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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书摘

《万历十五年》书摘

黄仁宇著

 



 

1. 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煽动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赋税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2.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护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历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3. 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过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铤,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4. (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诞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令人惊骇。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训令,使得一千一百多个县令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5.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文官)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土,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6.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1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7. “讪君卖直”。 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8.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9.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合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10. (朱翊钧)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是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11.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此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做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字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12.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立储)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钢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3.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14. 离职的巡抚(海瑞)已经走到了生命中退无可退的最后据点。他必须忘却别人加之于他的侮辱,克服自己的寂寞和悲伤。他失望,然而没有绝望。他从孔子的训示中深深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有任重道远的决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虽然闲居在贫瘠的乡村,屋子里挂着的立轴上,却仍然是“忠孝”二字。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他从小读书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的灵魂里,至今仍然用它来警惕自己,务使自己晚节保持完美。他的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这种单纯的思想,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中的悲剧,可是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从海瑞家族的这个姓氏来看,很可能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然则这位孔孟的真实信徒,在今天却以身体力行的榜样,把儒家的伟大显扬于这南海的尽头!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看法完全一致。

 

15.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这重文轻武的趋向。大约经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本朝的军事窳败尽人皆知,但其败坏的程度却出人意外。北方的边境每年都为俺答所入侵,被掳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财物不可胜计。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新任的时候,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正当悲观和惶惑遍布于滨海各省,一股5070人的海寇竟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袜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据称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

(明朝军事力量薄弱的原因在于其兵役制度、后勤补给制度、将领选拔体制、武器装备的落后,而根源大概在于整个国家奉儒家经典为圭臬,从而重文轻武所致。)

 

16. 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

 

17.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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