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以“建安二十二年”为例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汉书》之中短短一句话，背后却是一场悲惨的灾难。

曹植在《说疫气》对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的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这就是当疫病流行的惨状，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曹丕在《与吴质书》之中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根据史料记载，建安七子之中的王粲也死在了这一年，王粲去世之时才41岁，王粲随曹操征吴，这一年曹营之中发生了疫病，王粲很可能在军队之中被感染，在回军途中突然去世。建安七子之中的另外两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

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让“建安七子”成为文坛绝唱，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这五位陨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坛巨匠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相比于贫民百姓，他们的饮食和卫生条件要好一些，而且与老鼠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们的离世说明灾情已经无法控制，已经波及到了上流阶级，老百姓感染者十之八九。

建安诗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场灾难，文学的发展迅速进入了低谷期。建安七子是邺下文人的标志性代表，他们的逝世，代表着邺下文人集团的彻底消亡。建安七子和曹氏三父子交相辉映的文坛盛况，最终只剩下了曹氏父子，而三者之中，只有曹植一个人是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名家。

随着建安七子时代的结束，大量的“悼亡诗”出现，这些诗文充斥着对生离死别的伤感。

东汉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

瘟疫持续了196年，灾情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

《三国志·蜀书》之中记载：“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而《三国志·吴主传》中也有所描述，“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疫病在军中爆发，常常会影响战役的走向，甚至直接导致战争结果的改变。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讨伐孙权，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营爆发了可怕的瘟疫，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

关于这场瘟疫，学术界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血吸虫而引起的传染病，也有人认为这是鼠疫或者伤寒。在赤壁之战前，曹军之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患者，后来瘟疫难以控制，曹军之中死者大半。

一场瘟疫来势汹汹，造成了更加惨烈的伤亡。

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给王朗写了一封信：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已经夺得王位的曹丕尚且如此悲戚，何况是在底层挣扎的平民百姓呢？

对于这次瘟疫，有专家认为是出血热，深究其源，还要从西汉时期说起。当年张謇通西域之后，中原人一直和西域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汉武帝多次征战匈奴，将这种瘟疫带入了中原之中，因为东汉末期天气异常所以出现了大范围的爆发；但也有专家研究认为，出血热并不会在夏季爆发，但这场瘟疫并没有季节性，而是从这一年春季开始一直蔓延到了冬季，不像是季节流行病，而更像是鼠疫。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2400多年前（公元前43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雅典市民生活在噩梦之中，至少三分之一的雅典人被这场瘟疫夺取了生命，身边强壮健康的年轻人会突然发高烧，不幸的患者打喷嚏，声音嘶哑，因强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咽喉和舌头充血并发出异常恶臭的气味。包括雅典杰出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伟大的历史学家修希底德斯目击了发生在雅典的那场瘟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这场灾难做了详细的记载。

直到后来，一位医生发现用火可以防疫，从而挽救了雅典。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其起源众口不一。此次流行此起彼伏持续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一个月后竟达8000人。直到几个月后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这次鼠疫大流行就是历史上称为“黑死病”的那一次。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先秦时期《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两汉时期，军中疫病时常发生。如在公元前181年，南越王尉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其时高后吕雉遣将军周侯灶前往御敌，但汉军到达阳山岭时，“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汉书·卷95》)；王莽篡位夺得政权以后，将钩町王为贬为侯位，钩町王故而起兵反击王莽，天凤二年（15年）王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出兵前往钩町王统治下的益州，但汉军“疾疫死者什七”（《汉书·卷95》)。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七年（41年），交趾发生动乱，光武帝以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兵前往镇压岭南动乱。至建武二十年马援回朝之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至建武二十四年，马援受命征讨武陵五溪蛮夷，“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后汉书·卷24》）。桓帝延熹五年，西北反叛朝廷的羌人势力增大，引起朝廷担忧，故而以皇甫规前往平叛，行至陇右地区时“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后汉书·卷65》），若非皇甫规想尽办法安抚军心，东羌叛变只怕会愈演愈烈。

