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风情：埋没于风尘的焉耆往事

公元644年，唐贞观十八年八月十一日夜，在远离京师长安数千里之遥的西州，白日里来往赶路的商旅在享用了葡萄美酒和牛羊肉后都已安歇，宁静的夜色中，偶有一两声胡笛声飘过。此时，西州的城门缓缓打开，3000余名顶盔贯甲的精兵飞驰而出，战马喷吐着粗气，陌刀闪烁着寒光，汇合成一道洪流，向西奔涌而去，他们将如同神兵一般，出其不意、从天而降，把大唐天可汗的惩罚带给此行的目标，一个叫做焉耆的国家。

龙驹美酒伽蓝音：隋唐以前焉耆国的历史变迁

焉耆古城如今已埋在千年黄沙之下

焉耆妇女头像

“它存在于历史的尘埃中，也存在于亚欧贸易的记载中；

它存在于宗教的传承中，也存在于丝路文明的记忆中。”

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叫做焉耆的古国。它位于天山南麓的焉耆盆地腹心，其东面为博斯腾湖，西部位于天山南麓的山脉之间，西南接近塔里木盆地，今天是焉耆回族自治县所在。其地区降水稀少，但水量充沛，天山积雪融化后雪水流经盆地，形成了以开都河为主的多条河流，最终注入博斯腾湖，而流经地就成了适宜居住的绿洲，博斯腾丰富的水资源为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保障，也成了“鱼盐蒲苇之饶”之地。坐落在这片绿洲之上的焉耆古国，有着肥沃的土地，种植着稻、麦、粟等作物，并有着丰富的手工业和发达的畜牧业，《魏书》记载焉耆：“畜有驼马牛羊。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蒲桃酒，兼爱音乐。”特别是出产了被称为“龙驹”、“海马”的焉耆名马，早在汉代，焉耆马就在中原和西域享有盛名，其以耐走、轻捷、灵活、平稳等著称，不仅善于奔驰，能够跋山涉水，而且能够过路不忘，并且能驮重物。和焉耆马一样，这方水土养育哺育的焉耆人操吐火罗语，喜饮葡萄美酒，酷爱音乐，能歌善舞；也曾创造了灿烂绚丽的佛教文化，在今天的焉耆县西北30公里处，有一处有保存着很多古焉耆国遗址的地方，叫七格星明屋，意为千间房子，它是由南、北两座寺院遗址和一个小型的石窟群所构成的，两处寺院遗址的规模都非常庞大，“千间房子”恰能形容当前这里的香火兴旺，佛教昌盛，如今的遗址仅剩下了大殿、僧房和佛塔，据考证可能属于唐朝到元朝时期的建筑，但是开创寺庙的时期可以推到南北朝。石窟在北寺之南，大约有10座，见证了从中原到西域的僧侣，在焉耆交汇碰撞，留下了佛教传播的火花与烙印。

西域一度是佛教的天下

“焉耆”一名最早出现在汉代，又音译为焉支、燕支、烟支、胭脂、焉脂、焉耆、焉提，此外也称阿焉尼。《汉书·西域传》：记载“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西汉初期，焉耆曾一度隶属于大月氏国，大月氏最早生活在祁连山、焉支山一带，汉初月氏在与匈奴战争中失败，被迫向西迁徙。在西迁之路中，一部分月氏人途径焉耆盆地时，发现这里具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其环山带水的地形能够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于是选择了在这里定居下来，并逐步征服了当地原住民族敦薨人，为了纪念遥远的故乡，月氏人的新王国以焉耆（焉支）命名。而月氏人有时也被称之为“龙部落”，所以在焉耆处于统治阶层的龙氏家族应该就是曾经的月氏人。

月氏军队可能的复原

公元前176 年，匈奴冒顿单于致信汉文帝：“以天之富，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言称已经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可见此时的匈奴已战胜月氏，控制了西域诸国，焉耆也被匈奴收入了囊中。至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发起反击，并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对焉耆开始了解并展开政治和军事攻势。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朝讨伐焉耆以东的车师国，此次用兵征调了六个国家的兵力，明确提到了楼兰、尉犁、危须三国，而另外三个国家中肯定含有焉耆，因为汉军调遣楼兰、尉犁和危须的兵力北上攻打车师，焉耆是必经之路，大军能通过焉耆与车师交战，说明焉耆已经归顺汉朝，农业发达的焉耆也能为汉军提供补给。黄文弼曾说过：“此虽不言焉耆，但焉耆与危须、尉犁均为近邻，必参与是役无疑。”既然汉朝能够征发焉耆军队，至少在公元前89年，汉王朝已经实现了对焉耆的军事影响。

