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317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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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沿陆君，二十年科幻迷，八年战略师，过去五年愉快地在科技企业帮着工程师们一起改变世界。不够文艺，一直好奇；还算聪明，更喜欢有趣。本文来自：田阁随笔（ ID：tiangesuibi ）。
写在前面：
有关技术与不平等的话题，我想写篇文章讨论由来已久。只是没有想到，反复修改几近定稿的当天，看到两则叫人心有戚戚的新闻：一则是北京市决定在一场大火以后不顾寒冬严酷要“清理低端LDL”，一则是中产阶级的父母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所谓的高端幼儿园里受尽骇人听闻的虐待。
在这篇文章里，我会讲到工业革命大潮中奋力挣扎的勒德分子；在2017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面前，我们的世界里仍然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乐观很难。
下文里提到的种种可能的“希望”和“解决途径”，也容易显得太纸上谈兵，太傻白甜。毕竟，这世界远比想象中复杂多变，技术不过是诸多要素中的一种；追求幸福的路很漫长，财富也不能带来全部。
但我仍然想要分享这些想法，无他，抛砖引玉而已。奴隶社会的粉丝藏龙卧虎，如果能听听各位的想法和指正，这几个晚上也就没有白熬。
正文：
故事从1812年2月27号说起。这一天，诗人拜伦在英国上议院发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
与我们熟知的那些温柔浪漫的诗作不同，这一次，他要与上议院贵族们讨论的是一个更血腥也更残酷的问题：那些因为失业砸掉了工厂机器并与警方产生流血冲突的勒德分子，究竟应不应该被判死罪。
拜伦是为数不多的，反对定死罪的贵族之一。在他那段并不太为人熟知的陈词中，他这样描述那些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被机器挤出了工厂而挣扎在温饱边缘的传统纺织工人：
“这些人愿意采掘，但手中没有铁锹；他们不怕乞讨，但没有人愿意救济。他们原有的谋生之路被斩断，而其他的工作早已被占满。他们的过激行为，无论我们怎样痛恨谴责，都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
然而上议院其他人不这么想。1813年1月，60多个勒德分子被起诉，破坏工场机器的行为被定为死罪，多人被执行死刑。而“勒德分子”这个词，也从此成为了“反技术”的代名词。
一
200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头再看这段历史，可能会觉得这些工人命如蝼蚁，在历史大潮中没有跟上正确的发展方向。毕竟，工业革命、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繁盛与富足。
凯文凯利曾经在《科技想要什么》中讲过他的一个小实验，结果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现代家庭拥有的物品数量几乎等同于都铎王朝最著名的国王亨利八世。于此同时，我们的平均寿命在变长，婴儿死亡率在下降，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占比在2015年首次下降到了10%以下。
技术进带来了阿司匹林、越洋航线和智能手机，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最近，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画面，比如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持续增加，在2017年超过了50%，达到了近20年的最高点。
而有论点认为，技术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技术本身对于社会均衡的影响力有多大？
站在新一轮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混合现实推动的技术革命门口，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有人说，技术不过是人类社会体制不平等的放大器，但这种判断未免失之武断。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来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刀斧工具的诞生促进了部落内生殖资源的均衡分配（就是小弟也可以有妹子了），而印刷术等大规模传播工具的出现，使得500年前的马丁路德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他那惊世骇俗的95条论纲传遍欧洲，从而掀开了宗教改革的篇章，打破了教会对财富和话语权的垄断，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科技有它内生的一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简直是它的天命。不过在决定如何应对它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起作用的。
技术的主要职责就是全方面增强人类小主在“眼耳鼻舌身意”多方面的能力。一开始它主要干体力活儿，帮我们打猎耕地（石斧和农具），织布造车（工业革命），甚至帮着任性的主子们上天入地（飞机火箭）；它也增强我们的感官，于是我们有了千里眼（微信视频通话）和顺风耳（电话会议）；最近，它忙着改善小主的脑力，于是有了搜索引擎维基百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陪你好好工作。
这种全方位增强的结果之一（但并非全部），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财富增加了。而达成这一目的需要两个要素：资本和人。
