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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你》中译者陈维纲先生在译序中用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夜行的驿车》中安徒生的事例来说明“我—你”关系的发生：
当安徒生把一朵绯红的玫瑰奉献给旅店里那位奇丑无比的洗碗碟的小姑娘时，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屈尊俯就的怜悯之情。一切怜悯都是有待的，有待于他人的美与小姑娘的丑，有待于她地位的卑微，有待于她与其他对象的比较，一句话，有待于命运的偶然。但在这一刹那的“我”与“你”的相遇中，在者之间因偶然性而产生的差异顿然消失，她的丑陋、卑微不过是命运的任意捉弄，而“我”超越时间与宿命与她之“你”相遇。因为，尽管她不过是一有限有待的相对物，她的“你”却是超越这由冷酷无情的因果性所宰制的宇宙的绝对在者。此时此刻，“你”即是统摄万有的世界，而“我”以我全部的生命相遇“你”那备受煎熬、歧视的灵魂，“我”因“你”的每一痛苦，每一欢乐而颤栗，“我”的整个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绚烂光华中。
在这个事例中，如果安徒生看这个小姑娘，看到的一个奇丑无比的洗碗碟的女孩，这个小姑娘在安徒生的世界中只是一个“看”的对象，一个施之可怜的对象，安徒生作为施与者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小姑娘面前，相遇并没有发生；当安徒生在献花的刹那，小姑娘的奇丑无比已经不再重要，在安徒生的世界中她已成为一个去对象化的“你”而与“我”相遇。
马丁·布伯用“我—你”关系与“我—它”关系来概括人对待和他人的态度。“我—它”关系是一种考察探究、单方占有、支配利用的关系，它只是我认知、经验、利用、改造的对象，“我”为主体，“它”为客体，由主到客，由我到物。“我—你”关系则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双方作为同等的主体双向来往，亦取亦与。两个主体以坦诚、信任的心态去释放自己全部的个性和生命力，并由彼此生命的“相遇”，走向“包容”，走向单一生命的整全。
“我—它”是人生在世的基本关系，为了自我生存及需要，人必得把他周围的在者——其他人，生灵万物——都当作与“我”相分离的对象，与我相对立的客体，通过对他们的经验而获致关于他们的知识，再假手知识以使其为我所用。布伯说，“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而生存者不复为人。”人不仅居于“它”之世界中，人同时也居于“你”的世界之中。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一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我”是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来接近“你”。“我”与“你”的相遇，不仅见证了“你”的生命的辉煌，也焕发了“我”的生命存在的整全。
人生活在世界之中，生活在与对象的交往之中，人在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来显明自身存在的本质，人与对象的关系直接地就成为个人自身存在方式的表征，我们以何种方式与对象打交道，我们就拥有怎样的人生。人生活在现实之中，认识、探究、评价、判断、反思这种对象性的活动方式成为人生在世的基本存在方式，它使我们心存劳碌，又不可避免。尊重他人他物，开放自我，包容他者，超越主客体生存姿态，寻求与他人和世界的相遇，提升生命的境界，成为我们超越现实而进于理想存在的基本路径。
“我—它”型师生关系与“我—你”型师生关系也经常成为我们谈论的主题。在现实的师生关系中，相互认识、探究、观察、评价、吸收、改造往往成为常态，尽管我们极力反对专制、控制、塑造型的单一的师生关系，但实际上“我—它”型师生关系依然是师生交往实践的主导性师生关系。所以，我们提出，要以“我—你”型师生关系来改造现成的不平等的师生观。对“我—你”师生相遇型精神关系的追寻与期待，这对于我们改善现成师生关系，提升师生交往的品质很有启发和助益。但问题在于，“我—你”型师生关系乃是一个理想型师生关系，是不可能在实践中被彻底实现的。对“我—你”关系的误解与滥用，不仅无益于师生关系的改善，反容易错把他乡作故乡。
追寻“我—你”师生交往关系，并不是显明教师的品德有多高尚，多么能关爱、体贴学生，而是——首先是显明教师的这样一种生存姿态：敞开自我生命，积极迎接外在生命世界，把自我生命与外在生命世界融合在一起，外在生命世界不再作为外在的他者，而成为了当下个人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在与外在生命世界的相遇之中，外在的他者生命首先成全了“我”，使当下的“我”成了一个完整、充盈的生命存在，此时此刻的“我”无待而求，“我”就是一个完整、自足性的世界，“我”就是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你”师生关系的追寻其目的并不是改造对方，而首先是或者说就是提升自我，提升自我生命存在的境界，成全自我，促成自我当下生命的完整，与此同时也成全对方，成全相遇之中的学生生命，让当下相遇之中的师生共同感受生命之间彼此的相互关涉，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和谐，感受生命存在的自由与舒展。
如果说“我－他”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现实，那么“我－你”关系就是一种理想。师生走向“我－你”关系，就是从现实走向理想，从现实的此岸走向理想的彼岸，从人性走向神性，当下相遇之中的个人以不复为一个为现实世界所纠缠的个人。人与人的相遇总是在刹那之间，总是短暂的。“我－你”关系是不可以长久持存的，我们总是在认识、观照对方，试图去理解对方，并且寻求对方的理解与沟通，融入对方的生命世界之中。实际上在绝大多数师生交往之中，师生双方彼此都处于对象性关系之中。“我－你”关系首先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是作为教师的我们对自我生命状态的一种仰望，是一种对教师自身人格状态提升与不断超越的期待。“我－他”师生关系才是一种更基本的师生关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关系，“我－你”师生关系正是发生在现实的“我－他”师生交往关系之中。那种动辄言称“我－你”师生关系的构想只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空中蜃景。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例：
