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如何解“干蛊”

 

《管锥编》读书札记之五

钱钟书如何解“干蛊”

文/周敏

《管锥编》《周易正义》第四则，正标题是《蛊》，副标题是《干蛊之解》。

什么是“干蛊”？这个词来源于《易经》《象》卦的卦辞：

“《象》：‘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注》：“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

这其中有“干父之蛊”四个字。因为《易-序卦》中有“蛊者，事也”，所以，对这四个字的解释是，“干父之事”。用白话说就是：继承父亲的志事。志是志气，事是事业。

古籍中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宋代的张栻继承他父亲张浚的志事。

张浚何许人也？我们来看一下。

张浚（1097年8月11日—1164年4月20日），字德远，世称紫岩先生。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南宋名相、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学者，西汉留侯张良之后。宋孝宗即位后，除枢密使。隆兴元年（1163年），封魏国公，督师北伐，初战告捷，收复宿州（今安徽宿州市）等地，后因部下将领不和，于符离之战大败。旋即再相，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不久又为主和派排去。隆兴二年（1164年）病卒。著有《紫岩易传》等。近人辑有《张魏公集》。

张浚有一个儿子叫张栻。张栻何许人也？我们再来看一下。

张栻（1133～1180.8）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人。幼承家学，既长，从师南岳五峰先生，潜心理学。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三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四十四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十卷、《孟子说》七卷，后人合刊为《张南轩公全集》。尝作石鼓书院《武侯祠记》、《风雩亭赋》，并亲书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刻碑嵌于合江亭壁。卒谥宣，葬于湖南宁乡沩山，朱熹志其墓（《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

钱先生在此则的开篇，提出蛊卦的“象”辞和“注”后，讲述了史籍中有关张栻继承张浚之志事的记载。

《管锥编》原文：

按萧穆《敬孚类稿》卷六《跋<东塾读书记>》略谓朱熹《张敬父画像赞》中“汲汲乎其干父之劳”一句，陈澧称为“直笔”，非是，朱语自用“古训”；《易-序卦》：“蛊者，事也”，虞翻、李鼎祚皆以能继父之志事为解，《颜氏家训·治家》篇、《唐大诏令》载宝应二年《李光弼实封一子官制》亦用此义，宋以后始有训“干蛊”为盖父之愆，如舜之于瞽瞍、禹之于鲧者。

提请关注，这里举出的朱熹《张敬父画像赞》中“汲汲乎其干父之劳”这句话，是钱先生此则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以后的行文均没有离开过对这句话的理解。钱先生正是通过理解这句话，来解“干蛊”的。

为了叙述的方便，还要简介一下上文提及的三个人萧穆、朱熹、陈澧：

萧穆(1835—1904),字敬孚,又字敬甫,安徽桐城人,其著作行世有《敬孚类稿》十六

卷本,内收论说、序跋、传记、墓表、志铭、杂记等等。尤以跋三卷、杂记二卷,纠误钩沉,颇具特识。

朱熹(农历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 》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陈澧(1810-1882)清代著名学者。字兰甫、兰浦，号东塾，世称东塾先生。于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习，著述达120余种，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等。

介绍完三人情况，回来再梳理一下《管锥编》原文那段话：

陈澧有读书札记汇编《东塾读书记》，里面谈及了朱熹《张敬父画像赞》中的一句话“汲汲乎其干父之劳”，认为朱熹这句话是“直笔”，是关于张栻子承父业的直接叙述。

萧穆对《东塾读书记》这本书有一个跋，名为《跋<东塾读书记>》，认为陈澧的评点不全面，没有看到朱熹在这里用了“古训”。

为什么萧穆说朱熹用了“古训”，是因为在他看来，“干父之劳”实际上来源于《易经》的卦象“干父之蛊”。《易·序卦》中说：“蛊者，事也。”虞翻、李鼎祚等人将其解释为继承父亲的事业。《颜氏家训》等书均袭用这种说法。

另外，钱先生还介绍了另一种说法。

宋以后始有训“干蛊”为盖父之愆，如舜之于瞽瞍、禹之于鲧者。

有关“舜之于瞽瞍、禹之于鲧”的掌故：

相传舜的父亲瞽瞍及继母、继母的儿子象，多次想害死舜。舜并不嫉恨，仍孝敬父母，关爱弟弟。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种粮食，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欣赏他的才德，让他继承了天子位。舜继位后，对外隐瞒了父亲的罪过，经常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

