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早年诸葛亮”问题说起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与刘备相见于建安十二年（207年），这一年，他虚岁27，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千百年来，学界的讨论多着眼于出山之后的诸葛亮，对于此前早年诸葛亮的研究相对缺乏。然而，熟悉心理学的人皆知，一个人的早年经历及思想，对于此后的人生志业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可注意的是，诸葛亮出山时只有二十六七岁，虽说远比一般人更为成熟与睿智，但作为一名年轻人，刚从童年及青少年阶段走来，性格和心智还处在塑形时期。这一阶段的心志所向，往往反映着其人生轨迹中某些重要的片段，并深刻影响着此后的抉择与走向。按照中国传统，一个人的心志，往往会通过托物明志来加以表达。而据本传，诸葛亮在与刘备相会之前，躬耕南阳，“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作为出道之前最重要的心迹袒露，它们对于诸葛亮思想及生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下而，就以此为探究点来展开论述。
从理论视角来看，所谓“好为《梁父吟》”及“自比于管仲、乐毅”，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象征符号，同时也是自我认知之上的人生规划目标，它们与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所谓“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与“社会认知论”（Socialcognition）的观点较为吻合，而且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人生规划与对个体有着强烈冲击的时势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毫无疑问，诸葛亮的“好为”与“自比”，就是当时社会时势的产物。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体所承受的冲击及社会行动，才是对规划目标及思想符号发生作用的直接动因。找寻到这些细节，就能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思想内核之中。这样的路径，在西方学界一般归入心理史学的研究范畴。长期以来，对于心理史学的适用度和有效性多有争议，但笔者以为，在对史学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在情志还不稳定的青年及前青年期的研究中，心理史学有其合理性。这一研究路径所被垢病者，其实质不在于心理及心理学问题的引入，而是事实层而的坚持与限度。也即是说，不管如何援引理论工具，历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无可争辩的事实之上，不因理论而修正事实，而要用事实去验证和丰富理论。只要遵循这一原则，研究就是值得信赖与称道的。
就本论题来看，要对早年诸葛亮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完全可以引入这一研究路径。从理论上来说，不仅应在大时势下去关注个体的“符号象征”与“规划”，还应进一步沿着青年心理，去找寻早年事实对诸葛亮所发生的心理影响。也即是说，要思考在“好为《梁父吟》”与“自比于管仲、乐毅”的背后，有没有一些非同一般的早年事实在对诸葛亮的人生起着作用。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注意到，就内在性格特点来说，诸葛亮是一个心思填密之人。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陈寿评价他“性长于巧思”，而他自己在《出师表》中也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种性格的养成固然有着天性的原因，但同时也与其所处时代及个人生活密不可分。以本传为据，在刘备与诸葛亮相会之前，诸葛亮早年生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童年时代在家乡琅琊。2、父亲死后，跟随叔父来到豫章郡。3、进入荆州地界，最终躬耕于南阳。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每一次转换都是不得己而为之，在辗转往复中，伴随着惨痛的回忆，甚至可能有着性命之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诸葛亮的谨慎或填密，其实都是心理敏感的表现。然而，当他“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之际，却不为时评所动，并抱膝长啸，期许甚高。这些绝非青年时代的心血来潮，而应该有着坚实的心理基础，包含着许多值得探究的深刻内容。
在西方心理史学名著《青年路德：一项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研究》中，曾有这样一段理论分析，它高度概括了青年时代志业的意义及与早年经历的关系：
认同危机是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危机，它出现在生命周期中的这样一个时期：当一个少年郎必须为自己构建出某些重要的愿景，并将其打造为可运作的统一体时，而这些追根溯源，就出自于可发挥效应的童年记忆残片及对未来成年期的某种期待。在自我评价中，他必须在他的自我判定与强烈意识所告知的别种判定之间，找寻到一些别具意义的相类之处，并使这种自我期许最终得以实现。
