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法固然绕不开双峰并耸的魏晋和盛唐。无论是魏晋风度，还是盛唐大家，无不令人顶礼膜拜，心向往之。不过，和晋、唐相比，宋代的书法则多了一些禅意、灵息，像黄庭坚等。
宋代书坛之“乱”，给黄庭坚提供了一个展示创新的平台。两派之争，即以李建中、蔡襄为代表的传统派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创新派，让年轻气盛的黄庭坚敏感而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后者的立场上，尚意抒情，独辟蹊径，并终身为之奋斗，同苏轼一道开辟了“书坛乱象”中的金光大道。
黄庭坚与苏轼的书法“心有灵犀一点通”，有尚意之为，有仙灵之妙。其书法个性却因人生之迥而异。苏轼的书法体现了无为而治、大淡无味的老庄思想，而黄庭坚是“菩提坊里病维摩”，对佛教禅宗有着精深的造诣，所以其书法深得佛家三昧，处处弥漫着见性成佛的禅意。清朝书画家笪重光说：“涪翁精于禅说，发为笔墨，如散僧入圣，无裘马轻肥气，视海岳眉山别立风格。”
黄庭坚书法的骇俗之处，主要表现在“乱花飞舞不离其树”，纵敛有度，散中寓整；还有大动飞跃之中的靖安之气。换一种说法，他书法的恰似“点源的辐射”，重心稳当，肢体夸张，自由度很高，一反晋、唐流行的方方正正、四面停匀的传统。这种“背叛”传统的锐气远在苏轼之上，真所谓“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呵佛骂祖，面目非故”。
骨瘦形散，宛若袈裟加身的清癯老僧，开步行走，合法合度，又在法度之外。因此读黄庭坚的书法，时时听见寺钟宏响和山涛的起伏，禅意之美跃然纸上，直抵心胸。
年轻时，最先接触山谷（黄庭坚号山谷道人）的书法作品是《廉颇蔺相如列传》，然后又读到启功先生的临帖。感觉自己的个性有点像山谷的书法，内敛外纵，面子上自由散漫，而内在里自有法度和秩序。再后来，我又接触了山谷的其它书法作品，甚至包括诗歌，觉得在宋代的书坛，黄庭坚和苏轼是相提有缘，无须并论。无论是行书还草体，黄庭坚已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独领风骚。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松风阁诗帖》，便是难得的精品。它是黄庭坚七言诗作并行书，墨迹纸本，纵32.8厘米，横219.2厘米，29行，共153字。时在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九月，步入晚年的黄庭坚与朋友游鄂城樊山，夜宿松风阁，入夜听涛，歌咏景物，挥毫泼墨，藉此表达对朋友的怀念之情，是为《松风阁诗》。其书风神逸洒脱，长波大撇，提顿有致，一波三折，意韵犹然，留不尽之意趣于读者。其逸堪比《兰亭》，其意无逊《祭侄》。
黄庭坚的草书，当为宋人翘楚。恰如他自己所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旭）、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在《李太白忆旧游诗》、《诸上座帖》中，我们感受到山谷书法的飞纵有如江南三月烟草，繁花乱坠迷人眼，却又“左规右矩”，无一轻率之笔，真正做到了“锋在笔中，意在笔前”、“心能转腕，手能转笔”、“直达如来境”，步入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自古空门多禅意，而黄庭坚不及佛槛，却禅而为书。在中国书坛，他的“禅书”是特殊个案，因此更具有特殊而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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