资本用来购买必要的工具，比较简单直接，除了汇率和利息的区别，美元A和欧元B经过换算是基本一样的。
人用来操作和利用这些工具，相对比较复杂，要有学习能力去学习新技术、实操技能去使用新技术，以及创新能力去更好的利用／创造新技术。实际上，“Technology”一词的词根“Techne”，在古希腊语中，指的就是技能、手艺、才智，归根到底是巧妙利用现有条件完成任务的能力。
由于资本也是人持有的，参与到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人可以被分为三类：有资本的人、有技能的人和没有技能的人。我们就叫他们王富贵、李有才和张慢热好了。
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将在他们之间分配，一部分返还给了王富贵作为利润或分红，一部分以工资的方式变成了李有才和张慢热的收入。收入和利润的增加促进了消费的增长，推动了对产品的需求，进而是用工的需求。这是为什么过去几个世纪我们大多数人得以享受科技带来的福利的原因，也是技术乐观主义的核心。
而新一轮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令部分人恐慌的地方在于，（至少在短期内）它会推高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而人的重要地位在下降。
原因很简单，机器人／人工智能是可以通过王富贵的资本购买的，极端案例就是亚马逊和京东的无人超市，和制造业一直在期待的“黑暗工厂”（由于不需要人类员工，可以不开灯的工厂）。而它所需要的人类岗位，例如创造和升级人工智能的工程师岗位，对技能的要求在大幅提高，于是李有才在人群中的比例减少，有更多的人，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典型中产阶级（例如会计师和翻译）都面临着变成张慢热的风险。
于是财富分配的结果越来越朝着“有才有钱、有钱更有钱”的方向发展，王富贵一直吃肉，李有才可以喝汤，张慢热只能在旁边看着。
我们已经可以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看到这一趋势：
▨ 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增速远高于其他群体
1980到2015年间，最富有的0.01%收入增幅高达322%，而底层90%的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 2.劳动力收入（就是李有才和张慢热拿的工资）占比持续下降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从1970年的接近55%，下降到了2015年的50%上下。新兴市场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机会，降幅相对平缓，但也已经开始有了这个趋势：
▨ 3.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在拉大
根据MIT Technology Review的一组数据，以教育水平做一个简单的“技能”近似指标，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于1964年的实际工资水平，本科生增长了1.5倍，本科以上学位几乎翻倍，而高中毕业／辍学的人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变动。这意味着贫富差距不仅仅在资本家和劳动人民之间被拉大了，在劳动人民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李有才和张慢热，正在逐渐滑向不同的阶级。
冷冰冰的数字让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至少从收入分配上来看，我们的社会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了。
二
可是有同学说，我觉得做张慢热也没有那么差。无非是你用iphoneX我买小米，你吃网红沙拉我吃黄焖鸡米饭罢了。那么王富贵、李有才、张慢热之间更重要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南加州公共政策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她那篇著名文章《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over. It’s all about intangibles now 》(炫耀性消费已经结束，现在都与无形内容有关)里说，谈资，而不是名牌包，才是不同社交层次之间的主要区分。正确的话题可以让人快速地在人群中建立联系，而这些联系，将通往更多的机会和更关键的资源。
而“谈资”这件事，与你之前人生的教育、阅历、社会关系紧密相关，并不是今天买彩票中了300万就能解决的事情。张慢热们也许和李有才王富贵骑着一样的共享单车，但是缺乏理解这背后种种商业模式、技术手段、资本运作的能力；也许可以买得起299元的VR头显，但是不了解除了游戏之外可以利用这些头显完成哪些事情；贫困学生也许可以十年寒窗鲤鱼跃龙门考入名校，但是缺乏足够的社会关系和信息渠道找到好的工作 — 这些事情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
这是另外一种比绝对的收入不平等更可怕的是机会不平等，它让一切变成一场循环：富者更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资产可以升值，也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信息和更好的机会，可以同时做王富贵和李有才；而贫者恒贫，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没有意愿，而是因为他们被阶层所限，难以接触到更广泛的机会和信息。
这些人愿意采掘，但手中没有铁锹。
这便是作为张慢热，最可怕的一点。不是“人”的机会没有了，还是“有机会的人”越来越少， 并且越来越向王富贵和李有才们集中。
