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5日，王家范先生做客第88-7期文汇讲堂
【导读】今晨5点，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先生在华山医院辞世，享年83岁。王家范先生是讲堂嘉宾中继南怀瑾、黄建始、何振梁、陈香梅、吴建民、钟扬后第七位离世的嘉宾。
2015年7月25日，作为“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与我们的未来”演讲季的压轴嘉宾，与文汇报同龄的王家范在文汇讲堂主讲《从知县形象看明清基层政治生态》。三个小时的演讲中，虽然不能站立演讲 ，但先生仿佛又回到昔日40年间纵横捭阖讲解中国通史和中国通论的教室一般，声如洪钟，他引用明清各类具有官员须知功能的《官箴书》、官员和私人日记、地方府志等史料，将知县形象生动地还原于历史情境下，让听众直呼不过瘾而连连发问。
现刊发讲堂现场播放的配音PPT人物小电影文字脚本（首次刊发），和现场演讲精要以追忆先生。家范先生，一路走好！
【人物传记】
王家范：小镇出来的“兴趣主义者”
2008年，在细雨濛濛的海盐市南北湖，来自江浙沪三地的三代学者汇聚一堂，听学科带头人、会议发起者、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的王家范教授言说这场“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的宗旨。时光追溯回1978年，40岁的历史系青年教师王家范和系主任谢天佑等，一同张罗召开了文革后第一场全国性学术会议——“农民战争研讨会”，两派主张的代表谢国桢、赵俪生等云集，王家范做了“李自成政权的演变”发言。自1963年留校后两年，王家范就一直讲授“中国通史”，1990年，又开始讲“中国通论”。
农民战争、明清历史、中国通史和通论、江南市镇研究，做一行成一行。对此，王家范幽默地和记者说：“我这个人从昆山小镇出来，没有雄心壮志，就是好奇心强，研究凭兴趣出发，好处是比较淡定悠闲。”
历史意义解读：历史不是预测学
王家范说自己最崇拜两个人：吕思勉和顾炎武，并非全因为他们是华东师大史学前辈或昆山乡贤，而是因为学术兴趣的接近。“他们都有着经世致用的志向，但并不直接参与政治。”
初中时，王家范就极为关注时势。高三那年，他就读的昆山中学的班主任兼教导主任被打成了右派，后成为“昆山极右第一人”，这更坚定了他一辈子远离政治的决心。
从苏州借来的高中历史老师则催生了他对史学的浓厚兴趣，20分钟划考纲，然后天南地北地侃。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讲完1789年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一节后，胖胖的刘老师唱起了《马赛曲》，那种浩然中气至今回绕耳边，“我能做这样的中学老师，此生足矣！”
至今仍保持着的对历史的钟爱和政治的分寸感，王家范避谈文革前的求学为学经历，却强调晚年的岗位意识——只发表关于明清研究的说法，那是他的研究领域。当城镇化建设加速时，他撰文，对江南市镇如何城镇化提供了历史记录。“历史是研究过去的事情，只能提供过去的经验。”习史40余年，他强调，历史不是预测学，吸收程度由具体的人而定。
通史通论讲撰：终于走上“冒险路”
如愿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成了小镇出来的“跳农门者”。研究两年商周史后，在教研组的安排下，他走上讲坛讲解中国古代史通史，这一站，直到2003年的65岁。
“写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王家范常引用他推崇的史学家张荫麟说的这句话。而讲通史又何尝不是勇敢者的挑战呢？对于通史所要求的通的意境，王家范对前辈著作带着十二分的温情与敬意向学生圈点。他最为赞赏吕思勉《吕氏中国通史》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大文化气质，他将吕先生尊为梁启超开创的“新史学观”的实践完成者；对于钱穆被誉为“创见最多”的《国史大纲》，指出了“圆而神”但也难免“疏阔”；除了推崇张荫麟的史学、史才外，王家范也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所写通史的肯定。
1990年，华东师大率先开出创新课，王家范领衔上《中国史通论》。2000年，新书出版，当即被评为该年度的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而又一个十年后，《中国史通论》（增补本）问世。
十年磨一剑，却是近40年的实践与参悟。王家范对记者说他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自古大一统的说法，拉出了部落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的脉络。而对先秦时代的描述，王家范称是自己最用力处。为弥补短板，他定了两年的考古报以吸收新的成果。
在王家范眼里，无论是通史和通论，都是一个活泼的跳动着的“集体生命体”，讲述者要揭示这个特殊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机制。这就是他理解中的通古今之变。
江南市镇研究：吴江茶馆感受“情境感”
