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除夕夜，预感自己即将成为海军总司令的戴笠，一反常态地穿上将军服，在院子里为警卫做燃放花炮示范。结果花炮在手中爆炸，戴笠手被炸得黢黑，将军服也被烧了几个洞。
戴笠的好心情顿时没有了，心头掠过一阵不安。
3月17日近中午时分，蒋介石在重庆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戴笠的飞机会在途中因缺油而坠毁……
1945年，国共两党经过43天谈判，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纪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的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力。说白了，就是类似军统之类的特务机构，不能再凌驾于法律以上，胡作非为。
戴笠深知，委员长与共产党谈判一直是在做表面文章，从未想过遵守执行。可是出乎戴笠意料的是，委员长这次当真了，他向戴笠发出了撤销军统，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懵了。没有了军统，自己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委员长的用心和手段他是知道的，只是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委员长这是要卸磨杀驴了吗？戴笠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心寒。
其实，杀倒还不至于，削弱却是肯定的。早在4年前，蒋介石就已对戴笠从高度信任转为心存忌惮，只是戴笠不知道罢了。
事情还要从军统成立十周年庆典说起。
1942年4月1日是军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为准备这次庆典，戴笠在当年年初就抽调各方面的人员成立了筹备组，并向分布在各地的军统单位发出庆祝大会的通知。
戴笠为4月1日准备了千人大会餐，并亲自选定菜单。
4月1日这天，戴笠亲自开车把蒋介石接到会场。
蒋介石看起来心情很好，他和几千名军统特务见了面，检阅了军统特务武装的队列表演，说了很多勉励的话。整个过程，蒋介石似乎都很满意。
但戴笠并未看出，蒋介石面带笑容的脸上，眼神多了几分严肃与复杂。
此时的军统，已有内外勤职业特务20余万人，拥有各类特务武装也接近20万。另外，戴笠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这些部队相加进来，也不下几十万人，而且大都装备了先进的美国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严明，调动灵活迅速，已超过蒋介石手下任何一支正规军。
更为可怕的是，在戴笠十多年的努力下，军统的神经已延伸到国民党每一个角落。虽然这种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戴笠的能量之大，连蒋介石都说不清楚，因为不清楚，自然会心存忌惮。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笠舍命跑到西安“救驾”，让蒋介石感激万分。蒋介石一生只在公开演讲和文集中提到过戴笠一次，就是他所写的《西安半月记》，可见戴笠西安之行，对蒋介石的触动之大。
此后，蒋介石对戴笠有了完全的信任和依赖，他把专门警卫自己的侍从室一处三组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戴笠。戴笠也不负所托，对蒋的护卫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
可是“君臣”之间这种信任被美国人打破了。
1941年12月3日，密码破译专家池步洲破译了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的特级密电，根据密电内容，池步洲判断日、美开战在即，立刻向上级作了汇报。密电很快被送到蒋介石处，之后由戴笠把情报转发给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肖勃。
但是美国人没把这份情报当回事，直到日军轰炸了珍珠港，美国人才来问肖勃是谁破译了日本的密电。
肖勃是军统局美国站负责人，自然说是军统破译的，这就让罗斯福开始注意到戴笠和他领导下的军统，为戴笠与美国人合作赢得了机会。
珍珠港事件过后不久，美国海军也派来海军情报署的梅乐斯中校来到中国，考察中国海军现状，提出帮助建设中国海军的建议。
梅乐斯还与戴笠签订协议，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任所长，梅乐斯任副所长。
与美国人的合作，让戴笠看到提升自己地位的希望。
戴笠提升自己地位的想法由来已久。
他虽然领导着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特务武装，但始终只是蒋介石阴影笼罩下的一名特务头子，没有蒋介石，他就什么也不是。
戴笠认为，想成就大事，手中必须有兵权。可是陆军是黄埔系的天下，前有何应钦“一夫当关”，后有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三强鼎立”，不可能有戴笠的立足之地。空军则有宋美龄把持，戴笠不可能去与她争高下。所以，他能动脑筋的，就只有海军。
时任海军司令陈绍宽没什么后台，也不讨蒋介石喜欢，戴笠觉得自己稍作努力，还是有机会的。
如今梅乐斯带着帮中国建立海军的计划来到中国，对戴笠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只要自己掌握了海军，就可与黄埔系将领们分庭抗礼了。
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确实为抗战作出过重大贡献，仅在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一年时间内，它领导的部队就歼灭日军两万三千多人、击伤日军9000多人，俘虏日军300多人，摧毁日军战机200多架、84辆机车、141只船舰、97处日军军需库。
这些战绩引起罗斯福的注意，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向蒋介石提出想见一见戴笠。蒋介石如何回复就不知道了，反正戴笠至死也没能与罗斯福见上面。