他叫苏×福，是个可怜的孩子，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跟别的女人结婚了，把他扔给爷爷奶奶就不管他了。他的学费基本是老人家节衣缩食省下来的，有时姑姑看他可怜，也给他交学费，买衣服。
给他测试过智力，并不属于弱智，专业术语是“临界”，可以随班就读。可他学习非常不好。别说是学习，就是向我问好时，他也总分不清“早上”和“下午”。有一次，我下午到学校，他殷殷地追过来，“王老师，早上好！”我笑了，他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对，想了半天才说“王老师，晚上早！”。还有一次，不知道谁他给他钱，他买了一支崭新的自动铅笔。他很高兴，一看见我就骄傲地举着笔，“王老师，你看！”我问他，“谁送你的？”他更得意了，“买的！”我又问他，“一支铅笔多少钱？”“五卯（毛）钱。”我接着问，“那两支铅笔呢？”“一卯（毛）钱！”把我给笑得。（王妤娜：《让上帝的孩子回到天堂》，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4年第6期）
在这里，当这位王老师敞开自己爱的胸怀去迎接那个可怜的孩子时，存在着“我—你”关系发生的契机，小孩可怜可笑的特征都已不重要，他作为一个活泼的生命进入老师的生命世界之中，与老师的生命相融合；但当王老师执著于现实世界的评价标准和个人作为教师的身份意识时，老师就没有真正敞开自我去与这个学生相遇，两个人的生命世界始终是游离的，难以超越主客体的藩篱。
实际上，现实中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师生关系的实践都是在主客体交往的关系框架之中。正因为如此，对于现实的师生交往而言，我们只能是持守对象性的“我－它”型师生关系，首先把学生看成现实的他者，心中怀抱“我－你”师生相遇的理想来拓展“我－他”型师生关系实践的内涵，扩大师生民主，促进师生平等的实现，努力去认识、倾听、理解学生，包容、接纳学生，在师生积极对话的过程中成全学生，也成全教师自身当下生命的完满。理想很美好，但现实更真实。两种关系，缺一不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默认现实师生关系之中的问题，恰恰只有正视问题，正视现实，我们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改善现实，提升现实师生关系的层次。我们一方面需要正视现实，不至于把师生关系过于理想化，教育实践活动乃是十分复杂的活动，它需要我们实实在在的张扬个人的现实理性；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塌实地面对现实问题之所在，胸怀理想，用理想的师生交往关系来改造现实的师生交往，提升师生交往的品质。
和朋友吃饭聊天时，他说了这样一件事：在某小学门口，每天上学时一边站着4位少先队员，有老师进来就举手喊“老师好”，但可能是成为常规的缘故，许多老师视而不见，有的骑自行车的老师更是车也不下，直接过去。我知道这种现象决不是个别，尽管我们口头上标榜我们的师生关系多么现代，教育观念多么时髦，其实骨子里大家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在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远没有实现人与人之间人格的平等的状况下，在我们的教育乃至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远没有真正实现内在精神的现代化的条件下，谈论更具理想性、个人性的“我-你”师生关系，实际上只能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任务并不是，或者说还没有达到去追求如何高妙的师生关系境界，而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在我们的社会中，实实在在地倡导一种人与人之间人格平等的观念和积极的实践，一点一滴来提升我们的教育品质，改造我们社会的交往品质。
在此意义上，谈论师生关系的改造，与其用“我－你”关系，不如用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更现实、更实在，更有针对性，更具操作性。“我—你”师生关系是一种个体人格与生存意义上的交往关系，更具个人性与理想性；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则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交往关系，更具社会性和现实性。民主、平等师生关系乃是立足“我－他”世界，对传统权威－专断型师生关系的改造。
当然，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建立同样不是作为教师在学生面前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教师与学生个人生存状态，一种生存品质的塑造，一种师生独立、自主、尊重、宽容的生命存在方式的表达。实实在在地承认每个人之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与平等价值性，把每个人都看成是一个独立而丰富的世界，从内心深处接纳每一个学生，同时也不忽视自身人格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在此基础上与学生平等交往，自由交流。在与学生平等的交往中，在成就对方的同时也成就了教师自身作为完全人格之存在，这就是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核心，即师生双方互相把对方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有了民主平等这种更实际的师生交往关系框架作基础，师生“我—你”的相遇就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平常教育生活之中，提升我们教育生活与教育人生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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