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容忍丈夫出轨，替亡夫负债，中年沦落扫厕所，晚年谢绝子女养老
人的一生需要面对很多抉择，有重要也有次要，在这些重要的人生岔路口上做的选择，一定要经过慎重考虑再行动，不然可能对整个人生都有着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女人而言，在面对婚姻大事时，可能一步错就导致步步错。
在我国的民国时期，有一位富家千金小姐，她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可谓是做错了两道最重要的选择题，导致她后半生沦落到扫厕所，结局令人心酸，她就是郭婉莹。原本郭婉莹的名字是叫黛西，她家境算的上是名门望族，父亲是上海某大型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母亲也是来自富商家族，后来她中学时因为喜欢冰心（谢婉莹）而给自己改了名字。
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中，自然是从小就接受着非常好的教育，从贵族学校毕业的她，后来便考上了燕京大学，在北京读书期间她结识了清华大学的吴毓骧，这个风度翩翩的高材生，还是林则徐的后代，两人在一起非常投缘，不久二人就开始热恋，似乎上天把缘分都安排的这样美好，唯一不足的就是吴毓骧的家境相对比较清贫而已。
郭婉莹其实在此之前是有一段父母订好的婚姻了，但她与未婚夫埃尔伯德的性格确实合不来，为此当郭婉莹决定要离开未婚夫时，二人之间还差点闹出人命。后来她与吴毓骧的热恋也随之转化成了婚姻，可谁知婚后的丈夫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不仅嗜赌，还对她态度转变很大。
后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郭家人要逃亡去美国，但郭婉莹却坚持不跟家人走，自己跟丈夫待在中国。而后丈夫被划为右派被抓入监狱，并郁郁而终，经过劳改后的她要一个人打工养活两个孩子，甚至还替丈夫背上了一身的债务。曾经的千金小姐，如今要做苦力活，甚至是洗厕所的脏活。后来她又与汪孟立结了婚，4年后汪孟立因病逝世。
忍辱负重的她把孩子抚养成人，都送出国去留了学并扎根在外，儿女想接她过去生活都被她拒绝了，最后她一个人在国内安静的离开了人世，享年89岁。
郭婉莹(1909~1998 )，女，又名戴西，上海永安百货的四小姐。
娇柔的眼神、光滑的额头、粉嫩的脸颊、白藕般的手臂，再配上精致的白色蕾丝裙子、软底的小白鞋，宛如一个纯洁的小天使，这些词语是用来形容郭婉莹小时侯的样子。她在澳大利亚度过了快乐而又温馨的童年生活。
她随着家人回到中国上海。父亲是受孙中山的邀请回家发展资本经济，繁荣市场的。郭婉莹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雪，看到了很多跟自己一样皮肤的中国人，却也为自己的语言不通伤透脑筋。为此，她不得不被父亲先是安排在一所广东女子学校，后又重新进入宋氏姐妹学习过的贵族学校。
这期间，总算是不用再为拗口的汉语发愁了，她的英语基础反而受到格外的宠爱。父亲的百货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她的学习生活也是丰富多采。在这所中西结合的美国学校里， 郭婉莹不仅学会了音乐、科学，阅读了许多图书馆里的英文书报、培养了终生对体育运动的爱好，还学会了如何做个称职的宴会女主人。在学校里，她几乎是最快乐的一个孩子，聪明又不失美貌。
1928年，戴西从中西女塾毕业。这时候，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美少女，如同波切提尼画的从贝壳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那样的美丽。
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同学，总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订婚和结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条是去美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戴西曾希望和许多中西女塾的同学一样，美国留学。可是她的父亲不以为女孩子去美国学习有什么好，所以婉莹留在了国内。她与一个同自己家是世交的富家子弟订了婚。
这时的戴西，已经不是六个星期都跟在沃利后面玩"跟着领袖"游戏，头上带着只大蝴蝶结的女孩了，她开始表现出自己眼睛里那钻石的一面:独立地，自由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她的未婚夫送给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郭婉莹觉得不能容忍，她不能嫁给一个只会和自己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她不能容忍没有趣味的生活。她拒绝了富家子弟向自己的求婚，扭头离开成为少奶奶这条道路，寻找人生另外的方向。后来，她在北京发现了燕京大学，她决定要在北京继续求学。
戴西的家世背景，以及生活的经历很接近一个从富裕家庭跑出来的红色青年，为了理想去亲近革命。从来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优秀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与为了吃饱饭、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们只是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实现而革命的，但戴西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的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就是那样一个在肩上放着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这个从上海只身来到北京的富家小姐，对儿童心理学发生了兴趣，她成为了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她从北京带回来了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和理学学士学位证书。
戴西后来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书香门第之人，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娱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日后吴家的人说起来，都觉得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而郭婉莹自己，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吴毓骧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刚刚好那时候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他跟着清华大学的队伍天天去游行，直到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政府觉得他们这些公费生太忘恩负义，而担心他们在北京只会闹事，于是提前送这班学生去了美国。吴毓骧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辅修工商管理。
