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剑
“古文运动”这个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一个建构，在“五四”之前是没有的。最早公开见于1923年4月《小说月报》，胡适致顾颉刚函：“大运动是有意的；如穆修、尹洙、石介、欧阳修的古文运动，是对于杨亿派的一种有意的革命；大倾向是无意的，是自然的，当从民间文学白话文学里去观察。”胡适认为古文运动是对骈文的革命。
当然，古文与骈文互相斗争的对立观念，并不是胡适发明的，在他之前的古人就有这样的说法。比如曾国藩在《覆许仙屏》一文中就谈到：“古文者，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可见这个观念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就有。但因为胡适巨大的影响力等，“古文运动”的说法从此慢慢被学术界接受。
郑振铎先生1932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28章直接用了“古文运动”作为章节标题。龚书炽先生将这个说法用到书名里面，写了《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由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古文运动的专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钱冬父（钱伯城）先生的《唐宋古文运动》，他的观点承袭胡适，且第一次直接用“唐宋古文运动”作为书名。
钱冬父之后，各种教材、文学史著作，基本上都遵循胡适的观点，无非是补充一些细节，把它更加详细化了。在这些著作中，唐宋古文运动一般被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唐代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是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古文运动先驱。第二阶段是唐代古文运动，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心。第三阶段是晚唐至北宋骈文再度泛滥的阶段，以杨亿、刘筠等为代表。第四个阶段是北宋中期欧阳修为主将的时期，特别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扭转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第五个阶段是北宋后期，苏轼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全面胜利的时期，古文就此取代骈文，占据了文坛主流。
这样的分期有没有道理呢？从文学史的发展实际来看，唐宋时期确实存在一个以韩、柳、欧、苏为中心的古文勃兴现象。现在耳熟能详的许多作品，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另外无论是古文的创作实践还是创作理论，在这一时期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唐以前的人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人生观念，往往归于经史子集的子部。唐代以后，这些内容就可以通过古文表达，而不一定非要在子书中体现。此外像抒情、写景、记游等等，都可以用古文表达。这使唐宋古文的内容不断扩大，成为独立于诸子散文、史传散文、政论散文的新文学体裁。
唐宋古文在各类体裁上都有精品。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李原归盘谷序》，是从传统序里拓展出来的赠别序，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从传统山水记里开拓出来的杂记，重在游记里体现作者的心境。再如寓言类的柳宗元《黔之驴》，说类的韩愈《师说》《马说》，游记类的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散文赋类的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还出现了大量的笔记小品、书札。唐宋古文达到了众体兼备的境地，体裁的革新意味着古文的使用范围、功能和形制被大大扩展。
不仅是创作实践，在古文理论建构方面，唐宋古文家也有很大贡献。比如在作家修养论方面，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将孟子的“养气说”丰富化，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又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即认为作家的创作是内心情感和修养的体现，当内心充实到一定境界，就自然而然不必拘泥文章的长短，而是随着自己内在的生命力将情感和思想表现出来。这就冲破了四六骈文在句式、辞藻、声律上的限定，将各种限制解构掉了。
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里面提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这是就创作艺术构思阶段而言的。要在构思阶段成竹在胸，才能将文章写得神足气完、形象丰沛。苏轼还有一个观念叫“随物赋形”，是对事物本身动态变化的要求。作者必须根据表达对象的特点，来设计文章的长短和表达方式，这也有利于突破骈文对文章形式的束缚。
此外还需要补充的是，唐宋古文运动，虽然经常连起来说，实际上唐代的古文和宋代的古文是有区别的。比如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里有一句话“水氵虢是水流的声音，但这两个字很难写，而且出自《说文》，用得比较古雅。同样是形容水声，欧阳修《醉翁亭记》用的是“渐闻水声潺潺”，潺潺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说法，相比而言他用的就浅近一些。
当然唐文奇、宋文平易，这是就唐宋文整体风格去讲的，并不是说韩愈和柳宗元之间没有区别，欧阳修和苏轼的风格一致。事实上，在唐宋文总体风格的差异下，每个作家有自己不同的创作个性。比如韩愈，读他的《原道》《原毁》《师说》《进学解》，会觉得语言雄辩，气势磅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非常清峻、简洁，甚至有点幽冷。同样是宋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写得一波三折，摇曳多姿。苏轼的《日喻》《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前后《赤壁赋》，就写得汪洋恣肆，奔放洒脱。曾巩的《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就写得严实平整、细密峻洁。王安石的《伤仲永》《读孟尝君传》，则非常斩截有力、简古雅健。所以唐宋文风格差异，是提取了其中较为稳定的、共同的因素。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到他们统一中体现出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多样的统一，才保证了古文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虽然唐宋古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但古文和骈文之间是对立的吗？可以从实际的创作来看，统计一下《全唐文》《全宋文》中的文章，就会发现古文从未一家独大，骈文所占的分量一直非常庞大。比如朝廷的公文，制、敕、诏、诰基本都是骈文。科举考试中的律赋、判词都是骈文。另外像墓志，韩愈之后的墓志撰写，骈文墓志也比古文墓志的数量要多得多。古文和骈文在任何时间段都是共生共存的。
再从作家本身来看，很多古文家并不排斥骈文，相反他们都是骈文高手，该写骈文时创作骈文，该用古文时创作古文。即便是古文创作，也大量吸收骈文成果。如韩愈的《原道》《进学解》《论天旱人饥状》，都有很多四字句、六字句。
事实上，北宋前期是骈文和古文共同发展，而且文风新变的时期。杨庆存《论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及发展》一文总结得很好：北宋前期是骈体散文与古体散文同步发展且文风新变的时期……历代以来对于宋文称颂古文者多，推誉骈体者少，人们似乎形成一种偏见，往往将骈文作为古文的对立面予以指责。其实，从文学角度看，骈、散是古代散文一个枝头上的两朵鲜花，未可抑此扬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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