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理论的新发展
当前关于消费理论的最新进展主要包括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对RE—PIH的替代性假说等。
霍尔（Hall，1978）随机游走假说的结论是：根据理性预期，按照PIH（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寻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Random Walking）过程，即除了本期消费，任何变量都无助于预测下期消费。霍尔的结论只是PIH在理性预期（RE）下的发展（RE—PIH）；如果PIH的逻辑正确，RE—PIH也正确。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弗莱文（Flavin，1981）的著名计量研究否定了随机游走假说。过去的收入变化有助于预测未来的消费变化，这就是过度敏感性。如果RE—PIH正确，当收入是单位根过程时，消费应该具有比即时收入更大的波动（Nelson and Plosser，1982）。坎贝尔和迪顿（Campbell and Deaton，1989）的计量表明，消费相对于即时收入来说，过于平滑。过度敏感性与过度平滑性一起，构成了对RE—PIH的巨大挑战。
既然过度敏感性与过度平滑性都不能由RE—PIH解释，就有必要提出新的假说。其中包括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损失厌恶假说、近似理性假说、λ假说等，这些假说都从一定角度对过度敏感性或过多平滑型进行了解释。
主流企业理论指新制度学派理论范式及其发展的企业理论，它将资本所有权作为逻辑起点，其缺陷是强调交易过程中的各种规则，忽视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生产特性，不考虑生产成本，只考虑交易成本，不能解释企业的“异质性”。 “替代性企业理论”是与“资本雇佣劳动”论对立的理论，主要有多重代理理论和“进入权”理论。前者由斯蒂格利茨等（1999）提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真正所有者，因为他们拥有明确定义的控制权和收益权。相关利益者包括股东、债券持有者和贷款者、工人、经营者，甚至还包括地方权力部门和供应商、某些顾客等。“进入权”理论是一种不依赖于资本所有权的理论，它只是一套权力安排和诱导的机制（Rajan & Zingales，1998，2000，2001）。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前沿观点是把制度看成是一种博弈的结果，或者称制度是社会中博弈的规则。制度是由社会所有成员所知的社会行为规则构成的。他们指出，区别制度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规则部分，而另一方面是执行（或制裁）部分。
在方法论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假设被称为规范个人主义。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经济人试图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相区别，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以下假设：(1)不确定性；(2)有限理性；(3)正交易成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家又把交易成本拓宽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议价和决策成本、检验与执行成本”等。
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产权理论拓展到对知识资源和品牌商誉资源等无形资产的研究，以及研究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利等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在谈到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时，强调需要一套特别的制度来保护产权。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确实有望成为重新评价一些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且说明有些经济政策并不完全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通过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制度转变是缓慢的，但制度变迁是重要的；第二，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要相协调，才能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
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相比，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考虑了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以及私人和公共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也就更加适合阐述反托拉斯和管制的实质性法规和制度设计。“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拓宽了反托拉斯和管制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将政治、行政治理结构的作用包括到了其分析框架之中”。
（四）发展经济学的进展
P. Bauer(1987)曾经尖锐地批评发展经济学存在对现实的忽视，引发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现实性问题。
从一般均衡转向多重均衡。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发展中经济并不存在惟一的均衡，而是蕴涵有多个不同的均衡，关键是如何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进入一个工业化高收入的均衡状态。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以多重均衡分析取代一般均衡理论，通过把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合理化，使多重均衡思想逐渐被完善与推广。Murphy(1989)等对大推进的解释是，总经济活动水平严格依赖于预期，均衡是好是坏取决于所有企业的预期。D. Ray(1998)在Rosenstein-Rodan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互补性：由于代理人特定行动使其他人在采取同样行动时发生的相对偏好的改变，因此，互补性导致了各种均衡的产生。Venables(1996)证明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存在需求互补性，上游产业的规模扩张使成本降低的好处溢出到下游产业，下游产业规模扩大也有利于上游产业，金钱外部性由此产生。金钱外部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存在：一个高水平的均衡，是成本低、生产分散的下游产业；一个低水平的均衡，是成本高、集群的上游产业。Murphy、Venables等不仅模型化了罗森斯坦的大推进理论论证多重均衡的存在，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用模型证明了产生多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不完全竞争所导致的金钱外部性。
从宏观模型转向微观个案。早期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以宏观框架研究发展中经济的刚性结构转换，D. Lal(1985)的挑战性批评所描述的方向已经预示着发展经济学流行模式的改变，这种模式的改变其实就是发展经济学从宏观理论模型向微观分析的转变。相关的研究包括家庭收入与营养分析、家庭规模经济分析、二元结构的微观分析、劳动力市场微观分析等。
从知识资本转向社会资本。新增长理论把知识看做是非竞争性的物品，认为知识的积累不仅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把“社会资本”添加到增长的源泉之中，使其成为解释“索洛余值”的一个有效概念。虽然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家一致认为社会资本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或准则。
（五）货币经济学的新进展
