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汉安帝刘祜时代，用一个字可以代替：“乱”！
天灾与人祸并举，帝幼太后壮，臣弱外戚强，外加宦官郑众、蔡伦成为了邓太后的贤内助。
年轻的皇太后邓绥，凭心而论，在两汉太后中，是很有爱心和良知，且有一定执政能力的皇太后，邓太后的兄弟们也较收敛，但是对于王朝来说，皇权认为和官员、百姓认为原本就是阶层造成的意识形态差距，当权力达到顶峰，则会自认为是神，无所不能，皇权之错不可纠，宁可失去性命都不愿失去权力。
这种格局形成由来已久。如果说天灾是神造的，人祸当然是人造成。
光武帝刘秀称帝后，对之前汉王朝皇帝一连数世失去权柄的现象进行透彻的分析后认定，主要是由于朝廷中高官把持朝政所为，为了改变这一乱象，在制度上限制司徒、司空、太尉“三公”的权力，实际负责人则成为皇宫的宦官办事机构“尚书”，“三公”成为摆设。但是刘秀没有预见到王朝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新问题。“圣德仁君”并不是权贵中长大后世王子所能做到。
刘秀之后，朝中重要大臣失权。当皇帝无能时，实权则转移到外戚，皇帝宠信的只能是身边的宦官。
外戚、宦官争相举荐“自己人”，形成利益集团，把向朝廷举荐人才变成了交易，结果造成打击贤良、贪污腐败、欺压百姓、逼反蛮夷。
两汉是阴阳学说的鼎盛时期。元气阴阳学说得以神学化进展，阴阳学说渗透到国家治理、意识形态、自然科学等重要领域内。官员、百姓则利用阴阳理论来解释各种天灾与人祸的关系。
按“天人感应”的理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天与人之间的阴阳之气可以同类感召，也就是说，天阳则人阳，人阴则天阴。“阳尊阴卑”成为不变的道理。从道德层面上来说，阳是“仁、善”，阴是“恶、暴”。
当汉军撤离西域那些年，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至元初四年（117年）十年间，看中原都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天灾及人祸：
107年，皇后宫宦官郑众、蔡伦干政，位列九卿之首的太常周章，在殇帝夭折后，因群臣对立刘祜为帝不满，准备关闭宫门，杀外戚、诛宦官、劫尚书、废太后，立平原王刘胜为帝。计划泄露，自杀，死后家无余财。这一年，18个郡、封国地震，41个郡、封国大水成灾、28个郡、封国暴风、冰雹。
108年，西羌叛乱，前西域都护任尚受命平叛，大败。湟中粮价大涨，粟米每石一万钱，饿死无数；洛阳及40个郡、封国水灾、风灾、雹灾，12个郡、封国地震。
109年，帝都洛阳大饥荒，百姓相互残杀煮食尸体。南匈奴起兵反叛。乌桓部落、鲜卑部落联合南匈奴攻击五原郡，汉军大败。9个郡、封国地震。
110年，南匈奴单于挛提檀，围攻美稷、常山郡。西羌部落攻击褒中，田地荒芜，百姓无家可归。9个郡、封国地震、3个郡水灾。
111年，西羌先零部落攻击河东郡，兵锋直指河内郡。扶余国攻击乐浪郡，高句丽攻击玄菟郡，安定、北地、上郡官民内迁。不愿内迁的百姓被铲毁庄稼、拆毁房屋、焚毁存粮，百姓流离失所。河西走廊中断，9个州蝗灾、8个郡、封国暴雨水灾。
112年，寻找光武帝刘秀时代28功臣的后裔封爵；十个州蝗灾、豫章郡山崩。
113年，18个郡、封国地震、多地蝗灾。
114年，西羌攻击雍城、武都、汉中、巴郡，蛮夷攻蚕陵，日南郡地裂百余里；洛阳及五个郡、封国旱灾、蝗灾。15个郡、封国地震。
115年，西羌攻击益州，鲜卑攻击夫黎，澧中蛮夷叛乱；宫女李氏生下皇子刘保，皇后阎氏妒火中烧，毒死李氏。19个郡、封国蝗虫成灾。
116年，年初10个郡、封国地震、洛阳一带旱灾，年底9个郡、封国再次地震。武陵郡蛮夷叛乱。
…………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低，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天灾与人祸会在某个历史阶段叠加起来，这之后的数年中地震、蝗灾、旱灾、水灾不断，从科学的角度上说，那个时间段正处于中原地壳运动的活跃期，连年地震，也是气候变化的转折点，气温逐年上升达到巅峰开始逐年下降造成蝗灾。
“灾异天谴”是天人感应理论的核心所在，源于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原本为了限制皇权，通过上天的灾异天象来告诫君王，国家治理出现了问题，且不应该推卸责任，而应当为政以德，实行仁政。但皇权至上，反而在发生天灾对无行政权的“三公”进行追责。
于是，在民间有了“飞蝗避境”的说法，大意是说，当一方官员德治，则蝗虫都会绕过德政的区域。大汉民族其实是一个独特思维方向的种族，当大难来临时，只要有德的官员振臂一挥，马上就可以聚集民众力量去做成一件事，天灾也好，人祸也罢，莫不如此。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提出灾害并不是上天的惩罚而是阴阳转换的自然规律，对朝廷有利，采纳。