根据这一判断，再来翻检《诸葛亮传》，可以注意到如下的事实：在青年时代的“认同危机”中，诸葛亮将“自比于管仲、乐毅”作为人生的最大期许，即使“时人莫之许”，也不为所动，反而信之尤笃。那么，在其内在意识中，与“管仲、乐毅”及《梁父吟》（又名《梁甫吟》）之间，应该有着某些他所强烈认定的“相类之处”，并与当年的“记忆残片”缕缕相通，它们作为精神力量，共同推动着诸葛亮去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那么，这种“记忆残片”具体有哪些？与诸葛亮的心志之间有着何等关系？带着这种思路，下而，笔者将以“好为《梁父吟尸“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为重要的思想材料，去探寻其背后的心志与史迹，希冀对“早年诸葛亮”研究有所推进。
从“管晏”到“管乐”：诸葛亮的选择与心态
琅琊郡阳都县，属春秋战国时代的东方大国齐国。这里是诸葛亮的家乡，他的童年曾在这里度过。很自然的，当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之时，依稀可以看到齐文化的影子。习文史者皆知，管仲为春秋时代的齐相，辅佐桓公成就一代霸业；而乐毅则为战国时代的燕将，在燕昭王的信任下率军几乎灭齐，然终因继位的燕惠王猜忌而功败垂成。用两个与齐地关系甚密之人来自比，对于琅琊人诸葛亮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但问题是，在诸葛亮之前，管仲一直与春秋时代的另一位齐相晏婴相提并论，习称“管晏”。所以在西汉时代，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将他们合传为《管晏列传》；公孙弘在奏对中“管晏”并称；谷永在上书中则说“执管晏之操”；而在东汉，班固则有“伊、吕、管、晏之任”的说法。即使不用“管晏”之称，战国以降，管仲也从不与乐毅并论，一般只与姜太公或同为春秋霸主的晋文公之臣对举而言，如《后汉书·文苑列传下·边让》曰：“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荀子·臣道》云：“齐之管仲，晋之咎犯。”《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总之，“管乐”连称此前闻所未闻。虽然因诸葛亮的缘故，这一称谓在后世得以接受与传播，但就是在诸葛所在的魏晋时代依然以“管晏”之称为主流，“管乐”并不为世人所认同。诸葛亮作为齐地之人言齐国之事，摒弃晏子，以乐毅代之，实不合常理。这般改造的背后，有什么内在的缘由呢？笔者以为，这与诸葛亮的早年经历及内在价值评判密切相关。下面，具体论之。
诸葛亮沿用管仲而摒弃晏子的原因，笔者以为，管、晏之间至少有两点不同决定了诸葛亮的取舍。
1.诸葛亮身处汉室衰微，群雄并争的乱世之中，对于这一天下大势，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取而代之；二是希望汉室再度中兴。诸葛亮无疑属于后者，而且这一心志在早年己然奠定。宋儒胡寅评价道：“自为幼童，己欲兴微继绝，拨乱世反之正。”众所周知，管仲不仅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而且“尊王攘夷”，支起了东周王室将倾的政治大厦，从这一点来说，的确称得上“兴微继绝”、拨乱反正，是诸葛亮学习与效仿的榜样。而晏婴呢？虽号称贤相，却不能挽救姜齐衰微，只能在“季世”的哀叹中，眼睁睁看着“田氏代齐”的步伐毫无阻挡地向前迈进。
2.管、晏相较，在秉政风格上，管子有着“仁”且“正”的评价，如《论语·宪问》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虽表而上是说桓公，但实际上是对管仲施政的美誉。而与之相反，晏子却有着残忍诡诈之举流传于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二桃杀三士”。这一故事出于《晏子春秋·谏下》，讲的是晏婴设计以二桃来挑拨齐景公手下的三位勇士，最后三士自杀而亡。这一题材在汉代流传甚广，诸葛亮所吟诵的《梁父吟》，就是悼亡三士的。必须指出的是，晏子的这一形象是诸葛亮有选择地加以框定的，因为晏子的故事在战国以来己是真真假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诸葛亮贬斥晏婴，乃是以此形象来浇胸中块垒而己。但这种取向的触动点，则应来自于早年所奠定的价值观及童年遭际。
揆之于史，诸葛亮一生对于正义、仁德等颇为推崇，而且行事作风也是“正而有谋”。所以对于曹魏的不屑及最终投靠刘备，就很有这种因素在里而起着作用，他曾说：“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又说：“及至孟德，以其i}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
诸葛亮的这种态度，与其童年经历有着不小的关系，并对此后择主时弃曹拥刘带来了重大影响。而这一趋向的发端点，乃是由三国初期曹操对琅琊所在地徐州的屠戮引起的。据《三国志·陶谦传》，初平四年（193年），“太祖（曹操）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泅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郑”。又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兴平元年（194年）春，曹操因其父在琅琊被害，遂二次征讨徐州，“所过多所残戮”。曹操对徐州的疯狂屠杀，激起了两大后果，一是徐州民众恨透了曹氏集团，所谓“子弟念父兄之耻”。二是徐州遭到了倾覆性的破坏，大量民众不得不流离失所，远遁他乡，诸葛亮家族也由此成了避难队伍中的一员。其兄诸葛瑾曾凄枪地回忆：“遭本州倾覆，生类珍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此时的诸葛亮仅有十二三岁，其心灵的伤痛可想而知。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刘备此时也在徐州，但他的表现迥异于曹，不仅谦让徐州牧一职，而且帮助徐州牧陶谦抵抗了曹操。可以说，刘备在此时以其仁勇形象，己经走入了少年诸葛亮的心中。所以，晏婴既被认定有屠戮行为，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一种不愉快的回忆，在诸葛亮心目中遭到排斥也就可想而知了。
