如从级别上讲,他晚年混到正二品太子少傅、封县侯,最终以刑部尚书衔致仕(退休),虽然都是些“闲职”,但已经是陈子昂(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那位)、王勃(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那位)和王维(写“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那位)终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就算他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被贬谪,也是做“江州司马”,这虽然只是个正六品下的芝麻官,却比杜甫和李商隐(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那位)一辈子做过的最大的官还要大。何况,他只贬过一次官,而他的好基友元稹贬了四次,另一个好基友刘禹锡(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位)贬了三次。


综上可知,虽然唐代混得好的人很多,大诗人也很多,但像白居易这样混得好的大诗人,不多。尽管他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尽管别人的更大不幸不能抵消他的不幸,但平心而论,大唐基本上算是没亏待过他。


那他因此感到幸福快乐了吗?这倒不一定。




三·娘是骂出来的,诗也是骂出来的


有人说,白居易百分之九十的诗都很烂——不是遣词造句烂,而是格调不高。由于我没读过他百分之九十的诗,所以不好赞同或反驳这个评价,不过就我看过的那部分而言,还真有不少“糟粕”。特别是到了晚年,这货在洛阳包养了一群“舞姬”,整天倚红偎翠享清福,这种状态下写的诗,质量可想而知。


不过就算在这个时期,他也写过几首挺大胆的诗,比如“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


这里简单交待一下背景知识:江充是汉武帝时期的“奸臣”,后世有好多人喷他,一直喷了几百年。可是到白居易这儿,他却说这不光是江充的问题,要是汉武帝心里敞亮,能明察秋毫,江充还有机会干坏事吗?如果江充是奸臣,那是谁任用了奸臣?


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两句诗有什么问题,但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它非常有问题,因为它太容易被理解为白老头借汉武帝来骂当时的唐文宗了。而且这不是白居易第一次这么干,在当年那首奠定他诗坛地位的名作《长恨歌》中,第一句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句话的实际意思是“唐玄宗喜欢美女”。


写《长恨歌》的时候,白居易只有三十多岁,名气也不大,如果想借几句大胆的诗博眼球,还可以理解;可是写关于汉武帝和江充的《思子台有感》的时候,白老头已经是正三品的大官、闲官,完全可以钓钓鱼、打打麻将,不需要也不应该再来操这份闲心。就算真要写诗,以他当时的江湖地位,甭管写什么狗屁都会有一大群粉丝叫好,干吗非得触这个霉头?


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白居易。他曾经是个愤青,后来是个大愤青,老了之后,就变成了老愤青。


白居易的愤青史可谓源远流长。比如在刚考上进士之后的那几年,他经常游历长安附近的大好河山,游着游着,就有了感触,于是写出了……《秦中吟》。


《秦中吟》是一组诗,一共十首,每首都是用文言文骂娘。比如《重赋》,写的是皇帝另设私库,储藏大臣们进贡的金银财宝,大臣们却也不肯自己掏腰包,而是打着皇帝的旗号搜刮老百姓。又比如《轻肥》,有几句写道“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几乎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出一辙。再比如《立碑》,居然说“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乃传后代疑”,意思是官员如果干得不好,光靠立碑宣扬自己的功绩,也只能糊弄一下“愚者”而已,在“贤者”眼中却并没什么卵用。


当然,要说这十首诗里最著名的,还要数最后一首《买花》。那句“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不仅用客观冷静的陈述piapia打了帝国的脸,也开创了新的唐诗风格——像记者那样观察、像旁观者那样记述、像亲历者那样思考。


这种风格的创作被白居易命名为“新乐府运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秦中吟》不算“新乐府”)。在给元稹的信里,他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来解释自己的写作动机:写诗,不是为了扬名立万,也不是为了无病呻吟,而是为了反映那个时代的光荣和疾苦,为了用笔去呼吁和呐喊。