2003年前后，加州学派的中国学学者彭慕兰和弗兰克率先打破“欧洲中心论”视角观察中国，提出历史大分流的新概念，弗兰克还以明清江南和英格兰相比较，以说明为何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作为明清江南史研究专家，王家范对此不得不有话要说。
1980年，王家范带着79级10名学生沿着太湖流域，前往江南市镇调查。他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文字资料往往没有感性的情境，无法有细微的体会。”在浓浓吴语的江南茶馆里，在和农民的反复聊天中，王家范借鉴“乡脚”之说提出了“腹地之说”，并界定江南市镇只有在太湖流域才存在。反观加州学派的理论，彭慕兰等用纯经济学而非诺斯等的制度经济学来研究江南，就无法感受到情境——江南是中国的江南，而非只是经济学上的变量。 尽管对西方方法保持了审慎，但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学习、应用，王家范从来是赶早不落伍的。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理论书籍被引介和翻译，王家范如饥似渴地阅读，深切感受到只有历史唯物主义一种手段解释历史，实在捉襟见肘。他对韦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缪尔森、诺斯等熟稔于心并坦承自己并没有系统地去研读哪派哪系，而是“活学活用”，力求做到“了无痕迹”。在他看来，一种新的概念代表着新的思考方式，决定社会的是许多力量的总合且取决于以怎样的方式组合。他的明清江南研究就是平衡了这样的合力，做到了中西结合。
王家范一直认为，以史学为职业很苦，有少数“志愿者”参与就行了。他对记者说，吕思勉193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很多人教条地认为他是封建史学家。王家范曾撰文以“大雁过后，天空不留痕迹”，委婉表达了因政治唯上错失了这样的史学英才的遗憾。尽管如此，40岁后的他意识到史学必须有批判意识，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或者说是回答“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中世纪？”如今，他的微信名以“乡下人”自诩，说自己的任务就是活着和玩，而这样一个骨子里的兴趣主义者，又怎么可能真正远离“经世致用”呢？
（文/文汇报记者 李念，写于2015年7月；PPT制作/徐洋洋）
【演讲精要回顾】
七品知县如何成为被称道的“亲民之官”
知县的形象常常出现在小说戏剧与口耳相传中。它们像漫画，抓着某些特征任性地夸张，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决不等同于历史真实。与此相反，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因为知县的史料在“二十四史”里严重短缺，若非升迁为中央高官，按资格轮不到立传，相关事迹多被湮没。新式通史和断代史会注意讨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因材料短缺，对于地方官都只是宏观远距离观察，很少注意到知县个人具体处境。所幸近几十年，陆续有了官箴书、司法档案、民间文书等史料的发现和出版，加上各类地方志，研究情况比过去大有改善，今天我也才有可能胆敢拿起“知县形象”这个题目，做一次演讲尝试。
知县的身份与价值？在文化修养、政治眼界和艺术资质等方面都高人一等
明清的地方行政系统实行“省-府-县”三级制，正式的官僚行政机构最后只设到县一级，县衙门可以说是王朝的基层单元。全国官员分九品十八级，知县正七品也接近底部（京县可授六品），在小说戏剧里时常被揶揄称作“七品芝麻官”。
实际上，那时能够当上个知县，决非容易。明清时代，有进士资格的才能做知县。十年寒窗，能金榜题名的是凤毛麟角。进士虽然已经“扩招”，三年一度的三甲发榜，总计也只在二、三百人左右。第一甲三人是可以直接被皇帝点进翰林院的，以后也会比较快地进入中央一级领导机构。其他的都必须经再考，获得翰林院“庶吉士”的资格，才算进入官僚“预备队”。庶吉士三年后，经考试合格者，一拨人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等职，留馆待用（相当于进入研究室，仕途比一般人宽），一拨人分至部院任六科给事中、御史、主事一类中层官员（相当于进中央部委机关），第三拨就是被选拔为知府、知县。
这样的出身，决定了科举时代的知县，在文化修养、政治眼界和艺术资质等方面都比一般人要高。那时读书只有做官一途能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是一种动力。还有另一层动力，儒学一直在教育读书人要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做不了官，空有“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会产生严重的失落感。所以，我们对当时人热衷科举，不能拿世界变得多元的新眼光去责备他们，无厘头地批判“读书做官论”。
皇帝中间重视知县问题的，要数朱元璋和雍正。雍正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的勤政模范。他曾责成大臣编写《州县事宜》，印制后，敕令颁赐给全国州县官人手一册，置于案几，要求朝夕诵读，反复对照，治效不好的，反思为什么，治政有弊端，反思为什么，务必“本之以实心，行之以实力，毋始勤而终怠，毋静言而庸违”。