冒顿单于弑父夺位

车师是西域大国，“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围绕车师，汉与匈奴进行了反复争夺，焉耆既是车师的邻国，因而在汉朝的这一战略博弈中居于重要地位，焉耆有“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这两个官职是由汉朝所设，“击车师君”顾名思义是负责攻打车师国的职位，“归义车师君”则是处理车师人归降事宜的，在西域诸国中只有焉耆设置了该职位。公元前60 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59 年，汉设西域都护，治于焉耆西南乌垒城，匈奴“僮仆都尉由此罢”，由此汉朝全面掌控了西域。直至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减弱，焉耆乘机脱离新莽政权统治。新莽建国五年（公元13年），焉耆杀死西域都护但钦。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讨焉耆，焉耆联合姑墨、尉犁、危须等国大败王骏的军队。此役之后，莽新政权势力退出了西域，中原与焉耆的联系逐渐断绝。

汉西域诸国图

东汉初年，位于今天南疆的莎车国逐渐崛起，开始了对西域诸国的吞并。莎车王对诸国往往“重求赋税”，并杀掉其国王，立自己的子嗣为王，引起诸国人民强烈的恐惧和不满，建武二十一年，焉耆协同车师前王、鄯善等十八国“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东汉政府不允，焉耆等国只得又重新归附匈奴。至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始置都护、戊己校尉”一度恢复了西域都护。“永平末，焉耆与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杀吏士二千余人。”同时，匈奴与车师围攻了戊己校尉，面对不利局面，东汉刚刚设置一年之久的西域都护无奈宣告结束。

虽然东汉撤还了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但传奇人物班超在西域继续书写着传奇。经过多年经营，至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多数国家已归附东汉，《后汉书》中记载：“唯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没都护，怀二心，其余悉定。”永元六年，班超征发龟兹、鄯善等国攻打焉耆。“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准备凭险抵抗。于是班超选择从水路发起了进攻，并于当年七月末到达焉耆城外，焉耆王广无奈归降，后被斩于陈睦故城，随后班超立元孟为焉耆王，焉耆局势趋于稳定，自此东汉又重新征服了焉耆，班超之后，东汉西域都护经营无方，焉耆又叛，至班超之子班勇时再度收服，终东汉一朝，焉耆未有再叛。

投笔从戎的班超

至三国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魏太和元年（公元227年），“焉耆遣子入侍。”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东倭重译纳贡，焉耆、危须诸国，弱水以南，鲜卑名王，皆遣使来献。”此时的焉耆正积极吞并着周边小国，《三国志》记载：“中道西行尉犁国、危须国、山国皆并属焉耆”，其频繁来朝，目的在于寻求曹魏对其兼并行动的认可与支持。西晋时代，鲜卑势侵占了河西走廊，中原与西域的交流大为减少，诸国之中唯有焉耆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来朝，“贡献方物”。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西晋收复河西地区，西域诸国陆续来朝，太康六年，“龟兹、焉耆国遣子入侍”。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史称“五胡乱华”，中国进入大分裂的黑暗时期，焉耆对中原更是叛服无常。如永和元年（公元345年），前凉张骏在征服鄯善、龟兹等国后对焉耆发动战争。“宣以部将张植为前锋，所向风靡。军次其国，熙距战于贲仑城，为植所败。熙又率众先要之于遮留谷……植驰击败之，熙率群下四万人肉袒降于宣。”最终焉耆王熙投降前凉政权。张骏死后，前凉渐渐衰弱，与此同时氐族建立的前秦不断强盛，一度统一了整个北中国，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前秦以吕光率师十万，征讨西域，秦军抵达焉耆后，焉耆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吕光建立后凉政权，焉耆王“又遣子入侍”，成为后凉的附属国。

南北朝形势图

前秦灭亡后，河西一带政权林立，除了后凉，焉耆与西凉、北凉等也时有和战。公元398年，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并入主中原，中国进入了南北朝对峙的新时期。魏太延元年（公元435年），“蠕蠕、焉耆、车师各遣使朝贡”，这是有明确记载焉耆首次向北魏朝贡。太延五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消灭北凉，重新统一北方，此时的焉耆也脱离北魏，不再朝贡，并“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拓跋焘大怒，于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九月命成周公万度归率军往攻。魏军远征仅有数千轻骑和少量粮食，靠取粮于路，来保证进军，度归领军从东面攻焉耆边守，拔左回、尉犁二城，进而包围员渠城，焉耆王鸠尸卑那率4万人出城守险抵抗。魏军奋勇冲击，鸠尸卑那部众大溃，乃逃奔龟兹，龟兹王以其为女婿，厚待之。、

彪悍的北魏大军一度收复了西域

此役过后，焉耆再无力对北魏分庭抗礼，而在长城以北的漠北草原，和拓跋鲜卑同出于东胡族系的柔然汗国快速崛起，不仅统一了蒙古高原，还逼迫西域诸国臣服，《宋书》记载：“僭称大号，部众殷强，与中国亢礼，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公元6世纪初，发源于塞北，后迁至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塞种人游牧民族嚈哒（滑国）兴起，并不断向东侵逼，鼎盛之时一度灭亡了焉耆，后来焉耆在高昌支持下复国，至北周保定四年（公564年），焉耆又向北周“遣使献名马”，与中原重新建立了联系。而此时的中国，自晋末以来近三百年的战乱已临近结束，即将迎来隋唐大一统盛世，焉耆与中原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西域的佛教造型艺术深刻的影响了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