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大宗和小宗之争

大宗?小宗?傻傻分不清楚

西周宗法制度的核心即为嫡长子继承制,传说为周公所创。这种制度不同于上古时代的以功劳为重要标准的禅让制,属于西周王国的创新改革,但是这种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家天下的治理体系,完全是为西周王室所服务的。可以说,这种制度的初心就是自私的。

《仪礼·丧服》:“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 宗法社会以嫡系长房为“大宗”,馀子为“小宗”。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非常完备的体系,周天子的继承者必须是嫡长子,其他王子则从出生就注定不能继承王位,即使所谓的“小宗”,是为别子。即是从嫡庶之分和长幼之序中,决定了国家管理机制的根本,嫡长子为绝对继承者,其他别子在嫡长子继承王位后,就成为嫡长子的臣僚。

这些别子不能在朝廷中与嫡长子争夺王位,他们的出路,除了受命大臣,就是分封诸侯。当这些诸侯在诸侯国建立公室,便也要建立宗族,就会被奉为宗族的始祖。这些别子的爵位也是由其嫡长子继承,这个嫡长子的家族也称之为大宗,其他儿子就被称呼为小宗。

以宗族体系为基础,西周王朝建立起了严谨的宗法制度。各诸侯国以此为基,治理诸侯国。但权力的诱惑力太大,大宗与小宗的产生,其实注定了这种制度的短命。

《逸周书》有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旁天子而立于堂上”,这里似乎为我们证明了某种不同于司马迁的观点,即唐叔虞可能并非周成王的幼弟,其年龄可能比周成王较大,而且极有可能在武王朝代就已经建功立业。

在《墨子》中有,“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显然说的是唐叔虞与姜子牙在西周初年的地位相差无几,可是姜子牙是外臣,而唐叔虞是真正的王族血统,且其封国更近于周王城,那么晋国本身与周王室血脉相连,更容易传承周王室的礼乐制度。

《国语·郑语》:“若周衰,诸姬 其孰兴?”对曰:“其在晋乎”显然晋国作为周王室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是最能代表西周礼乐文化的,对宗法制度的遵从应该也是最为忠诚的。那么,事实呢?

《左传》中有段记载,曾经追述鲁卫晋等国受封时的情况,对鲁卫而言,皆为“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唯独对晋国的政策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完全没有提及周王朝的制度,这显然与西周王国改天换地的初衷相违背。

这就得说到唐晋之地的现实情况,所谓“晋居深山,戎狄之余邻”,也就是说此地是集夏人、殷人、周人和戎狄杂居的地方,地缘因素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相当复杂,如果晋国开国的几代君主,开始就以周人制度治理晋国,必然会促成动乱,这也可能是西周建国初期唐晋之地发生叛乱的根源。当唐叔虞获封唐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终于稳定局势。

唐叔虞在晋国即为第一大宗,其子孙以嫡长子继承制的方式,延续周王朝的宗法制度。晋国几代耕耘,发展壮大,子孙繁衍生息,大宗与小宗相辅相成,非嫡长子受封各地,开枝散叶,数十年间倒也未曾发生动乱,兄弟之间和睦共处。在困难重重之中,晋国的宗法体系终于在西周的制度基础中建立起来,可是晋国开国之初的夏政戎索,并未完全消散,这种政策的痕迹在晋国的乡野之间潜藏,直到曲沃小宗的出现,终于对西周宗法制度形成挑战。

《晋世家》记载,晋穆侯卒,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任性的晋穆侯倒是安心的去了,哪里想得到自己的弟弟竟然不顾嫡长子继承制,把自己的诸侯爵位给篡夺了。这场动乱直接引发晋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大动乱,太子仇以正统之名,发动族人功伐晋殇叔,并最终夺回侯爵之位,是为晋文侯。但是,对晋文侯而言,晋国的大宗与小宗之间的动乱,已经不可避免的翻开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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