可想而知,这些诗并没起到、也不可能起到他所期望的那种作用。但这大概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写完《秦中吟》之后,白居易还不过瘾,又写了《新乐府》五十首(也有学者认为《新乐府》写于《秦中吟》之前)。其实,这五十首诗倒不像《秦中吟》那样全是骂娘,不过最有名的几首,比如《卖炭翁》、《上阳白发人》和《杜陵叟》之类,也还是骂娘。《卖炭翁》就不多说了,中学课本上都有,那一句“心忧炭贱愿天寒”可谓写出了小商贩满满的无奈。《上阳白发人》写的是一位被强征进宫的宫女的遭遇,她很遗憾地没能完成玛丽苏式逆袭,只好荒废四十年光阴,“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杜陵叟》写的则是一个老头碰上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可是当地官吏非但不赈灾,反而逼着他赶紧交租;等皇帝终于得知旱情、下令免税,90%的人已经把自己的口粮交上去了,要是要不回来的,叩谢皇恩却不能免——“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在这几首诗中,白居易用大段的平铺直叙,不厌其烦地记录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碎碎念,诉说了他们无处诉说的伤痛和辛酸。由于它们措辞很直白,所以看上去情绪很克制,但读完之后,又让人有种莫可名状的悲凉感。后世评论说,它们几乎可以比肩杜甫的《三吏三别》,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跟杜甫不一样的是,写《秦中吟》和《新乐府》的时候,白居易还年轻,而且正处在青云得意的人生阶段。他笔下那些“黄衣使者白衫儿”,从没冒犯过他本人,卖炭翁和杜陵叟受的苦,他也从没亲身体验过。他只是看到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看到了与圣贤书上不一样的百态人生。


其实白居易对“民间疾苦”的体会并不算深,因为他毕竟没有沦落到那个地步。何况他又是个很普通的人,既不像李白那样狂放洒脱,也不像杜甫那样悲天悯人,更不像杨涟、史可法那样纵然粉身碎骨依然坚持真理。他只是在有点文采的同时也有点良知而已,像他这样的人,历朝历代多的是。


那他为什么比别人出名呢?我只能回答,这要归功于大唐。




四·大唐的襟怀成就了白居易


白居易属于在安史之乱的废墟上出生的那代人。相比之下,杜甫虽然混得潦倒,总算还赶上了开元盛世的尾巴,见证过煌煌大唐的繁荣;而对白居易来说,那些都只是枯黄的纸页和老人口中无精打采的传说罢了。


但白居易仍然是幸运的。因为日暮西山的大唐,依然保持着盛世中的高贵、包容和自信,否则《秦中吟》和《新乐府》早该失传。


还有前面提到的《长恨歌》,它虽然用凄美的语言赞颂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但毕竟是关于宫廷绯闻的八卦;而另一首与它齐名的长诗《琵琶行》,更是一大通怀才不遇的牢骚。试想,如果这两首诗写于朱元璋时代,那流传下来的概率恐怕要大大降低了(明朝不禁绝这两首诗,是因为它们说的是唐朝的事,如果说的是明朝,未必有那么好的运气)。


可是唐宣宗是怎么评价它们的呢?在那首悼亡诗的第三联,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意思是连小学生都能读懂《长恨歌》,连外国小学生都能吟唱《琵琶行》,白先生真可谓红得突破天际。


这当然是极高的赞誉,但同时,这也是极广的襟怀——连小学生都知道“汉皇重色思倾国”,连歪果仁都会唱“江州司马青衫湿”,对大唐的名声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值得大唐皇帝夸耀的地方?然而唐宣宗就是夸耀了。他没有责怪这两首诗给大唐抹了黑,也没有痛恨写这两首诗的白居易吃着俸禄还骂娘,相反,他欣赏这个人的才华和骨气,并为他的文名远播而感到自豪。


所以他才会在悼亡诗的最后说“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啊。


因此,每当人们说,是白居易装点了大唐,我都会回复,不,是大唐成就了白居易。它的有容乃大、它的海阔天高、它的仁民爱物,给了白居易以及每一位像白居易一样的诗人以绽放才华的舞台,让今天的我们有幸吟诵“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得以悲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自元代直至清末,很少再有人写得出这样的诗句。清朝中叶,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这真的只是“天公”的问题吗?究竟是唐诗已被唐人写尽,还是唯大唐方能激发诗人的灵感?


从这个角度说,白居易应该感谢大唐。


当然,大唐也并没吃亏。它没有因《新乐府》和《秦中吟》的存在而减色,也没有因《长恨歌》和《琵琶行》的流传而招黑。相反,当它的风流被雨打风吹去,当它的辉煌被深埋故纸堆,当麒麟阁和大明宫终成残垣断瓦,恰恰是那一首首绮丽詹雅、炫彩流光、激扬慷慨、沉郁雄浑的唐诗,留住了它昔日的烟华旧梦,让它的富丽和繁盛流播万里、传唱千年。


今人每称盛世,必言梦回大唐;西方每论东土,亦必谓大唐乃华夏古典文明的巅峰。而这巅峰之上,当有白居易的一番功勋。


大唐并不是完美的。白居易也不是完美的。唯有他们的相遇,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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