西汉和新莽历时231年（前206-25），有疾疫17次，平均次年约为13.59，主要在军队出征时发生，而在征伐南方时尤其如此；东汉历时195年（25-220），有疾疫34次，平均次年为5.9。东汉末年的献帝时期战乱不休，记载疫病发生的次数15次，其中有9次疫病发生与战争直接联系（王飞《两汉时期疫病研究》)。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八年征伐辽东，“至辽水，师遇疾疫，不利而还”（《北史·卷71》）。当然，此时两部史书的记载十分有趣，《北史·卷11》记载此次军中因疫病“死者十二三”，而在《隋书·卷2》中却为“死者十八九”，出入很大。无论如何，此次征伐辽东的战役也因为疫病的爆发就此失败。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太祖开宝年间曾征伐北汉，其时北汉境内已经没有太多兵力能够阻挡宋军，而契丹的常备队在被击退以后，后续的援军还没能赶来。此时，宋太祖于太原城四周筑起堤坝，试图引汾水灌太原城以击破北汉最后的壁垒。但不巧的是，其时军中疾疫骤然爆发，而赵匡胤又恐契丹南下援助北汉，最终被迫匆忙撤兵。对于宋太祖而言，失去了一个攻下北汉的绝好时机。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那个时期，流行的疫病也包括了疟疾、霍乱、血吸虫病等相对特殊的病症，这些与行军之时的秩序、卫生条件、对食物及饮用水安全的保证这几个方面是相关的，但在此时却常常被忽略。在流亡的灾民之中这种情况甚至更加严重，每有旱灾、饥荒爆发，往往疫病便会伴随而至。如在西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291—307）爆发的11场疫病中有9场与灾旱、饥荒直接挂钩，且主要发生在关中地区。以至于《晋书》中直接记载道：“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由于疫病的破坏力相当巨大，历代在进行疫病防治上都下过不少功夫，尽管这些努力有时并不能奏效，但有一些办法却在实践中被固定下来。宋代之时已经出现了随军的军医，《续资治通鉴长编》便载宋哲宗诏令：“沿边城镇堡寨，委本将选差医工一人，月给药钱八贯，遇随军出入，给马一疋，二年一替，愿再留者听。”并且无论是京师驻军抑或地方宿卫，大体都会配备一定数量的军医以及同等数量的兽医，以防范疫病在军中爆发。

与此同时，宋代的军人已经基本职业化。相，除了能够更好地维持秩序以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较好的卫生条件与卫生习惯。比如为了防止食物和水源遭到污染，宋代官修兵书《武经总要》之中还记载了一定的防毒、鉴别方法，对于伤患照顾、行营规范、持更休整的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尽管如此，宋代依然未能阻止军中疫病爆发。两宋三百余年时间里，军中大小疫病至少发生了25起，夺去了至少数万军士的生命，而这些疫病大多爆发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一般为瘴疫（主要为恶性疟疾），最是防不胜防（李玲《宋代军事医疗问题研究》）。

总体来说，宋代因水源、鼠患及食物污染导致军队感染霍乱、鼠疫及血吸虫病的案例较之前代似乎已经大大减少。

或许正是因为对于军中防疫的重视，此后军中较少有大规模爆发疫病的情况。但流民却不具备军中的防疫常识以及相对较好的卫生、医疗条件，当发生水涝、旱灾、饥荒以及疫病爆发之时，往往生灵涂炭、死伤无数。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19世纪，德国医学地理学家Hirsch详细列表记述了自公元1173年以来的历次类似流感的流行病爆发情况。明显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第一次流行病发生在1510年的英国。

后来在1580年、1675年和1733年也曾出现过流行性感冒引起大规模流行病的情况。而对流感大流行最早的详尽描述是在1580年，自此以后，文献中共记载了31次流感大流行。其中，1742年至1743年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流行病曾涉及90%的东欧人，1889年至1894年席卷西欧的“俄罗斯流感”，发病范围广泛，死亡率很高，造成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