戴笠与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参加圣诞晚会
军统十周年庆典，让蒋介石感觉到戴笠的实力已超过让自己放心的程度，便毫不犹豫地开始采取抑制措施。
他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到军统做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实际行监视之事。
对蒋介石的用心，戴笠自然明白，对唐纵极尽拉拢之能事。只不过唐纵自我约束很严，始终不上戴笠的套。
没等戴笠摆平唐纵，1942年出现的“林世良案”，让蒋介石对戴笠更加猜忌和戒备。
林世良原是国民党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相貌英俊，办事玲珑，深得孔祥熙和宋霭龄赏识，已视其为未来女婿。
可是林世良长得虽好，却是极度贪婪之人。
滇缅公路通车后，国民党各派政治集团竞相组织走私，牟利自肥。林世良的工作是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就更有走私的便利。他在信托局香港经理孔令侃的默许下，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及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私运各种紧俏物品，大发国难财。
1942年夏，日军开始进攻缅甸，林世良负责抢运中国积存在仰光的一批公私物资。
这期间，有家叫大成的公司托林世良将一批价值1600万法币的车胎和五金等走私物资运回重庆。林世良认为这批货物运回国内价值可达3000万法币，遂同意冒险包运。
事情很快被军统侦知，货物也在中缅边境被查扣。
蒋介石得知后极为恼火，因为各界对走私活动民愤极大，国际上也指责国民党政府官商勾结侵吞国际援助物资。所以蒋介石接到戴笠的报告后，立即批准逮捕林世良。
由于林世良之前已把走私得来的部分钱款给了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孔令伟，孔祥熙不敢直接请蒋介石释放林世良，只是暗中多方营救。
可是戴笠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林世良走私的那批货物已升值到6000万法币。按当时的缉私条例，军统可得到货物总价10%的奖金，也就是600万法币。
这么多奖金，戴笠岂肯放弃？但他知道，如果林世良不死，货物就充不了公，奖金也就泡了汤。所以戴笠让手下人不停地给蒋介石打报告，以激怒蒋介石。
最终，蒋介石在林世良的判决书上批下“立予枪决”四个字。戴笠大喜，深恐夜长梦多，当夜就把林世良处决了。
蒋介石批示的消息传到孔家，宋霭龄立马跑到蒋介石那里哭诉。
蒋介石家族观念高于一切，马上改变了主意，要收回“立予枪决”的命令。但此时，林家已接到了“收尸”的通知。
当蒋介石问明原由后，感觉自己中了戴笠的圈套，要拿戴笠问罪。后经陈布雷等人说情，戴笠才逃过一劫。但蒋介石也给了他“擅权嗜杀”四个字的批语。
戴笠杀了林世良，也和孔祥熙结下不解之仇。
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筹备会上，孔祥熙联合一直与戴笠对立的陈立夫、陈果夫等人，提交了弹劾戴笠的提案。
蒋介石则趁机以“雨农兼职过多，精力分散”为由，撤去了戴笠的缉私署长职务，让孔祥熙推荐的宣铁吾取代。
这个宣铁吾在抗战胜利后担任上海警察局局长，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林世良案刚平息，1943年发生的赵理君杀人案，使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赵理君曾是中共党员，后叛变加入军统。此人心狠手辣，是军统的著名杀手。
他担任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期间，与中统特务抢公私夺财物，并活埋了以为是中统的洛阳二十区专员常孝儒和洛阳复旦中学校长等人。
中统闻知，群情激愤，把状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大怒，要求处决赵理君。戴笠想为赵求情，蒋介石却极不耐烦地挥手赶他走。这在以前是极少出现的，让戴笠顿时产生一种“鸟尽弓藏”凄凉感。
他后来多次对同学周念行说：“我将来不是死在共产党的手里，就是死在委员长的手里。”
几次事件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对戴笠和军统的管控。他专门成立了一个自任组长，成员有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的五人秘密小组，随时收集军统有关情报。
为让戴笠在过分扩张的权力中尽快走向反面，蒋介石开始给戴笠更多权力。
蒋介石先是同意由军统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伪在上海的海军基地进行接收。
这一指派让戴笠喜出望外，认为这是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他出任海军总司令的暗示。
其实，这是蒋介石根据监视戴笠的五人秘密小组提出的方案所走的一步棋，而戴笠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觉得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他还兴奋地对唐生明说：“美国海军部已决定支持我出任海军总司令了！”
蒋介石监视戴笠的另一个动作，就是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戴笠。
肃奸工作最易内外勾结，使某些人大发横财。把这个工作交给戴笠，一方面是当时没有哪个部门能比军统更加有效率，再就出于监视戴笠和军统的想法。
电视剧《潜伏》中，戴笠到天津处理杨文泉纳妾，到北京处理马汉三贪腐，正是这个时期的事情。
肃奸工作还没进行完，国共谈判开始了，于是就有了蒋介石将军统化整为零的借口。
但戴笠不甘束手就缚，还想最后搏上一搏。
他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实际上是为自己准备后路。
蒋介石知道后，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句：“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这句话很重，只是没有人传给戴笠。