弃用晏子的心理轨迹己然清晰，那么，以乐毅来承接管仲又有何理由呢？在三国时代，与诸葛亮同样傲视天下者，比之管仲者有之，自比乐毅者则无。因为在时人看来，乐毅与管仲不在一个规格之上，他只是吕布、孟达之流的选择，像诸葛亮这样“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者，乐毅根本不能与之相匹配。故而，在魏晋时代己有人对此表示不解：“殆将与伊、吕争侍，岂徒乐毅为伍哉叩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就一般思维来看，管、乐之间并无等同性，既如此，在这一“夫子自道”中，诸葛亮的自比乐毅，就应该不是补充一名比肩管仲之人那么简单。
那么，诸葛亮这样的有意安排，想说明什么呢？笔者以为，这是心思填密的诸葛亮在传达自己内心一些重要的思想取向。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乐毅以善于破敌伐城而闻名于世。诸葛亮在出山之后，必有攻战之事，在无可避免的战争中，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珍惜生命，宽仁待人。前述对于管仲的推崇及对晏婴的贬斥，就有这种因素包含在内，而且由前可知，诸葛亮对于曹操集团的痛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杀戮中的无情。与曹氏集团的屠城正相反，乐毅在伐齐中具有不屠不杀，宽而缓之的表现，在杀人如麻的魏晋时代，很是得到好评。如夏侯玄言道：“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习凿齿则曰：“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己哉。”这些佳评出现在魏晋人的笔下，与其说反映的是对乐毅的赞誉，倒不如说是借机以谴责当下。而对于童年时代就遭受战争重创的诸葛亮来说，早年的伤痛更使得他希望出山后，以仁者之师夺得天下。在向往着百姓“革食壶浆以迎”的期盼中，自比乐毅，实质上反映的是以仁心得天下的政治旨趣。
2、管仲、乐毅虽在地位及才气上不完全一致，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出身寒微却获得君王的高度信任。而他们为了回报君恩，也为国家倾尽了才华。《说苑·尊贤》曰：“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而乐毅也是被燕昭王破格提拔，“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诸葛亮以“布衣”自况，不仅与他们的身份相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得到齐桓、燕昭这样的一代雄主的知遇，迅速登上顶级政治平台，从而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华。朱子彦指出，诸葛亮在择主时，“出山的条件很高”，不愿从基层干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
3、乐毅反映了一种特别的归隐之志。当他在燕惠王信谗不用之际，采取的策略是不出恶声，避祸而隐，并作《报惠王书》以明心志。其中说道：“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乐毅的这番举动在三国时代颇受推崇，成为不遇及避祸的代名词。诸葛亮在出山前居于荆州，他与叔父诸葛玄都与刘表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可由此在刘表手下谋一职事。可是，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在南阳做起了布衣，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诸葛亮是在学习乐毅，与刘表集团交绝而不出恶声，在隐逸中避祸，并等待着“齐桓”“燕昭”的出现。
总之，从“管晏”到“管乐”的变化，绝非信口言之。符号认知的改变直通心路与心灵，在改变时代用语及固定思维的背后，有着诸葛亮的童年记忆、青年思考及对未来的期待。
“好为《梁父吟》”与诸葛玄的命运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
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由以上记载，可以获得如下几点认识：1.诸葛亮因早年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就成长心理来说，这样的经历足以使叔侄之间犹若父子。2.诸葛玄曾带着诸葛亮及其弟前往豫章太守的任上，后因人事更迭，入荆州投附刘表，此时的诸葛亮正处于心理认知日渐成型的青少年阶段。3.玄死后，诸葛亮躬耕时好为《梁父吟》，则考察其心志时，不能不上溯至诸葛玄。换言之，应特别关注《梁父吟》与诸葛玄的关系。