又相传鲧是黄帝的曾孙、大禹之父，被尧封于崇地，为伯爵，故称崇伯鲧或崇伯。当尧之时，洪水为害，尧在四岳的推荐下命鲧去治水。但鲧用的是共工氏修筑堤防，并逐年加高加厚的办法，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达三仞的高度，而不疏导河道，水无归宿。所以鲧虽经九年的努力，但终因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治水失败，据《山海经》记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后来，大禹继承父业，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成功。鲧是大禹之父，所以大禹对鲧的失败和被戮均加以掩盖。

综上所述，朱熹“汲汲乎其干父之劳”有三种解释：

其一，是“直笔”，直接叙事。此系陈澧的观点。

其二，取用了“古训”，“干父之劳”来源于“干父之蛊”，蛊者，事也，也就是子承父业。此系萧穆的观点。

其三，是“盖父之愆”，掩盖父亲的过错。是宋代以后的一种观点。

面对这三种解释，如何取舍呢？

钱先生说：“朱文中有可与此句互明者，萧氏苟引以自佐，便更持之有故；陈氏究心朱学，亦未通观明辨，据单文而凿为深文，误用其心有焉。”。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体会钱先生的研究方法，就是看问题下结论要多方求证，通观明辨。显然，在钱先生看来，萧氏和陈氏这方面都有所不足。

钱先生自己是如何做的呢？

他为了弄清“汲汲乎其干父之劳”这句话的内涵，认真研读朱熹的著述，看朱熹在其他场合用“干蛊”时是什么意思。

1、《朱文公集》卷四十《答刘平甫》有云：“大抵家务冗干既多，此不可已者。若于其余时，又以不急杂务虚废光阴，则是终无时读书也。愚意讲学、干蛊之外，挽弓、鸣琴、抄书、雠校之类，皆且可罢。此等不惟废读书，亦妨干也。”。“干蛊”乃办事、了事之意，寻常书札中语也。

这里的“干蛊”是理事，即干事的意思。

2、《朱文公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魏公好佛，敬夫无如之何”。魏公是张浚，敬夫是张栻；张浚信佛，作为儿子虽然自己是大儒对父亲的信佛也无可奈何。

然朱熹在《魏国公张公行状》中却只言：“公（指魏公张浚）之学一本天理，犹深于《易》、《春秋》、《论》、《孟》”：在《修撰张公神道碑》亦只字不及父子异趣，而曰：“孝承父志”，即《赞》之“汲汲乎干父之劳”。碑、状为尊者讳如此，岂赞中乃贬父以褒子乎？

以上钱先生援引朱熹记述魏国公张浚的例子，张浚好佛，朱熹在《魏国公张公行状》却只说他好儒学，对其好佛则只字不提;《修撰张公神道碑》亦只字不及张浚和张栻父子异趣，而曰：“孝承父志”。

从朱熹有关张浚的状、碑均是为尊者讳的情况，可以推断他《赞》中“干父之劳”也是“盖父之愆”。

从钱先生的例子可以看出：通观朱熹的行文，“干蛊”一词，他有时用来表示理事，有时用来表示“盖父之愆”。

因此，钱先生回到《赞》之“汲汲乎其干父之劳”这句话上来，说：“然则朱《赞》虽本‘古训’乎，正亦随循时俗用字耳；本‘古训’易知，亦正从时用则不易知而考论修词者却不可不知也。”

提请关注，这句话是钱先生此则的结论。

用白话表达即是，朱熹《赞》之“汲汲乎其干父之劳”虽然以“古训”为本，同时也随“时用”（当时社会的通用意思，即“盖父之愆”）

钱先生由此得出结论，朱熹《赞》中“汲汲乎干父之劳”兼有子承父业和“盖父之愆”的双重意思，既本宋代以前的“古训”亦随宋代以后之“时用”，在表达子承父业的时候也隐瞒了父亲的过错和父子的异趣。

由此可见，如何理解《赞》之“汲汲乎其干父之劳”这句话，陈澧只看到是事实的陈述；

萧穆进一层，看到这句话内含“古训”，钱先生则更深一层，看到这句话不仅是“古训”，同时还内含“时用”，有“盖父之愆”的功用。

对待学问，考证和讲究修词的学人要深思明辨，力求完整全面，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里也让我们见识了钱先生的一个治学方法，拈取一二字句，多方探究，溯本求源，抉秘尽致，阐发己意。

（2018年5月7日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