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新一代的勒德分子可能会出现。而且，很有可能是你我当中的一员。如同当年骄傲的手工纺织匠人滑入社会底层，今天的李有才们，也时刻面临变成张慢热的风险。而在北京，这意味着你可能会在寒冷的冬被“清理”出你配不上的，高端的城市。
三
前路荆棘毫无疑问，然而我们必须抱有希望。MIT那位叫做Noam Chomsky的老爷子说过: Optimism is a strategy for making a better future. （乐观是创造更好未来的一种战略。）只有当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好的时候，才会真的开始有所行动并承担起让美好未来实现的责任。
尽管很难，但我愿意做一个相信未来的人。相信这一轮的技术革命，如同之前所有的技术革命一样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社会财富（只要AI们不要有一天会起来造反），而这些财富的分配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可能的途径来解决。难免浅谈辄止，欢迎各位大大拍砖：
▨ 1.转移支付，也就是先收税然后给张慢热发钱。
听起来非常简单粗暴，但这是硅谷大佬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今年5月份，扎克伯格在哈佛的毕业生典礼上发表演讲称，政府应该考虑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全民基本收入 (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简称UBI ), 即在不考虑每个人的需求、就业状况或者技能水平的情况下，政府为每位公民提供固定的津贴。钢铁侠Elon Mask 也支持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尽管张慢热们可能会暂时失业，买不起三环的房子和特斯拉，但是至少可以吃饱穿暖有一方屋檐庇护，不会沦入冉阿让和芳汀的悲惨世界（尽管今天在北京说这句话我很汗颜）。在新机会尚未出现，旧工作被逐渐替代的过程中，这种做法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过渡方案。
当然税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王富贵和李有才自然不愿意看到令人心头滴血的税单，资本和人才会不会用脚投票，无门槛津贴会不会引起工作动力缺失，都是政策设计者面临的考验。
▨ 2.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赋能”张慢热让他更快地拥有合适的技能并创造价值。
一条路是让工作本身变得更简单，这个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技术本身驱动的，比如微软的HoloLens应用到制造业的场景中可以让普通员工很快根据全息指示完成复杂的装配工作；比如我们常常听说的语音识别技术，现在你不需要会打字，也可以做个口述作家了；比如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翻译系统，我们不需要学会八国语言也可以和全世界各地的人做生意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通过教育和培训让张慢热们拥有技术本身并不能赋予的核心技能。知识本身并不难以获取，尽管传统教育资源高度不平衡，我们手边至少还有google、维基百科、和无穷无尽的网络课程。
更难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有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处理信息的判断力、以及与复杂社会环境共处的同理心与沟通能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快速学习如何使用HoloLens，有故事可以讲给语音识别系统，有能力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机会。
▨ 3.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新的行业和工作，在这些领域里，“人”的要素仍然无可替代。
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生活产品价格下降，这些以服务为主的行业占社会支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进而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健身行业为例，根据尼尔森的数据，2016年国内市场规模、俱乐部数量、持证教练数量都有高速增长。
这些职位上的人照顾我们身上动物性的一面。社交、运动、享乐。他们的职责，在于安抚我们脆弱的情绪，照料我们复杂的身体，满足我们多变的欲望，他们是心理医生、健身教练、Ins上的网红和旅途中的导游，他们创造体验而非产品，他们用人类独有的技能来服务人类特有的欲望。
▨ 4.最后一条：抱有希望，期待未来
凯文凯利有句名言：The best is yet to come.（最好的尚未到来。）200年前，勒德分子想不到iPhoneX，和制造它所需要的巨大富士康工厂； 30年前，我们想不到今天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和它可以创造出的直播主播这样全新的职业；今天，我们可能也看不透20年以后的未来，不知道有什么伟大的创造和机会还在等待着我们。
未来可能艰险，但我仍很期待。如同在风雪漫天的荒原上踽踽独行，我们可能不知终点在哪儿，也不知还要再走多久。你我追逐幸福如此，科技一点点探索未知如此，人类文明在宇宙中慢慢成长也是如此。
这一切都很难，但，答案必在找寻之中。
（The answer must be in the attempt.）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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