由前已知，《梁父吟》反映的是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其诗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占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乐府诗集》收载了此诗，将其定为诸葛亮作，但一般而言，学界并不信从此说。在此，笔者无意深究作者问题，而孜孜关注于诸葛亮吟咏此诗时的情感寄托。我们要问的是，“好为《梁父吟》”是一种反复为之的事情，就内在心理来看，这种偏好的触动点在哪里？后而还有没有隐含着更多的情绪和故事呢？笔者以为，这是可以做出肯定回答的。
查考史籍，梁父又作梁甫，为山名，坐落于泰山脚下。根据诗而之义，宋儒姚宽认为：“君有德则封此山，愿辅佐君王，至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然而，谁“为小人谗邪之所阻”呢？是诸葛亮吗？显然不是，因为那时的诸葛亮是一名尚未出仕的年轻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种表达呢？此诗还有其他深意吗？郭茂倩指出：“《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而据《乐府诗集》所引《琴说》的说法，此诗为曾子所撰，所谓：“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基于此，清儒张澎说：“武侯之好为《梁甫吟》，为思琅琊故乡……（姚说）未必然也。”但笔者以为，所谓“谗邪之所阻”的意义还是存在的，但它仅为诗而之义。张澎所言“为思琅邪故乡”虽更进一步，但也有问题存在。揆之常情，既是思念故乡，何必选一首葬歌反复吟诵呢？所以，这种思念必须框定范围，只能是对己逝者的追念。没有特别的缘故，大概没有谁会贸然地用葬歌来笼统地思念故乡。笔者以为，诸葛亮此举，乃是以故乡葬歌来思念故乡之人，而且此人曾“为小人谗邪之所阻”，与诸葛亮恩若父子。
那么，其所思具体为谁呢？应该是诸葛玄。由前己知，此诗传为曾子思念父母之作。而在诸葛亮兄弟由少年而青年的人生历程中，诸葛玄是实际的抚养者。然而，他在将他们由琅琊带入豫章及荆州后，却最终散手人寰，留下了兄弟二人。用故乡葬歌来追念这样一位父亲一般的叔叔，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进一步言之，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乃是对叔父在豫章任上的遭际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再三唱叹，同时警示自己今后的人生及仕进之路。
揆之于史，豫章之事是诸葛叔侄人生中极为惨痛的一页，对心理的巨大触动不言而喻。就现有史料，关于豫章，诸葛亮未下一言，但有理由相信，《梁父吟》的后而就关联着豫章。首先，就字义而言，梁父与豫章可以相通，皆有大、美、佳等义，而且梁父是山，汉末的豫章，亦是“多山川鬼怪”之地。加之与《梁父吟》一样，流行于汉魏的古辞中也有同类的相和歌辞—《豫章行》，其基调与《梁父吟》一致，抒发的是“伤离别，言寿短景驰，荣华不久”的情绪。笔者认为，诸葛亮的吟咏，是用《梁父吟》隐约其事，颇类后世《红楼梦》的“甄士隐去，贾雨村言”的手法。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梁父吟》所吟诵的“二桃杀三士”，正吻合诸葛玄的往事。此一关键点不仅决定了诸葛玄的命运，其余波也影响了诸葛亮的早年生活。依照心理学理论来看，此处所论，属于前己言及的“符号互动”与“记忆残片”的范畴。加之诸葛玄之事的复杂性与比附性，有理由相信，诸葛亮乃是话中有话，深意存焉。
查考《诸葛亮传》及相关文献，诸葛玄的结局是个谜。陈寿在传文中仅有一句“玄卒”，未作其他交代。但在裴注所引《献帝春秋》中，却有不同的说法：
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就文献可信度而言，《献帝春秋》是颇有问题的。众所周知，陈寿曾为蜀汉大臣，熟稳此地人事。尤其是对于诸葛亮，陈寿不仅知其过往，而且为其整理文集，勘定故事。加之陈氏号为良史，不采纳《献帝春秋》之说应有其道理，所以司马光作《通鉴》时，亦弃注而用陈说。不仅如此，裴松之在注中所言：“此书所言，与本传不同。”初看并无倾向性，但事实上，他从骨子里也不完全信从《献帝春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裴氏曾声明，其所引材料并非皆为事实，在所附的《上三国志注表》中，裴氏指出，由于陈书“失在于略”，他不得不广纳博取，即使互相抵梧或有所疑，也“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其事当否，就由读者自己去加以判断了，只有那些“纸缪显然，言不附理”者，才“随违矫正以惩其妄”。而在《诸葛亮传》中，《献帝春秋》所引材料正是出于“以备异闻”的需要才加以揭集，但这类书的可信度如何呢？裴松之本人是不以为然的，他在《蜀书·马超传》中，提及与此书相类的《山阳公载记》时，曾轻蔑地表示：“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
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认为，《献帝春秋》固然可以反映一些事实，但由于其不够谨严，在论证中不能作为基本依凭，而只能以陈寿传文为主，《献帝春秋》仅可作为辅证来用。下而，按照这一思路，来看看当日的豫章形势及诸葛玄的命运，其中有两大问题最为关键：1.豫章太守的争夺。2.诸葛玄与袁术及刘表的关系。
