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的后代，个个成绩斐然。他有9个子女，其中3人是院士，被誉为“一门三院士”。
在北京大学的蔚秀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吴荔明是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所生，退休前是北大城市与环境科学系的教授。从两岁起，她就跟着母亲住进了当时的燕京大学，从此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吴荔明一再表示：“我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和妈妈、舅舅们根本没法比”。确实，梁家第二代人的成就太耀眼了，与他们相比，第三代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门三院士
翻看梁启超的家庭照片，你会发现梁家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嘴型很像，都微微上翘。“我外祖父梁启超、妈妈梁思庄、小舅舅梁思礼都是这样的嘴型，我也是。”吴荔明笑着说，75岁的她很和气，甚至如孩子般可爱。
吴荔明指着照片上的舅舅和姨姨逐一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大舅梁思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第一届中国院士，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二舅梁思永，第一届中国院士，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小舅梁思礼，是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也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除了这“一门三院士”，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也非常优秀。长女梁思顺，编有《艺蘅馆词选》，精通日语，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是父亲的助手、秘书兼日语翻译。吴荔明的母亲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是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的专家，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成就。
吴荔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们家有个传统，谁辈分大、年纪大就是族长。我舅舅那一代就只剩下八舅梁思礼了，所以梁家聚会都去他家，每次能聚30多人。”吴荔明说，虽然梁家已经到了第五代，但这个家庭的凝聚力很强，“各家的孩子都和亲姐妹一样”。
最好的家庭教育家
在吴荔明看来，梁家后人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梁启超的教育和指导有直接关系。“外公和子女的相处模式，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即便在今天看也是超前的。”吴荔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梁启超从1923年起到1929年去世，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5个子女写信，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指导他们做学问，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
“母亲在加拿大上大学后，面临着专业的选择，外公曾在信中建议：‘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吴荔明说，当得知梁思庄对生物并无兴趣后，梁启超马上写信：“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最终，梁思庄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考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梁思庄一次考试得了第十六名，大大伤了自尊心。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十六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
梁启超曾自述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人生观“拿趣味做跟柢”。他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在他的影响下，梁家人大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顺是“大宝贝”，梁思庄是“小宝贝”，梁思懿被叫做“司马懿”，小儿子梁思礼是“老baby（婴儿）”，被梁启超译成“老白鼻”。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梁启超去世时，最小的儿子“老白鼻”才5岁，对于父亲，儿女们却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母亲的坎坷人生
吴荔明幼年丧父，从小跟随母亲从广州搬到北京生活，得到了来自这个大家庭的更多关爱。吴荔明家里至今保存着当年二舅梁思成为梁思庄设计的一套家具。“你看这椅子、写字台，七十多年了，一点儿不过时吧？”吴荔明指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
吴荔明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现在回想，她一个人把我带大，真是很难。”
吴荔明父母的爱情，堪称传奇。父亲吴鲁强是梁思永的“铁哥们儿”。1924年，他们一同赴美读书，梁思永在哈佛大学，吴鲁强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加拿大读书的梁思庄，偶尔会去美国看望哥哥，吴鲁强便对她产生了感情。“父亲当时很浪漫，他给母亲写过上百封情书，中文都是漂亮的小楷，英文都是熟练的草书，还夹有很多英文诗，每封信都热情洋溢。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庄庄，你是我的‘烟士波里纯’inspiration（灵感），你是我的灵魂驱使的人。记得你曾亲口向我施过命令，叫我好好地用功。我顿时就觉得精神百倍……’”
吴鲁强的真挚感情最终打动了梁思庄，两人回国后于1933年8月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在北平著名的协和礼堂，当梁思庄穿着林徽因帮她设计的白色结婚礼服缓缓走进大厅时，新郎吴鲁强突然流起鼻血，后来梁思庄回忆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是不祥之兆！”
婚后，两人去广州定居。吴鲁强在中山大学化学系做教授，梁思庄则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任职。第二年，吴荔明就出生了。可惜，不幸很快降临到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1935年底，吴鲁强在去香港出差时染上伤寒病，回到广州不久就病发身亡，从发病到去世仅仅20多天。
“爸爸去世时31岁，妈妈才27岁。”提到父亲的亡故，吴荔明感到很是悲痛，叹着气说：“那以后，妈妈和我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她没有再婚，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她的图书馆事业和我身上。”
梁思庄从未向女儿表露过悲伤和无助的情绪。直到吴荔明15岁那年，无意中翻开家中的一个箱子，才发现一叠母亲写给过世父亲的信：“鲁强：我今天又给你写信了……女儿已经会说北京话了……她很结实可爱，吃得很多，胖胖的……”信中语句断断续续，每封信都没有落款。这件事吴荔明从未向母亲提起过，但却对吴荔明的感情冲击很大，令她永世难忘。
母女相依为命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梁思庄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妈妈经常是发工资之前就没钱了，只好向邻居借10元，发了工资马上再还上。但即便这样，我们家还是长期有保姆，妈妈不会做家务。”母女俩一直过着“穷开心的舒服日子”。吴荔明结婚时，向丈夫提出“还是要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丈夫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1981年4月，梁思庄因脑栓塞忽然病倒，瘫痪在床。1986年，与世长辞，终年78岁。在照顾母亲的日子里，吴荔明萌生了一个想法：“母亲这一生很伟大，我想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它写出来。”写了母亲，吴荔明又有了新的目标，她又撰写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并于1999年出版。
吴荔明感触最深的是，国人对梁启超的评价正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她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现在人们评价梁启超说：‘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他都走在最前面。’这正是外公一生的写照。至于一部分人认为外公性格‘善变’，是个阴谋家，我对此并不认可。外公的‘善变’其实是对社会变革不断探索的结果。”吴荔明说，她晚年最大的目标就是继续写书，流传后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