对于蝗灾，从禳灾祈祷到采用火烧深耕、轮作沤种的技术手段降灾。十来年中，没有黄河决口的记录，源于“明章之治”时，对黄河的治理。
那段历史，应该反思的是战乱。
中原大灾，汉奸出现，一个叫韩琮的中原人跟随南匈奴单于挛提檀到洛阳朝见，看到中原“人相食”的残状，建议乘中原饥荒，百姓无食，死亡无数，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于是，南匈奴起兵叛乱。
汉朝对南匈奴不薄，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时代，呼韩邪单于穷途末路。那时候，汉朝并未乘匈奴之危，给予致命的打击，而是每年花费一亿余万钱把他们供养了起来，一养就是几十年，缺食给米，缺衣赐布。这并不是中国富足，而是百姓从口中省出的钱，得到的回报则是，一旦发现中国衰弱，立即反扑过来，出手之狠，翻脸之快，令人扼腕叹息。
“国难思良将”，再瘦的骆驼比马大，攻击南匈奴单于挛提檀的主帅就有前西域都护府副校尉梁慬，时任度辽将军。当梁慬、耿种率骑步兵，军威雄壮的攻击南匈奴单于部时，挛提檀大惊失色，质问怂恿他起兵叛乱的汉人韩琮，你不是说中国人都已快死光了吗，现在来的这些将士是哪国人？于是，派出使节，请求投降。摘下官帽，赤着双脚，向汉军将领下跪求饶。归还掳掠的百姓一万余人。而朝廷也并未因此事诛杀挛提檀，仍象以往一样优待。同情弱者，这是汉文化基因之一。
汉人的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并未因天灾人祸而改变，平定羌人、蛮夷的叛乱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将领。
屯驻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人马撤回中原后，西域各国与中原断绝关系。北匈奴汗国得到消息，纵兵南下，立即恢复宗主国地位，率同西域各国军队，攻击中国边塞。
这期间，疏勒王安国病故，安国有一个舅舅叫臣磐，因王权之争，逃到了贵霜王朝，在贵霜静心学习佛法。当时的贵霜王迦腻色迦一世对臣磐非常好！
得知外甥疏勒王安国病故，安国的母亲把持国政，与疏勒国人共立安国的表弟，贵族遗腹为疏勒王。在贵霜的臣磐就求见迦腻色迦一世，说：安国无子，疏勒国力又弱，现在立的是安国的娘家兄弟，我是遗腹的叔叔，要立也当立我呀，请帮助我回国。
贵霜王觉得臣磐潜心学佛，而当时疏勒人并没有信佛教，如果立臣磐为王，则佛教便可从疏勒国开始向西域传播。于是，派出军队护送臣磐回疏勒夺权。
疏勒人原本就拥戴臣磐，此时又畏惧贵霜月氏王的军队，随后，群起攻击遗腹，夺取印绶，尊臣磐成为疏勒王。
原归附于阗的莎车国见疏勒国有贵霜王朝的支持，背叛于阗，归附疏勒国。
之前，于阗国相继降伏精绝、拘弥、皮山、小宛、戎卢、渠勒、西夜、子合、德若、蒲犁等国，塔里木盆地南沿绝大地区为于阗所有。龟兹夺取姑墨、温宿，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北沿通向西方的通道。
在西域，疏勒、龟兹、于阗三国鼎立，成为西域三大强国。
西域都护撤离后，北匈奴势力重新进入。龟兹王白霸因为是汉朝所立，亲匈奴势力开始占上风，在北匈奴的支持下，白霸被罢黜，亲北匈奴的白英成为龟兹王。
重新据有西域的北匈奴，想借西域诸国之力联合西羌进攻中国。所以，一入西域，就迫使各国抽调军队，随其入侵。
北匈奴呼衍王常辗转于蒲类到河西郡之间。联合西羌、龟兹、疏勒数次攻击张掖、酒泉、云中各郡，百姓屡被劫掠。之后，又与车师入侵河西郡，汉朝无力反击，关闭玉门关、阳关。
河西四郡，城门常闭，以绝后患。
到了119年，平定了羌人叛乱，稳定了河西四郡及湟中地区，敦煌太守曹宗上奏折请求出兵反击匈奴。于是，敦煌长史索班率军千余人，进驻西域伊吾卢，作为先遣指挥部，与各国联系，车师前国、鄯善国马上归附。
鄯善、车师降汉，便可以直接控制盐泽（罗布泊）周边诸地，切断北匈奴与西域诸国的通道。数月，北匈奴汗国率车师后王“军就”，攻击伊吾卢，斩杀长史索班，驱逐车师前王及军队，进逼鄯善，力图恢复对西域的主要交通干线的控制，迫使汉军后撤。鄯善国被北匈奴所逼，求救于敦煌太守曹宗，曹宗请求朝廷出兵5000击匈奴，一是为长史索班报仇，二是请求收复西域。
中原连年灾荒战乱，水旱十年，四夷外侵，盗贼内起，国力虚弱，西域的重要性，朝廷非常清楚，放弃必为北匈奴所害，因此，仅作西征姿态暂不出兵。
朝堂之上，开始了关于西域的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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