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即为嫡长子继承制，传说为周公所创。这种制度不同于上古时代的以功劳为重要标准的禅让制，属于西周王国的创新改革，但是这种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家天下的治理体系，完全是为西周王室所服务的。可以说，这种制度的初心就是自私的。
《仪礼·丧服》：“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 宗法社会以嫡系长房为“大宗”，馀子为“小宗”。
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非常完备的体系，周天子的继承者必须是嫡长子，其他王子则从出生就注定不能继承王位，即使所谓的“小宗”，是为别子。即是从嫡庶之分和长幼之序中，决定了国家管理机制的根本，嫡长子为绝对继承者，其他别子在嫡长子继承王位后，就成为嫡长子的臣僚。
这些别子不能在朝廷中与嫡长子争夺王位，他们的出路，除了受命大臣，就是分封诸侯。当这些诸侯在诸侯国建立公室，便也要建立宗族，就会被奉为宗族的始祖。这些别子的爵位也是由其嫡长子继承，这个嫡长子的家族也称之为大宗，其他儿子就被称呼为小宗。
以宗族体系为基础，西周王朝建立起了严谨的宗法制度。各诸侯国以此为基，治理诸侯国。但权力的诱惑力太大，大宗与小宗的产生，其实注定了这种制度的短命。
《逸周书》有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旁天子而立于堂上”，这里似乎为我们证明了某种不同于司马迁的观点，即唐叔虞可能并非周成王的幼弟，其年龄可能比周成王较大，而且极有可能在武王朝代就已经建功立业。
在《墨子》中有，“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显然说的是唐叔虞与姜子牙在西周初年的地位相差无几，可是姜子牙是外臣，而唐叔虞是真正的王族血统，且其封国更近于周王城，那么晋国本身与周王室血脉相连，更容易传承周王室的礼乐制度。
《国语·郑语》:“若周衰,诸姬 其孰兴?”对曰：“其在晋乎”显然晋国作为周王室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是最能代表西周礼乐文化的，对宗法制度的遵从应该也是最为忠诚的。那么，事实呢？
《左传》中有段记载，曾经追述鲁卫晋等国受封时的情况，对鲁卫而言，皆为“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唯独对晋国的政策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完全没有提及周王朝的制度，这显然与西周王国改天换地的初衷相违背。
这就得说到唐晋之地的现实情况，所谓“晋居深山，戎狄之余邻”，也就是说此地是集夏人、殷人、周人和戎狄杂居的地方，地缘因素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相当复杂，如果晋国开国的几代君主，开始就以周人制度治理晋国，必然会促成动乱，这也可能是西周建国初期唐晋之地发生叛乱的根源。当唐叔虞获封唐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终于稳定局势。
唐叔虞在晋国即为第一大宗，其子孙以嫡长子继承制的方式，延续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晋国几代耕耘，发展壮大，子孙繁衍生息，大宗与小宗相辅相成，非嫡长子受封各地，开枝散叶，数十年间倒也未曾发生动乱，兄弟之间和睦共处。
在困难重重之中，晋国的宗法体系终于在西周的制度基础中建立起来，可是晋国开国之初的夏政戎索，并未完全消散，这种政策的痕迹在晋国的乡野之间潜藏，直到曲沃小宗的出现，终于对西周宗法制度形成挑战。
《晋世家》记载，晋穆侯卒，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任性的晋穆侯倒是安心的去了，哪里想得到自己的弟弟竟然不顾嫡长子继承制，把自己的诸侯爵位给篡夺了。
这场动乱直接引发晋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大动乱，太子仇以正统之名，发动族人功伐晋殇叔，并最终夺回侯爵之位，是为晋文侯。但是，对晋文侯而言，晋国的大宗与小宗之间的动乱，已经不可避免的翻开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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