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读书，读到一段二战轶事。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没有孩子，恰好一个德国男孩想学英语，英国夫妇高兴地答应了。他们很喜欢那个聪明好学的男孩。当然德国家庭付费可观，双方都很满意，男孩每到暑假就会来英国学习。
然而，战争开始了。男孩16岁，英国夫妇怀着沉痛的心情把男孩送到火车站，送他回德国。他们为男孩准备了领带、手帕等礼物，用一个小包袱包好，依依不舍地含泪吻了男孩。男孩也显得格外依恋。可是，火车刚开动，男孩就把包袱一把扔到车窗外男人身上，并探出车窗向女人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想起一则网络新闻：一个做生意赔本的男人，站在七楼顶要跳楼。楼下来了许多警察，同时聚拢了蚂蚁一样的人群。道路堵塞了，楼下的气垫铺好了，男人的妻子孩子也来到现场含泪相劝。男人似乎回心转意，眼见形势有所好转。突然，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小声喊：“胆小鬼，跳啊！跳啊！不敢跳！”然后，这种声音很快成为一群人的“诅咒”。几秒之间，男人突然纵身一跳，他落在没有铺气垫的水泥地上……
所以，雨果感叹：“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某些时候，世界的真相是魔鬼统治天堂，人性里更多的是“相对的善”和“绝对的恶”。约翰·克利斯朵夫对犹太人莫克说：“啊！多可惜！……你生为犹太人真是太不幸了！”莫克笑了笑，带着凄凉而嘲弄的神情，静静地回答：“更不幸的是生而为人。”
那个被蛇咬死的农夫临死之前说：我竟然救了一条毒蛇，就应该受到这种报应啊。农夫和蛇的故事反复上演，迫使我们渴望真相：是农夫错了吗？他究竟错在哪里？世间总有些人，在认识一个朋友的开始，想到的总是给予，总想能为对方做点什么，之后也是竭尽全力、小心翼翼地维护那段友谊，生怕自己的点滴疏忽破坏友情。他这样做，其实就是一种惯性，同时觉得对方把自己当作朋友，其概念里从没有“回报”二字。然而，对方却会冷不丁地回咬一口，咬得他目瞪口呆。
人性的冷暖就在人生这块幕布上交替上映着。最为典型的当如不久前热映的电影《三块广告牌》。此片由一件奸杀案切入，引发了人性的大碰撞。故事是有原型的，一个美国父亲由于女儿被奸杀迟迟没找到凶手，案发两年后，他在洛杉矶地区竖起一系列广告牌，指责警方办案不利。这个故事被移花接木，拍成《三块广告牌》。电影中的女主人公米尔德雷德，是一个倔强的、却对任何事情神速反应的女人。她不借车和钱给外出的女儿，结果女儿一句赌气的话“我希望我在外面被强奸致死”一语成谶。女儿出事时，米尔德雷德和丈夫的婚姻也走到尽头，她与独子相依为命。女儿遇害七个月，迟迟不能结案，凶手仍逍遥法外，警察毫无动静。这位母亲目睹了小镇上的警察的碌碌无为，借钱租用女儿被害地点的三块广告牌，向警方发起诘问，控诉警方不作为，并将矛头对准警察局局长威洛比。而威洛比身患癌症，命不久矣。这三块广告牌，在小镇掀起轩然大波。密苏里州民风彪悍，无数小人物被卷进来，冲突瞬间升级。最后，以暴制暴，成为影片无法回避的现实。
乍看，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一脸戾气的女主角。她头缠一块黑布，双手叉腰，像个斗士。她的一些做法，像投掷汽油弹烧警察局，与患癌症的威洛比据理力争……其行为是否文明合法有待商榷。男主角狄克森更像地痞流氓，为阻止米尔德雷德继续租用广告牌，他暗中“查封”了她与人合伙开的礼品店——为了阻断其经济来源。最后，他因渎职被开除公职，但威洛比的自杀遗言唤起了他作为警察的使命感。他最终自愿与米尔德雷德一起去寻找凶手了。其实，在警察表面的不作为与案件真相之间，正如威洛比的遗言：有的案件就是没有一点线索，几年过去也没有线索。在这样一种现实观照之下，观众也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中思索着人性。
影片很写实，也很琐碎，一点也不“波澜壮阔”。直到结尾，影片也没告诉我们谁是真凶。可是观众却不自觉地深陷其中。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人们恶着，又善着；毁坏着，又成全着；斥责着，又维系着。所有这些同时发生在同一具肉身之上。这在不经意间探尽了人性的幽微。而且，主人公无论“行善”还是“作恶”，导演并没带着一把道德标尺虚张声势，只是呈现，不作评判。尤其男女主角最后那点微弱的努力，绝望中的坚守，对抗之中流露的那一丝真情，让人感到一种带有野蛮意味的人性力量。
这世界，真让人感念丛生。幸好，当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时，还有人想一点点把它拼凑回来。此时，谁还会去追究农夫的对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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