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字鸿远(或作宁宇、霖宇、一纯、大绶)，1621年(天启元年)六月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公元1630年(崇祯三年)，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看到李定国相貌不凡，收做养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老大是孙可望，然后就是李定国，老三老四是刘文秀和艾能奇。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
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跟随张献忠攻打河南和湖北。公元1641年(崇祯十四年)二月，他又乔装成明军差官，同二十匹轻骑连夜飞奔到襄阳城下，后攻占襄阳，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管十六座军营。这时李定国才二十四岁，而他身高八尺，相貌英俊，做事有度，在军中以宽容和仁慈而出名，作战时则一马当先，英勇无比，被人称为“小尉迟”或“万人敌”，是大西军中智勇双全的战将。
自从清军入关以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公元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八月，张献忠率大西军五十万北上抗清，不幸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中，不久就死了，张献忠死后军中大乱，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十二月，大西军至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农民军在断粮十余日的情况下，抢渡长江，杀曾英，使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在重庆，四将军处死了唆使张献忠妄杀兵民，久为军中积恨的左丞相汪兆麟，乘胜进抵綦江。四将军传谕各营：“各宜同心协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提高了士气，“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大西军又开始从逆境中发展起来。
李定国成年后，勇敢善战，为张献忠所钟爱。张献忠死后归顺南明政权，公元1652年（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初，李定国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出兵八万攻湖南。先取沅州（今湖南黔阳）、靖州（今湖南邵阳），继攻广西桂林，大败清军，逼得清军主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李定国七月初占领桂林，随后，直下柳州、衡州等四州，兵锋指向长沙。清廷闻讯大惊，增派十万大军驰援。为避清军锐气，李定国暂时撤离长沙外围，退守衡州。清军主帅、亲王尼堪率军尾追，李定国设伏将清军团团包围，四面猛攻，清军大溃，尼堪被阵斩，全军覆没。李定国取得桂林、衡阳两大战役的胜利，使南明的抗清斗争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公元1661年（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清军吴三桂部十万大军进入缅甸，逼缅王交出永历帝，未果。次年，吴三桂在昆明将永历帝缢杀，南明至此灭亡。李定国闻讯，悲愤成疾，在西南边陲坚持抗清斗争17年的李定国于公元1662年六月在勐腊（在澜沧江以西）病逝，时年42岁。
当下云南人仍然视李定国为滇中的脊梁，晚清革命党人起义，蔡锷等仍以李定国为榜样，章炳麟说：“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
公元1647年(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正月，大西军向贵州进军。三月，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贵州西部诸郡望风而降。
李定国抗清兵在贵阳，四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到广东南岭一代，若有危机可以出海，李定国则主帮助南明，恢复大明江山。由于清军入关，张献忠对明朝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他在北上抗清前夕曾对部将说：“三百年的大明是中华正统，他没有灭亡是天意，我死了以后，你们要归顺大明，不要做不义之事。'大西军的失利，也使李定国感到自己反明的失误，此时李定国想要归顺南明，恢复明朝政权，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气愤地说：”你要是有本事就自己去，不要拉上我垫背“，于是拔出战刀自刺。众将夺下战刀，立即撕破一面战旗为其裹伤，也一致表示愿意听从李定国的命令。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各自恢复了各自的本来姓氏，尊崇孙可望为首，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说：“如果你们兴义师来讨伐，那么云南全省可以拿下。”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
公元1647年(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城中百姓万人空巷的出来迎接。四将军马不停蹄进行分路平定，说服沐天波与农民军联合，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
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次遇到大事开会，四个人并列坐一起，各营将士的赏罚都有孙可望说了算。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对孙可望说：“孙将军不如自己做一国之主，设置百官，发印钱币，颁布新年号”，孙可望听到后十分高兴，然而李定国十分鄙视这种做法，每次说到这个就十分抵触。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李定国说：“你平日不把我放在眼里。“然后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说：”我和你是兄弟，只是大军暂时没有统帅，尊你为主罢了，我何必指望你。“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李将军暂时忍让，如果你离开了，那么大军就会分裂，我们会被人乘虚而入。“李定国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完以后，孙可望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说：”我是为了大义，希望贤弟不要记恨，以后我们同心同德。“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侮辱，然后请令去平定沙定洲。“
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中毒箭牺牲，所部为孙可望收编。八月，李定国、刘文秀破沙寨，生擒沙定洲，滇东全平。大军回师时，沐天波“顿首谢”，当地人因为受沙定洲平时残害恨透了他，听说他被杀无一不拍手称快。
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二十余万人，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仅李定国部就有五万多人。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大丰收，军民和平相处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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