1946年2月，将军统化整为零的工作进入实际阶段。
当月，由唐纵主持召开了特工月度工作会议，将撤销军统作为主要议题。但戴笠以肃奸案件太多，请假去外地巡视去了。
戴笠不到会，会议无法进行。蒋介石很生气，指定由宣铁吾、李士珍、陈焯、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八人组成一个新的小组，讨论撤销军统的方案。
从八人小组名次能看出，戴笠已无足轻重了。
戴笠明白这一点，借口在外巡视，就是不肯回重庆，以躲避八人小组会议，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寻一个好的结果，甚至想让蒋介石在撤销军统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
但戴笠终究是错了，他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1946年3月，蒋介石断然拒绝了美国海军让戴笠主管中国海军的提议，而由军政部部长陈诚兼任新成立的海军署署长。与此同时，蒋介石开始谋划戴笠的最后归宿。
在当月一个阴冷的日子里，蒋介石召见了宣铁吾。
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与蒋家父子有着特殊的关系，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
蒋、宣二人那次谈话时间不长，谈了什么也不知道，但绝对与戴笠的命运有关。
谈话后的当天下午，宣铁吾即秘密地离开了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连续两次给戴笠发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小组会议。
戴笠知道这次再也没有理由拖延下去。
他在离开北平前的当天晚上，一反常态地把军统多年来的家底和重要工作向郑介民作了细致介绍。
郑介民一时有点懵，不知戴笠的用意，但却感觉到了凶险的来临。
郑介民（1953年）
3月17日上午，戴笠的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
不一会儿，蒋介石在重庆接到宣铁吾的电话，说戴笠的飞机会因缺油坠毁……
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一面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派飞机进行沿线搜索，一面让毛人凤选一位将级特务带上报务员和医生，到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查找戴笠的下落。
显然，蒋介石担心的不是戴笠可能已死，而是怕没死的戴笠投奔了共产党或被共产党捉了去。
当毛人凤将蒋介石的指令传达给军统那些将级官员后，沈醉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前往。
沈醉不是浙江人，是戴笠专门选拔出来的人才，所以他感激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决定冒死前行。
就在沈醉等人准备出发时，南京传来了找到飞机残骸的消息。
蒋介石得到此消息，在尚未验证这飞机是否戴笠座机时，就肯定地对身边人说：“戴笠已死，确定无疑。”
是的，戴笠死了，和他一直走进死亡的共有十三人。
找到飞机残骸的，是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和戴笠的副官贾金南。
刘启瑞是个跛子，他那天是带着夫人去的岱山。
当他在乡民的带领下，在泥泞的山路上步行两个多小时找到飞机残骸，看到面目全非、不堪入目的尸首和残肢时，与贾金南抱头痛哭。
贾金南一边流泪，一边疯了似的寻找戴笠的遗体。最终，他凭借戴笠口中镶着的六颗金牙，找到了已没有了小腿和右手的戴笠的遗体。
贾金南把遗体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着它走下山去。可是在山下，竟然没有一个军统头目愿意让贾金南上车，贾金南只好拦了辆大卡车才把尸体运回南京……
一代特工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特务头子，终于未能逃出其主子的手心，以如此惨状告别了这个世界。
唐纵在日记中对戴笠有过这样的评价：
“雨农诚为一英雄，但雨农乃一真正事务家，而非政治家。从其斗争之意义言，系一战术家而非战略家也。盖彼能攻城而不能攻心也。”
唐纵
唐纵把戴笠看透了。
戴笠虽然精明，却不懂政治；他对蒋介石的心思了如指掌，却不能从政治层面了解蒋氏内心；他在蒋介石面前为奴为仆，却又有十足的野心，不知收敛。这样一个人，如何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的对手？他如果能像《大明王朝》里的太监吕芳那样懂进退，又何尝不会像何应钦那样有一个好结局呢？
说到底，还是读书太少。
有意思的是，戴笠死了，蒋介石又不撤销军统了，把军统改为保密局，仍然挂靠国防部，只是规模比军统小得多。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还当众流泪。
之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的死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6月11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以集团军总司令阵例公葬。
后来蒋介石多次让人写几副挽联以悼死抚生，提高戴笠的身份。可是这样一个人的公开评价该怎么写？最后还是章士钊勉为其难，写了下面一副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寥寥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的一生，应该是对戴笠功过的最好总结了。
参考资料：《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军统教父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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