西方货币经济学十分重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金融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针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新的货币理论有关动态优化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了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把货币流动性效应导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第二个假设：将刚性条件（如工资刚性）导入动态货币一般均衡模型。从这些模型中得出的重要政策结论是，在通货膨胀变动与实际产出变动之间没有实际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最佳的货币政策应该以稳定产出为目的，并长期关注通货膨胀率。这与传统的凯恩斯宏观模型的结论不同。第三个假设：存在着规模效益递增的生产技术。新货币理论学者认为，在各种动态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是最优的，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货币动态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1)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活动中能产生很大的和持续的影响；(2)即使模型中包括价格变动成本在内，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的此消彼长的关系；(3)通货膨胀不但带来福利方面的成本，而且还会降低交易效率和加剧价格扭曲。
新货币理论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除了流动性效应之外，还应有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理论又划分为两种传导机制：银行贷款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
在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新货币理论学者分析了金融市场不稳定的原因，指出：“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金融机构的不稳定风险的核心问题，信息磨擦也是造成过度承担风险的诱因。因此，有关银行资产组合的信息披露规定是金融管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监管的重点，新货币理论学者认为，在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中，应把监管的重点放在对市场风险管制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货币理论研究又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管制方法：一种方法是“内部模型法”，另一种方法是提高金融管制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并强调鼓励有效自律的监管，即实行“预先承诺法”。
（六）网络经济学的出现
网络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网各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专门研究各种网络经济运行方式的科学。
西方网络经济学家认为，研究网络经济离不开应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函数理论和市场理论，但又远远不够，新分析范式应建立动态分析框架。网络经济学把网络区分为真实网络和虚拟网络。真实网络是指经济行为主体间构建特定的网络联系物理结构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和构成真实网络的沉没成本，这种沉没成本构成了进入和退出特定的真实网络的重要壁垒。而虚拟网络却是能兼容产品（分享一个共同的技术平台）的一种组合，各种数字产品能在共同技术平台的网络链上流通。
西方网络经济学家重视对网络外部性和锁定效应的分析。网络外部性是网络的属性之一。西方网络经济学家认为，在网络产品市场上，特定的网络经营主体则把传统锁定效应转换成管理锁定效应。
（七）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增长问题重新进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导致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
萨默斯(Robert Summers)和赫斯顿(Alan Heston)对多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国际差异不但是明显的，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这个研究成果否定了索罗(Robert M.Solow)等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率趋同说”。卢卡斯、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人试图使技术进步或增长率内生化，即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体系的一种产出，提出了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的学者都接受这样一种共同的观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决定的，经济可以在这些内生因素的作用下实现持续的长期增长。他们认为，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知识和技术进步具有抑制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增。于是，新增长理论致力于研究私人市场力量、公共政策和不同的组织机构如何导致技术进步的不同模式。
新增长理论突出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认为技术和知识应该作为独立的内生变量列入增长模型，这种新增长理论因此又称为内生技术变革理论。据此，新增长理论主张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教育培训投资，增加用于研发活动的投资，认为能够实现高水平就业和被雇用者高收入的地方，就能吸引投资。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人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只限于从纯经济要素分析增长过程不同，新增长理论在分析经济增长因素时，把制度和社会的因素也放在考察之中，证明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因素。
（八）复杂性经济学的兴起
复杂性科学对传统的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是市场稳定和供求均衡的结果，复杂科学则认为是互相作用的个体在不稳定的状况下不断调整关系的结果，暂时平衡再不断地演化[v18] 。
研究发现，经济系统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因此，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方法对经济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可能的。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司徒泽(Michael J．Stutzer)首先将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在哈维尔模经济增长方程中揭示了混沌现象；经济学家德依(Day，R)1982年和1983年分别发表了题为“非规则增长周期”和“经典增长中显现的混沌”的论文则完成了复杂性经济学理论上、试验上的突破，从而使复杂性经济学开始步入主流经济学的阵地。
按照复杂性科学，经济系统具有内在的不可预测性，它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再是单一的和线性的，而是耦合的与相互非线性作用的。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是科学范式的又一次大转变，把复杂性科学引入经济学产生的复杂性经济学将突破经济学原有的还原论的思维模式，为我们更贴近社会变化规律开辟了新的视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