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必谓中国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由一二皇帝的私意所造成，这更不合理。当知任何一种制度之建立，傥是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实现了，这便无制度可讲。若谓此乃皇帝欺骗民众，而且凭此欺骗，便能专制几百年，古今中外，绝无此理。若民众如此易欺骗，我们也无理由再来提倡民主政治。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第51页）
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无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在西方式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个革命，来夺取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亦有利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第51页）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可惜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就大大退步了。（第92页）
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后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事他后人遵守了。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第100页）
所以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他服事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第110页）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和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的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使的衔。……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但到清一代，总督巡抚又变成永久的，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以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第110页）
其次我们要讲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白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斲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出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由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这不过是一个客观的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斵丧人才的。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第118页）
……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循此推说，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相互配合，相互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第121页）
……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它？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责备。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第123页)
……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哪能持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第125页）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第126页）
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产党主张由无产阶级专政，即是其中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赠券，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第130页）
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和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始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如说他们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非皇帝专制。（第130页）
……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一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正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个一样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吧，都没有。……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第135页）
……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个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第136页）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以外，还有什么事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都置有一块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的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近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第138页）
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事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五级。可真是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有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第140页）
……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这是他们对西方耶教的一种浅陋的知识暴露。再加上太平儿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的下意识，似乎受此影响，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之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辛亥革命，国号中华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的粗陋和幼稚。正因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术，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第148页）
……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又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知道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第157页）
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经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的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便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是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学科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的历史讲过，再看一遍，总还不是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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