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房龙《人类的艺术》有感
房龙的《人类的艺术》初版于1938年4月，1996年10月该书中文译本出版（衣成信译，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我于当年12月30日购该书于平阳，没想到时隔28年后的今日才读此书。
书中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盖房龙不仅仅从艺术发展的本身来谈艺术，而是从人类文明的进化、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谈艺术，其所谈就不仅仅是艺术，而是创造艺术的人，及人的发展历史，比如，“希腊盛产岩石，天朗气清，适于从事户外雕刻，所以希腊雕刻艺术优于绘画艺术。荷兰多阴雨，荷兰绘画得以发展，雕刻则无从谈起”等。关于此点，《中译者序》已说得十分明白。在此，仅想拎出自己感触尤深的几点谈谈。
一、关于希腊人
在第六章《希腊人的艺术》中，他谈到希腊人，
“希腊人有一种了不起的可爱的品质。他们非常活跃。他们能高度表达出专心和热情。他们几乎像神一般的傲慢。他们敢于接近大自然，要它泄露它的秘密，并认为他们是万物之主”。
“他们既然多才多艺，又如此才思敏捷，如此毫无顾忌，无拘无束”
“每当希腊人动脑筋办一件事，他就要刨根问底，因此他们奉献给世界一种崭新的东西——对人的尊严的深信不疑”。
那么，希腊人为何会如此呢？房龙这样分析道：
大海则为自由创造条件。一旦驶入见不到陆地的深海中，逃亡者与追捕者就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因为最大的古希腊战舰，也追赶不上驾船能手驾驶的小渔船。奴隶了解这一点，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主人也深明此理。于是按照常理，多少放松一下管制。否则，总会有一天，主人的宫殿里，除拴在花园的大门上的看门狗之外，便空无一人了。因为人们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神，希腊人在奥林匹斯山上聚集的神祗与埃及、巴勒斯坦或迦勒底山里和平原上的神祗大不相同。
与此相反，“沙漠为奴隶制度创造条件。埃及农民，巴比伦农民，是没有可能逃脱他们主人的暴虐的。他如何想逃走，不得不靠两只脚。大平原无处躲藏，主子的骑兵，一下子就能抓到他。这个可怜的家伙的困境，有如一百年前俄国的农奴，不管农奴跑到哪里，一定可以找到他，把他抓回来之后，给他的脚上戴------一个铁球，让他在采石场劳动”。
阅读至此，我就在想，我们的高原、平原，又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了什么条件呢？答案显而易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诗经》中也有“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可那毕竟还是春秋战国时的产物，到了秦汉大一统之后，你还能见到这样的诗句吗？离开了“硕鼠”，你又能去哪里寻找乐土呢？陶渊明的桃花源，那毕竟是幻想的产物啊，而非现实的选择。
当然，中国很大，北方与南方、内陆与沿海，物候与人情差别还是很大的，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如沿海的福建、广东人，其冒险精神、经商意识，就要较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人不知要强多少倍。安徽凤阳人遇大饥荒会外出讨饭，而福建沿海居民则会乘船下南洋谋生。福建泉州便是有名的侨乡，建有华侨大学。
二、文艺复兴产生的必要条件
再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有很多，然房龙认为，其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文艺复兴是商业（通过货币和信贷）战胜中世纪初期盛行的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的必然结果……如果中产阶级的财产没有迅速增长（以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不会有文艺复兴。道理很简单，
“经济上不独立的人，没有爱美和尊重学术的机会。排长队等着领救济的人，在博物馆和首饰楼里，是没有位置的。美的爱好者，学术的尊重者，首先要有足够的力量支使旁人，而且要从心所欲。他们在十三四世纪聚集起这种力量，在十五六世纪通过这种力量创造美，并尽情享受这种美给人生带来的乐趣。这一创造美，欣赏美的期间，就叫做文艺复兴时期”。
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曾将宋代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那么，按照房龙的分析，其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否也与当时社会商业繁荣，从而诞生了一个经济上独立的中产阶级有关呢？
三、提琴之乡克雷莫纳
在第三十五章，作者写道了伦巴第提琴之乡克雷莫纳。作者回顾了各种乐器产生的历史，“制作弓弦乐器的人对各种提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雷别克琴、古提琴、低音提琴、六弦提琴，以及几十种大、中、小提琴进行了试验。”
“在吹奏乐器方面，也进行了种种试验。试制了低音喇叭、古双簧管、风笛、长笛、笛子、短笛、双簧管、巴松。键盘乐器制造商也希冀从制作新兴乐器发财，他们发明了独弦琴、绞弦琴（实即原先的手摇风琴）以及最后从几百种钢琴中产生新的改进型的可奏强弱音的键盘乐器”。
结果众多的发明创造，其结果是“最后百分之九十九烟消云散。它们被试制了出来，发现有毛病，就被扔在一边，渐渐被人忘却。只有最结实的，最实用的几种流传了下来”“在弓弦一类的乐器中，只有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和低音提琴保留了下来。所有其余的东西，都进了古乐器的博物馆”。
西洋乐器的发展如此，那么，我们的民族乐器呢？其发展路径应该也差不多的。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发展至今日的这些民族乐器中，是否也曾进行了如此之多的试验呢？却是令人怀疑的。作者在第三十九章《印度、中国、日本》中，写道中国的宝塔，“宋代的宝塔，塔身很高，从上到下，都覆盖着琉璃瓦。但我们还没能见过圆形宝塔。用木头不容易建成圆形，而中国人又不是愿意进行试验的那种民族。中国人遵循两种思想——是一工艺上一丝不苟，一是按传统办事”。这虽然说的是宝塔的建筑，其实在乐器的创造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四、音乐演奏家与驿站马车
在第四十九章《帕格尼尼和李斯特》中，作者谈到“音乐演奏家的出现，是与驿站马车密切相关的”。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音乐演奏家与驿站马车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且看作者的阐述：
到十八世纪末，全欧已建起驿站马车网。这种马车，像现代的长途汽车一样，有定期行驶的班次。冬天坐在车里，可能很冷，风也大。但总的来说，驿站马车是很方便的，很令人喜欢的交通工具。在北欧和中欧，如说某音乐会在某时举行，人们能八九不离十地等到乐师准时到来……既然可以随时请到演奏艺术家，于是各城镇，都修建了一个可供公开音乐会使用的音乐厅。现在如果想获得成功，有特殊才能的或有票房价值的人，必须会吸引群众，必须使音乐会不赔钱。
原来如此。的确也如此。就像今日，新年的第一天晚上，我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里，就可在电视上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假如没有卫星传输信号，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一如当年欧洲的没有驿站马车，音乐演奏家又如何能够方便地各地演出呢？
五、“深刻不满”与艺术创作
最后来说一说“不满”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在第二十四章《意大利绘画工厂开张了》中，在写道米开朗齐罗时，房龙这样写道：
米开朗琪罗的伟大，在于他的深刻的不满。不是对别人不满，而是对他自己。像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伟大人物一样，像贝多芬、伦勃朗、哥雅、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样功底深厚的艺术大师一样，他深知“完美”一词的含意……我们也永远别想到达我们不可能到达的地方。因此，一切智慧，都出自这种深刻的不满，一切伟大的艺术，也出自这种深刻的不满。
又何止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出自这种深刻的不满，人类的智慧莫不出自这种不满。所以，当一个人自认为厉害了、了不起的时候，其智慧可想而知也。
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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