吴毓骧真的像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在美国忘记了政治。也许他去游行根本是为了新鲜有趣，而不是政治觉悟。他在麻省毕业时，成了一个不但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而且可以玩得锦上添花的大师，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极其有趣的风流倜傥的人，就像能让许多有闲有趣的女子喜欢把玩的情淡娱人的香烟。
吴毓骧在拒绝了与一个拿着钱只会买胭脂水粉的女人的交往后，同郭婉莹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人身上，对于感情，都有着超脱世俗与尘世之外愿望。吴、郭二人的婚姻，都是不把婚姻看成过饮食男女日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深深的期望，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
大学毕业后，25岁的她嫁给了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毓骧。吴毓骧是林则徐的后代，出自书香门第，而让她欣赏的却是他无师自通的各种花样招式。如绝大多数待嫁的少女一样，郭婉莹在婚礼前半年就已经开始忙着准备礼服、采购物品、订购家具、布置新居，等到所有事情准备妥当时，自己也瘦了一圈。盛大的订婚典礼如期举行，郭家摆了几百张桌子大宴宾客，庆祝美丽富有的小姐即将嫁为人妇。婚纱照中的郭婉莹皮肤白皙，长长的眼睛优雅地扬着，眼中流露出欣赏和喜悦的神情，礼服的贴身裁剪衬出了她的凹凸有致的身段，像极了童话中的公主，手捧的鲜花和她的美相比也略逊一筹。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相当幸福的。吴毓骧是个很有趣的人，有相貌、有才气，在当时可谓人见人爱，他可以让她的生活充满乐趣。但通常这种男人也是那种不会只满足于居家生活的人。婚后不久他们的爱情就出现了危机，她生性风流的丈夫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寡妇。那个年轻的寡妇是郭婉莹一家的旧识，如今却成了破坏他们家庭的凶手。那晚在朋友的陪同下她亲自来到了那个寡妇的家里，把她自己千挑万选的丈夫找了回来。但郭婉莹并未将此事声张出去，因为她内质里还有着旧式女子的温柔与体贴。
后来这段婚外情在她的大爱包容下也就回归原生态。然而，在努力维持自己一场来之不易婚姻的同时，郭婉莹的内心却越加地不安。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个习惯相夫教子的女人，她想要的是一种生活的冲劲，而不是拜倒在生活脚下。于是，趁闲暇的时间，她还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服装店，专门制作一些新潮时尚的晚礼服。这样的日子也算是幸福的，过着少奶奶的生活，闲情时忙忙不正经的服装事业，郭婉莹整个人仿佛又回来了学生时代那个富有朝气的光影里。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她的家庭也随之发生巨变。先是丈夫吴毓骧失去了工作，甚至在她难产期间还出去豪赌，这让郭婉莹整个人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当中。她不得不把当初的那个兴趣工作当作生活来源用心经营，并找了第二份替报纸拉广告的工作来维持家里生计。最困难时，家里连锅都揭不开;因交不出房租，她只好带着全家回到娘家去住。
战后，吴毓骧抓住了一次快速发财的机会，家中的条件日益得到改善。近四十岁的她，重新过上衣食无忧的中年美妇生活。随着丈夫事业越做越大，她也再次出山。一来可以帮帮忙，二来做英文秘书也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一点价值。后来，公司基本国有化，家中的收入相比以前减少很多。更要命的是，此时的吴毓骧还被划为右派，不久便在疾病中离她而去。
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郭婉莹的丈夫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郭婉莹的丈夫开始同德国做起了医疗器械的生意，并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来了，郭婉莹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伙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迁徙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郭婉莹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让郭婉莹告别一切美好，直面严酷而真实的寒冬。1957年，郭婉莹的丈夫被划成了右派，关进了监狱。郭婉莹一个人开回了丈夫丢在公司随时即将报废的福特车，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看着所有的家产被没收，被一一运走，而后，作为反革命的妻子，为丈夫偿还欠着国家的14万人民币。
替夫还债的郭婉莹自己也因为资本家的身份，被送到了资本家学习班学习。在学习班里，她第一次学习怎么样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头，送去修路支援国家建设。
郭婉莹作为资本家的子女，文革期间自然是被革的重点对象。她被下放到农村去养猪，每天做着繁重的劳动，苟且地生存着。但是，骨子里高傲的她却从未在现实面前低头，即便惨到如此现状内心仍然似火一般炽烈。
如果她当初随亲人逃到国外，也许就不会经历万般苦难，而是过着她四小姐的生活一直到老。这种生活固然优越，但优越的生活也往往会使人变得浅薄。而且如果那样的话，她将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她原来是一个可以在腥臭的河塘里用她那双弹钢琴的白皙的手指挖河泥的坚强女人。
想起供儿子读大学女儿生活一个月二十四块的日子，郭婉莹没拿以前给小费就是五元以上来对比，而是以无比坚定的毅力和信心，化阻力为动力，化干戈为玉帛。终于，在诚恳的态度和书面材料证明之后，六十多岁的她如愿拿到了退休工人证书。
退休后，她辛苦抚养长大的一双儿女也已成家。在北京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出身在上海的平民家庭的足球运动员。儿子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凤阳当工人，不久之后就跟他师傅的女儿结婚了。那之后，郭婉莹一边在家抱孙子，一边安静度过余生。至于曾经所受的遭际，她嘴里只字不提。在她看来，这不过是自己的一次人生;而对我们而言，这却是一位女性的传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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