先看豫章太守的争夺。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注可知，当时在诸葛玄之外，另有一位豫章太守—朱皓。然而，在《三国志·刘蒜传》中，除此二位，还出现了第三位实际上的豫章长官—竿融，出现了所谓的“豫章三太守”现象。而且，朱皓、竿融都死于非命，诸葛玄虽因投奔刘表而得以存生，但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关于诸葛玄之死，具体情形己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死在豫章之事后，此事对其打击是巨大的。《献帝春秋》所记载的内容，虽很可能是一种传闻，但却反映着当时的乱象丛生及后果之惨重。如果诸葛玄是因此事而加速了死亡，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死就是“豫章三太守”的必然后果。而这一现象与“二桃杀三士”有着极大的相类处，很容易让诸葛亮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再者，诸葛玄的结局，不仅关涉与袁术、刘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反映着当时的政局变动，也影响了此后诸葛亮的命运与处世态度。熟悉三国史事者皆知，汉末之时，袁术盘踞扬州，刘表占据荆州，由于在军政斗争中直接交锋，二人交恶，关系龋凝。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诸葛玄何以可以周旋于二人之间？这与豫章太守的职任有何关系呢？
关于袁术，有一重要事实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从不轻易将郡守一职授人，一般只任故吏，为此，对于有大功的孙坚、孙策父子，尚多次食言。而《诸葛亮传》明载：“（诸葛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这样看来，诸葛玄与其关系定然非同一般。程有为由此推断：“诸葛玄当为袁术故吏，与袁术关系至为密切。”但笔者以为，说“诸葛玄当为袁术故吏”并无旁证。而且，如果诸葛玄真的为其故吏，他与袁术的依附关系将极为深厚，按照当时的通例，一般都会加以记录，并守臣节于一生。而诸葛玄最终投奔的却是袁术的对手刘表，这就不合常理了。所以，诸葛玄为袁术故吏的可能性较小。
诸葛玄担任豫章太守的时间，应在初平三年（192年）八月后。据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七《孝献皇帝纪》，此年的八月，太傅马日碳等持节镇关东，在袁术杀原扬州刺史，“领其州”后，不仅未追责，反而“假节，封阳翟侯”，正式赋予他统领此地的全权。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此年的十月，刘表被封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据《刘镇南碑》，刘表被“授节，以增威重，并督交、扬、益三州，委以东南，惟君所裁”。此前，袁术与刘表的关系虽不断恶化，但并未最后反目。不仅如此，他们之间还曾一度交好。据《后汉书·袁术传》，袁术来南方的第一个落脚点，乃是南阳，在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之后，是“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而初平三年十月后，由于刘表具有了“督交、扬、益三州，委以东南，惟君所裁”的特权，袁术必然要强烈反弹，他不仅不服从汉廷命令，而且拉开了对荆州的进攻序幕。据《三国志·孙坚传》，“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也就是在这一战役中，孙坚被刘表部将黄祖手下射杀。传引《英雄记》曰：“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据此，则对刘表的进攻乃是年底发动的，时间应在十月后。
在荆州与扬州之间的对抗中，豫章处在二者的前沿结合部，地位极为微妙。值得注意的是，在袁术那里，诸葛玄作为郡守并非实任，只是暂时性地摄行郡事而己，即所谓“袁术所署”，想来是不会有实权的。由前己知，在重视故吏的背景下，诸葛玄能从袁术那里获得郡守一职，己非常态。出现这一状况可能与袁术一度重视徐州，尤其是琅琊人士有关。初平至兴平年间，袁术所用的庐江太守刘勋、扬州刺史惠街皆为琅琊人，他们是袁氏故吏。用琅琊人或徐州人，有通过拉拢此地人士、夺取徐州的可能。当时徐州正处在曹操的猛烈进攻之下，袁术一直在寻找机会抢占此地。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诸葛玄入主了豫章。由于豫章属于扬州刺史管辖，也有一种可能则是，诸葛玄由同乡惠街所任命，为袁术所首肯。但不管出于何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诸葛玄与袁术之间一无依附关系，二非实任，他们之间的结合势必十分松散。等到十月后，刘表总领东南的时候，拉拢老朋友诸葛玄也就顺理成章了。由前引《献帝春秋》己知，“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应该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尤为重要的是，袁术与刘表相较，前者日益叛汉，不轨迹象日渐明晰，而后者还在名义上守着汉廷礼制。诸葛玄应该是忠汉之人，就日后诸葛亮的作为而言，他很可能是受到了叔父的这种影响。由此，背袁投刘，也就毫不奇怪了。然而，汉廷并未采纳诸葛玄为太守的建议，不仅新派了朱皓，并且让刘蒜来担任扬州刺史，剥夺了袁术的统辖权。在此后，则是一片乱象，诸葛玄逃离豫章，来到荆州。
在这一过程中，诸葛玄为何没有得到汉廷的正式任命，己无法确知基本原因。但是，在刘表上书其为郡守的情况下却未能留任，一方而证明了当时的汉廷对刘表的防范，一如袁术；另一方而，诸葛玄在任职时必有人提出过非议，并使之成了去职的借口。此时，诸葛亮仅有十二三岁，伴随着诸葛玄的遭际及逝去，家族及个人命运陷入了又一个低谷，它们对于诸葛亮心灵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也因而，表现着“为小人谗邪之所阻”及“二桃杀三士”的《梁父吟》，就成了诸葛亮青年时代的精神寄托。在这一吟咏中，勾起的不仅仅是思念，更在这一“童年残片”中注入了一代政治家的种种思考，充满着对过去的谴责以及对未来明主的期待。
