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背后的故事

文/严江

图为：马识途先生

正在热映的电影《让子弹飞》票房喜人。能获得如此成绩，除了姜文、周润发、葛优等明星的号召力外，幕后还有位大功臣，就是《让子弹飞》原著小说《夜谭十记》的作者马识途。在文学界，马老算得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是与巴金、沙汀、艾芜齐名的蜀中文坛巨匠。他今年已95岁高龄，当年他是怎样写出这样有意思的故事的？

三度毁稿，三度重写

马识途先生早年就读过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师从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名流。在他们的熏染下，马识途也成了一个能写作、爱写作的人。四川文艺出版社曾出版了12卷本的《马识途文集》，480多万字，可见他作品之丰富。在他的创作中，《夜谭十记》寓意深远、《沧桑十年》忧国忧民、《清江壮歌》壮怀激烈、《京华夜谭》惊心动魄……而所有这些作品里，创作过程最具传奇性的就是《夜谭十记》。

曾经有人问过姜文，为什么要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他的回答是：“看到这么有意思的人物，这么有意思的时代背景，我能不把它拍成电影吗？”

所谓《夜谭十记》，包括“破城记”、“报销记”等10个小故事，《让子弹飞》改编自其中的第三个——“盗官记”。在《夜谭十记》的后记里，马识途交代了这10个故事的由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识途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为了掩护身份要不断更换职业，他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员和商贩，还做过流浪汉，和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听过的故事也千奇百怪。喜欢写作的马识途就在喝茶聊天的过程里，把那些故事编成了这本书的创作素材。

只是没想到，真正动笔写起来竟是如此不易。这本书从1942年一直写到1982年，40年里迫于各种原因，曾三度毁稿，三度重写。

最早开始写《夜谭十记》，是在1942年。马识途那时在“国统区”，工作繁忙，第一个故事“破城记”只写了前半部分，就因为顾不上而不得不搁笔。1946年，他奉命从云南回四川，出于保密考虑，离开前所有纸张都要销毁，稿子也全部烧掉。

到了成都后，马识途念念不忘自己的焚稿，于是，他从头写起，不料遭到国民党特务查抄，所有的书籍、文稿、笔记和资料统统被搜走，其中被带走的《夜谭十记》，已写好大半了。

新中国建立后，他第三次动笔写《夜谭十记》。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和他约好，就等着写完出版，却碰上了“文革”，动乱中稿子又被毁了。

事不过三，估计大多数人到这一步也就放弃了，可马识途偏偏不信邪。“文革”一结束，他又从头开始写，于1982年完工。出版时，这本书的起印量高达20万册。在姜文之前，导演李华在1986年曾根据“盗官记”拍摄过电影《响马县长》。

书中有作者生活的影子

《夜谭十记》，尤其是“盗官记”能有这样的吸引力，也与马识途的人生经历有关，书中不仅有他听到的故事，也有他生活的影子。

马识途生长在一个动荡年代。1915年，他出生在兵匪猖獗的四川农村，原名马千禾。从能记事起，他就看到乡亲们不是在“逃兵”，就是在“逃匪”，“实在分不清楚谁是兵谁是匪，反正一样”。

他的父亲当过三任县长。父亲是个清官，在任期间，兴办教育、兴修水利和道路，却负担不起家里孩子的学费。马识途的大哥牺牲了学业，支持他和三哥，哥俩才得以读完大学。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马父的廉洁。

电影和小说里的主人公张牧之，多少与马识途的父亲有些相似之处。马识途的三哥马士弘曾说过：“父亲曾像张牧之当上县长后那样，以宴请全县士绅军官为名，骗来在当地横行已久的恶霸，在宴席上开枪处决了其中的部分人……在当时贪污盛行的国民党官吏中，父亲出淤泥而不染。听说侄子受贿，立即将其撤职并送回原籍，所以父亲卸任时，万人送行。”这些细节都和书里的描写一样。

马识途读中学时，学校里推行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带着学生们修道路、平操场，还去农民家里宣传不要给地主交租。有农民问他，不交租之后该怎么办，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系，希望毕业以后可以走工业救国之路。但一位毕业的同学却对他说，工业救国不可能，进到工厂里也只是把日本的东西贴上个中国制造。马识途感到自己迷失了，找不到理想的方向。

1937年，他以中央大学学生的身份为掩护，到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第一天，他把名字由“千禾”改成“识途”，认为找到人生道路了。

没过多久，武汉失陷，党组织迁往鄂西。1941年，鄂西特委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和初生的女儿被捕，他自己也遭通缉。因为三哥马士弘当时是国民党少校参谋，马父要他去救弟弟一家。几经周折，马识途被送回老家避难，他的妻子却就义了，女儿被特务随手放在路边草丛，之后不知下落。1960年，马识途才在武汉一对好心的工人夫妇家找到了离散近20年的女儿。

还有好些有意思的事在脑子里

相较于前半生的跌宕曲折，马老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他在成都已生活了几十年，曾担任过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等职。

每天早上6点半，马老起床听广播，早饭后在阳台的健身器材上锻炼半小时，扭扭腰、蹬几圈自行车活动活动腿。上午读报、看书、练书法或写作；下午休息、会朋友；晚上临睡前记日记，或长或短，总要写点，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马老的书斋名叫“未悔斋”，来自屈原那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74岁时，老人放下握了多年的笔，改用电脑创作，十几年下来敲出了上百万字。年过九旬，他还根据亲身经历完成了《在地下》一书。

与马老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敢于说话，敢于说真话，他曾经感叹说，当年的“蜀中五老”(四川地区的5位文人，其他4位分别是巴金、沙汀、艾芜、张秀熟)只剩下自己一个，他总是会想起以前的故人们。“假如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我说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巴金送了我一本书，我回了他一本书，写上：这是一本学着你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你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将付出什么代价，哪怕生命。”

电影《让子弹飞》开拍前，姜文曾经去四川探望马老，先生当时就说，他很高兴姜文能拿自己的小说去拍电影，也很欣赏姜文的才气。他对姜文说：“你想怎么改编，我都不管的。”片子一上映，马老在第一时间看了川话版本。他评价了四个字：“威武雄壮”，还写了一首打油诗，专门送给了姜文，可见老先生的欣喜之情。

如今，马老的身子骨还不错，但听力和视力已大不如前。他现在的愿望，就是想完成《夜谭十记》的续集，他说还有好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在脑子里。“只可惜我现在精力大不如前，看东西很费力，没有办法再写小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还没讲完，可惜啰！”

摘编自：《环球人物》

——《楚天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