雍正在圣谕中，简洁地说明了知县一职的重要性以及编写手册的用意。他强调知县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万姓之休戚”，故要多方寻找优秀的人来担任。又指出知县一职，决不是一个容易的担当，“地方事务皆发端于州县，头绪纷繁，情伪百出，而膺斯任者，类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练习于平时，而欲措施于一旦，无怪乎彷徨瞻顾，心志茫然”，所以必须给他们提供一本高质量的“指导书”，自言“朕用心良苦矣”。
2015年7月25日文汇讲堂历史季闭幕式合影（中间为王家范）,弟子众多。
明清知县，好官多，还是坏官多？看官方考核标准
曾有人知道了我这次演讲题目后提出了一个刁钻促狭的问题：明清知县，好官多，还是坏官多？我还是希望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做实际的考察。评价总不免带有主观性，不同的地位与处境，在认知上有时相差甚远。我将试着从官方考核、精英舆论以及平民口碑三种角度，来说说明清知县形象的多种判别。
官方考核标准，是观察朝廷眼中知县形象好坏定性的一个极合适的窗口。明初建立起来的考核制度，直至明亡，作为“祖制”，基本原则不得擅改，后又被清朝继承。以经过完善的清制为例，考评的方法称“四格”、“六法”。所谓四格，是才（长、平、短）、守（廉、平、贪）、政（勤、平、怠）、年（青、中、老）四者综合权衡，据此定出称职、勤职和供职三个等级，予以通过。所谓六法，是对不称职的，再细分为贪、酷、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八种类型。除贪、酷依法治罪外，余者或革职，或平调，或降级(一至三级)，或劝退。称职者中间又挑出一部分评为卓异（优秀），是要升迁重用的。另外，对不能完成财政指标、有事故过失的知县，平时还有罚俸、停俸、赔垫等类处分，由上级部门随时处置，报中央备案。
细看朝廷的考核内容，三十一项，具体而周到，好似全面公正，但到了精英舆论那边，就会发现他们感受到的是，执行不如人意，异化变质或者走过场的情况不少，越到王朝末世，越发难以收拾。精英的舆论，因为来自于地方，绝大多数有过亲身从政经历，地方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及其家族亲邻的利害，所以对吏治要求偏严，多有牢骚和不满发表。这就是史料学上常说的“语境”。
《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叶春及说得比较实在。他认为“古之不能无凶人，犹今之不能无贤人”，官员中从来都是中材之人、可上可下者居多。他在给皇帝上疏里详尽地诉说层层叠叠、反反复复考核造成的烦恼和负面效应。他建议与其平均使力，劳民伤财，不如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抓“贤能超异者”与“贪暴尤甚者”两头。更关键的在于检察、组织系统首先必须操守品行好，不卖人情，举措端直，在“进贤能、退不肖”方面端出实绩，具有公信力和威慑力。如此，便能收到“公道昭明，谁不怀畏”的效果，“朝无旷官，官无废事”也就不难做到。
明清知县形象
如何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的知县？精英强调关键在官员平日修养的自省自律
“天下之人无过善、不善之两途，而人之慕乎善而远不善也。”这类言论在《官箴书》中占了篇幅的绝大部分。细说，无非就是儒学“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稍加权变，运用于官职，子目有清勤守职、洁己平心、节用养廉、勿求虚誉、同僚贵和、严内外之禁、戒亲戚贩鬻、燕会宜简、事无积滞、怒不可迁、盛怒必忍、疑事贵思……等等，不少是经由亲历而体味得来的为官智慧。 凡是有过知县亲身经历的，普遍透露，在知县的三十多项难易不等的职能中，“催科、抚字在今日为尤难”。所谓“催科抚字”，又称“钱谷刑名”，一要保证财政指标完成（经济），二要保证社会稳定（政治）。相比之下，其他都是软任务。而这个只讲数量考核的硬任务，关系考评几有“生死攸关”之叹。江南为全国财赋最重之乡，拖欠情况也最为严重，实际上能完成七、八成即算是好的了，所以知县赔垫、罚薪、停薪的处分时常落到头上；如若连年积欠，情况无有明显改善的，就得降级调离直到革职为民。那年代当知县也有很多难处。
说到百姓口碑中的知县形象，史料少而又少。我见到的上海县人姚廷遴的七十年日记《历年记》，属于非常难得的史料。他因为曾经在衙门当过差，粗通文理，才有文字留下。查同治《上海县志》，从姚氏崇祯元年出生，到康熙朝结束，上海知县共计有39人。姚老头相比起精英们，评价不知要刻薄严苛多少倍，这也是由他的特殊地位和处境决定的。姚氏对巡抚于成龙、汤斌的印象极好，因为他们廉洁勤政，查处下面官员的贪酷毫不留情。对于顶头上司的知县，被姚氏认可的好官只有一位史彩。
2015年8月9日，文汇讲堂举办“《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接力读读书分享会，由讲堂核心听众上台演讲，丛书主编郭志坤（左下）、推荐者王家范（右上）和部分丛书作者出席点评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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