“霸王之业”与“自比于管仲、乐毅”的时代意义
由前已知，“自比于管仲、乐毅”之时，诸葛亮是一位翩翩青年。此时己进入建安年间，是曹操一步步大权独揽，势头正劲的时段。随后不久，诸葛亮出山，一年后赤壁大战爆发，曹魏重挫，三国鼎立，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由此来看诸葛亮的“自比于管仲、乐毅”，可以发现，它蕴含着鲜明的时代性与现实性。
《三国志·袁术传》注引《魏书》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掣，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由这段材料，可获得三国时代的一个重要观念：由于皇权衰微，列强争霸，时人以春秋战国来比况那个时代。于是，崇尚武力、争霸兼并，成了政治常态。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的霸业以齐桓、晋文为盛，尤其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首霸。作为霸业的关键人物，管仲及其功业为后世津津乐道。很自然地，在兼并与争霸重现的背景下，三国时代出现了一股对管仲式人物的期待。诸葛亮不能置身于这一时代潮流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代乡贤，管仲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亲切感迥异常人。所以，就一般层而来看，诸葛亮自比于管仲，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关于这一问题，在前而己经有所阐述。在这里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的是，诸葛亮既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则其事功期待理应超越霸业目标，岂能满足于割据一方？事实上，比之“王者之业”，三国时代一方而有着对管仲的推崇；另一方而更存在着对管仲事功的不满足。时人论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心而乐毅则更是等而下之，所以当时有“岂徒乐毅为伍哉”的疑问。总之，“王者之佐”才应该是诸葛亮的最佳定位，他应该有着超迈他们的豪气。
然而，“自比于管仲、乐毅”作为“夫子自道”，实在有着不得己的苦衷，是时势压迫下的产物。倘将这一自况放置当时争霸、兼并的格局，尤其是建安初年的局势中去看，可以发现，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乃是“霸王之业”的必然要求。质言之，他的军政路径乃是“由霸而王”，最终兴复汉室，而且他的“自比管、乐”，落脚点在“管”，“乐”乃是对此种心志的一种补充。与此同时，自比管、乐，又是对他人同类自比的一种修正与抗衡，而这种方式不仅体现了诸葛亮的独自标高，更寄托了某种政治情慷与现实关怀。下而，就具体论之。
由前已知，对管仲的崇尚乃三国世风，几乎人尽染之。就当时的观念来说，要成为一代英豪，就必须先拥有一块自己的基地，树立霸业，然后再徐图发展，有此宏图者，方可争衡天下。对于这种军政取向，时人谓之为“霸王之业”或“王霸之业”，而建此功业的人主，则是所谓的“霸王之君”或“霸王之器”。
这一观念源于管仲。史载，鲍叔牙劝齐桓公：“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于是，在比况东周的三国时代，是否有着清晰的“霸王”路径，成了各路英雄壮大发展的关键。就鼎立的三方来说，曹操方而早有此等意识，曹氏一度被认作“王霸之君”，东吴方而也不甘示弱。孙权宣称：“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心而刘备虽也被时人誉为“霸王之器”“王霸之略”，但他的这种自我期许却十分缺乏，翻检史籍，在与诸葛亮相会之前，看不出他有成为“霸王之主”的雄心，一直到荆州后，也还只是因“牌里肉生”“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遂“慨然流涕”。所以，隆中相会时，刘备虽憧憬着“欲信大义于天下”，以挽救“倾颓”的“汉室”，“蒙尘”之“主上”，却不知“计将安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不知所往的处境，乃是因为刘备缺乏霸王之略的远图所致。所以比之曹、孙，他一直落于下风。
诸葛亮要辅佐刘备，自然要从确立“霸王之业”开始。故而，他在《隆中对》中设计了一整套军政路线，由其系统性与前瞻性的特点可以看出，这不仅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整个计划乃是为刘备量身定做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诸葛亮自比管仲时，刘备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齐桓公。从建安六年（201年）刘备至荆州，至建安十二年（207年），中间有六年的时间，二人未曾碰而，有学者喻之为“捉迷藏”。然而，“捉迷藏”的六年绝非虚度，这是诸葛亮思考战略，考察刘备的六年，他既然要像管仲一样，一步到位成为集团的核心，就必须策划出一个与之相称的指导性文件，而这就是《隆中对》。这一打动刘备的方略，最关键之处就是确立了由霸而王的战略，即分两步走：先割据一方，然后再伺机恢复汉家天下，最终实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必须指出的是，管仲成为可仿效的目标，除了其赫赫霸业，“尊王攘夷”是不可略去的一环。也即是说，齐桓霸业不仅有“霸”，更有对“王业”的辅翼，这种“霸业”连接着“王业”，是它的基础所在。也正是从这个层而来看，它可以称之为“霸王之业”。而在汉末，毫无疑问的是，当时的“王业”不是别的，正是那摇摇欲坠的汉家皇权。在那样的语境下，“做管仲”就与辅佐汉室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就连曹操所谓的“霸王之业”，一开始也是以辅汉为号召的，所以，翻检史籍，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曹操。当他早年心存辅汉时，“常唱然有匡佐之志”，加之手下的谋士荀或、程星等被誉之为所谓的“王佐才”，这实质上是隐隐以齐桓、管仲自居了。与之相反，另一个则是篡汉的曹操形象，当羽翼丰满后，他们再也不是“齐桓’川管仲”，而是以文王集团自居，为子孙代汉做好准备。可注意的是，当诸葛亮准备出山之际，正是曹操兵临荆州之时。此时的曹氏早己是“托名汉相，其实汉贼”，让曹操集团成为“齐桓”“管仲”，以匡扶衰汉，不仅绝无可能，甚至他们就是摧毁汉室的力量。张大可说：“诸葛亮恰在此时毅然出山，辅佐刘备兴复汉室，这本身就与众不同。”
毫无疑问，因抗曹而产生的“与众不同”，必然包含了，至少是激发了诸葛亮“自比管仲”的情绪。但曹氏集团并未明确地比之于管仲，在当时，“比于管仲”者另有其人，那就是东吴大臣—张昭。据《三国志·张昭传》，在孙策时代，作为东吴首臣的他，就被视为管仲式的人物。尤为重要的是，张昭为徐州人士，因避难来到东吴。作为徐州流士的首领，他大量援引与团结本邦人士服务于东吴，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就是其中的一位。张昭年长诸葛兄弟二十岁左右，为他们的父辈人物，故而诸葛瑾与其子张承“相善”，且最终结为儿女亲家。刘增贵指出：“孙氏政权中之徐州人士，由于逃难异地，乡情分外浓厚。”豫章之事后，诸葛亮与其兄一在荆州，一在东吴，二地毗邻，无论是乡情所致，还是讯息交通方而，都应休戚相通，对于张昭，诸葛亮当不陌生。那么，张昭比之于管仲之事，势必会影响到诸葛亮的认知与判断。笔者以为，诸葛亮的自比管仲，不仅有着张昭的影子，事实上，张昭此后的命运及东吴的政治走向，就是诸葛氏自比的现实源泉与动力。
据王永平的研究，“孙权即位后，张昭的政治核心地位仅维持了二三年时间，建安七年（202年）之后，便为孙权逐渐疏远，建安十三年之后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张昭在东吴地位的下降，与其在建安七年主张纳质子，十三年主张降操有着重大关联。张昭的这种作为，固然不符合东吴的政治要求，但究其心志，与其心存汉室，认曹操为正统有着很大的关联，裴松之评述道：“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那么，什么又是其时东吴的政治要求呢？答案是鼎足三分，抗衡曹氏，待机而动，徐谋帝业。这一基本战略由鲁肃于建安五年（200年）提出。据《三国志·鲁肃传》，孙权与鲁肃密议，前者发问道：“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叩众所周知，所谓“思有桓、文之功”，乃是齐桓、晋文的霸业，在当时的语境下，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辅佐汉室的表态。但是，鲁肃的回答却言孙权不敢言、不能言，要求孙氏抛开辅汉的思维，以建帝业为最终目标。鲁肃说：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卜之衅……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土以图天卜，此高帝之业也。
田余庆曾将鲁肃之议分解为四步：“第一步，鼎足江东，稳固根本；第二步，据杨取荆，窥探上游；第三步，并益州而尽长江所极，形成南北对峙；第四步，徐图天下以成帝业。”并进一步指出：“第二、第三两步则是眼下急迫的追求，是孙权发展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与《隆中对》一样，鲁肃之议成为此后东吴的指导性文件，而前者又明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毫无疑问，对于胸怀天下的诸葛亮来说，对东吴的了解乃题中应有之义，加之诸葛瑾落脚于东吴，则对此处的人事及战略了解，应更胜于他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诸葛瑾不仅交好于张昭，也是鲁肃的好友，而鲁肃之议又是针对张昭而来，遂使得张、鲁关系龋凝，史载：“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警毁之。”就论题所及，东吴由张昭而鲁肃的战略调整，乃是在实际抛弃当年齐桓、晋文的路子，不再辅佐汉室，并随时准备取而代之。于是，管仲式人物张昭逐渐淡出，而心系帝业的新锐鲁肃等人成为核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诸葛亮自比管仲就很有针对性。质言之，乃是一种抗衡鲁肃，回到张昭的政治表态。所不同的只在于：1.不认曹操的正统；2.更不认孙权方，而是要别树一帜，振兴汉室。所以他既不北投曹操，也不东去孙吴，而是身处荆州，静观其变。而自建安六年（201年）后，则开始锁定刘备集团，在此过程中，《隆中对》的设想日渐清晰。
由前已知，鲁肃之议中有一重要基础，那就是：鼎足江东，在南方联合一股政治力量，以抗衡北方的曹操。当鲁肃之议发生时，刘备尚未南奔荆州，故而田余庆指出：“鲁肃之议中的鼎足，并非预指以后出现的魏、蜀、吴的三分，而是指扬州孙权、荆州刘表和北方曹操这三种力量并存的局而。”但到了《隆中对》中，“诸葛亮所说的鼎足，与鲁肃所说的鼎足，正好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把鲁肃当年所指的刘表换成刘备而己，地点还是荆州。”诸葛亮的这一调整，既为自己这样的“管仲”找到了“齐桓”，也同时确立了霸业基地—荆州。
熟悉六朝史者皆知，在抗衡中原的过程中，荆州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东吴所孜孜于荆州者，乃是为了下一步夺取益州做准备，最终实现南北对峙，走上汉高祖举巴蜀以得天下的帝业道路。而此时的荆州牧刘表却昏馈茫然，首鼠两端，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史载：“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时人对刘表颇为失望，认为：“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心要之，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如不采取行动，荆州的最终归宿非曹即孙，早晚要落入虎狼之口。而无论是曹还是孙，一个共同走向就是：灭汉自代。此时，要复兴汉室，就必须立足荆州，找到一位建立霸业之主。就诸葛亮而言，则是在自比管仲的理想中，找寻着可资托命的“齐桓”。从而既提防曹操的南下，又阻挠鲁肃之议的实现，以荆州为基地，向西发展，横跨荆、益，在建立霸业基地之后，再徐图王业的实现。于是，抗衡鲁肃之议的《隆中对》由此日渐形成与清晰。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诸葛亮似乎很悠闲地自比管仲之时，内心其实是很急迫的。要知道，张昭比之于管仲，不仅仅在于首辅的地位，还有着与孙氏兄弟的年龄差，他们比拟于父子，且有着“命帝以师傅事昭”的遗命，所以他可像管仲一样成为“仲父”。而诸葛亮当时才二十多岁，刘备年长他整整二十，辈分上正好错位，这样的“管仲”当然是不具备“仲父”资格的。这也反映出诸葛亮内在的焦虑，他需要接过“管仲”的旗帜，独撑一而，所谓时势逼人，时不我待。当然，从情理上来说，作为宗室之后的刘表倘能成就霸业，本当尽力辅之。当年叔父舍袁术而奔荆州，就有这种情怀在内。宋超指出，当初平三年十月刘表被授予总裁东南军政大权的时候，本是其一生中“成就一代霸业的绝好时机”。而由前己知，这也正是心存汉室的诸葛玄脱离袁术，转而投归刘表的时刻。在齐桓、晋文思维深入人心的背景下，诸葛玄的理想中应存有管仲之梦。作为子侄，诸葛亮拥汉乃是接续童年之梦，为其心理的持续发展，他又何尝不可以接续叔父，完成这一未竟的事业呢？但是，刘表不仅昏馈，至晚年甚至在荆州残杀士人，对于期待成为管仲的人物，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荆州士人皆自危”。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在刘表治下施展才华己无可能，因为命且难保，何况其他呢？诸葛亮要成为“管仲”，唯有舍弃刘表，另觅“齐桓”。因此，在《诸葛亮传》中，既可以看到他自比管仲的一而；同时也有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另一而，方诗铭指出：“所谓‘诸侯’，应该指刘表。”总之，自比管仲，反映的乃是由霸而王的宏图理想，既切合了早年的梦想，更由时势所催发。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诸葛亮虽然与管仲有种种趋同，但有一明显的不同点却是，远离故乡，不能像这位先贤一样，在本邦建立事功。这在重视乡土观念的汉晋时代，是颇为令人遗憾的，因为在当时，“坟墓所处，父母之国”，拥有非同一般的情感意义。如蜀汉归晋后，臣下曾教刘禅泣答司马昭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而《三国志·公孙攒传》载，在离乡而去难以再回时，公孙攒在先人坟墓前泣下而言，郑重而别。由于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有别于时人，魏明帝曾露布天下谴责诸葛亮：“弃父母之国，阿残贼之党。”然而，诸葛亮何尝不愿回父母之国呢？由前己知，他对于故国怀有浓烈的情感。但是，家园己毁，如回返北方，就必然要进入曹氏的掌控范围，这是他所不愿为之的。所以，诸葛亮对好友北归，发出了“遨游何必故乡”的感慨，这其实是他既“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又不愿“委质魏氏”的必然。而且也唯有异地建功，才能实现这种“霸王之业”。也因为如此，乐毅被引入，成了管仲的补充。因为乐毅不同于管仲之处在于，远离故土，立功于他邦。所以当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之时，也就隐隐意味着，将在他邦建立“王霸之业”，而这个地方首先是荆州，然后是益州，从而将鲁肃之议中颠覆汉室的“高帝之业”，一改为匡扶汉家的真正的“高帝之业”，即仿效高祖，由霸而王，据巴蜀而复兴汉室。
总之，“自比于管仲、乐毅”是时势的推动，是“霸王之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结合自身处境，胸怀天下的一种表现。在这一进程中，既可远溯当初的童年期待，也在现实的调整与应对中，为蜀汉的未来规划出了新的“霸王”蓝图。
综上所述，作为心理学上的“符号象征”与“规划”，“好为《梁父吟》”与“自比于管仲、乐毅”，既是诸葛亮的心志所在，更隐含与联结着许多重要的早年事实。诸葛氏的内在意识与它们之间，应该有着某些他所强烈认定的“相类之处”，并与当年的“记忆残片”缕缕相通。它们作为精神力量，共同推动着诸葛亮去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本文作为一种历史的考察，旨在探明事实，加深思考。为了达其目标，笔者借助于心理学的理论视角，以历史考订为基础，将它们钩稽而出，希冀通过对心志和行迹之间的心理史学分析，为深入理解诸葛亮及三国时代提供助力。
来源：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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