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部电影叫《盘尼西林·1944》，讲述抗日战争期间，为争夺2箱青霉素，中共地下党人与汪伪军展开的一场殊死较量。现在一定有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普普通通的青霉素，有那么重要吗？在抗生素泛滥的今天，人们难以想象青霉素刚刚能批量生产时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青霉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也并不为过。因为正是青霉素的出现，才使得众多病菌感染者特别是战场上的无数伤兵，摆脱了之前“听天由命”的凄惨处境。
细菌“凶手”
在青霉素诞生以前，人们在外科医学上已经有了许多重大的发明：麻醉剂，让伤者不需要再忍着剧痛接受手术；消毒绷带，让医生们不必再用烧红的烙铁为伤兵处理伤口……但在对付细菌的入侵方面，当时的医疗手段接近于“无计可施”，伤寒、痢疾、伤口的普通感染甚至是咽喉肿痛，都有可能因为无法及时杀菌而成为置人于死地的“凶手”。
在战争期间，这些“凶手”往往比对面之敌更有杀伤力。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军有18．6万人死于疾病，是战死人员的2倍，仅痢疾一项，就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一战初期的6个月内，伤寒就从塞尔维亚夺走15万名士兵的生命，到战争结束时，俄国有300万人死于该疾病。当然，这些“凶手”对平民的“杀戮”也毫不手软，在1918至1919年肆虐的流感病毒中，有2200万人丧命。面对细菌的侵害，当时仅有的防护手段是喷洒化学药剂，在碳酸溶液里浸泡绷带，很显然，这些都无法起到切实有效的抵御作用。
1935年，德国科学家多马克宣布，他找到了战胜细菌的方法。通过实验，他发明了一种被称为“百浪多息”的磺胺类药物，这种药物提取自衣物染料，经过人体试验，对链球菌感染所致的猩红热、肺炎、中耳炎和脑膜炎等都有显著疗效。而在这以前，这些疾病几乎都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这一发明震惊了全世界，更多的科学家投入到对磺胺类药物的研究。与之相对的是，更多种类的磺胺类药物被发明生产出来。
然而，磺胺类抗菌药物所存在的不足很快就被人们发现，这类药物并不能杀死所有的细菌，而那些它可以杀死的细菌在用药后会较易产生耐药性。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最好的磺胺类药物，也会产生各类副作用，病人可能会出现皮疹、剧烈呕吐等不良反应，而在极端的病例中，磺胺类药物甚至可以杀死病人体内的白细胞，反而加速病人的死亡。
是否存在一种接近于完美的抗菌药，它能有效杀死细菌，同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样的药物的确存在，并且它被人发现的时间还要早于磺胺类药物。
青霉素的发明历程
英国药理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一次度假归来后，发现他的培养皿中，用于观测的葡萄球菌长了一大团霉，霉团周围的葡萄球菌被杀死了，只有在离霉团较远的地方才有葡萄球菌生长。这位曾在一战中担任过军医，与细菌进行过多年抗争的科学家立刻想到，会不会是霉菌将周围的葡萄球菌杀死了？
弗莱明随即开始对此设想进行求证。大量的实验让他确信，这一霉团所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可对包括链球菌、肺炎球菌、脑膜炎球菌等多种细菌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同时，它不会伤害正常细胞，也不会对白细胞的抵抗力造成影响。换言之，这就是人们一直所寻找的接近完美的抗菌药物，由于这种物质产生于被人们称为青霉菌的霉团，因此，弗莱明将它命名为“青霉素”。
在许多励志书籍和名人故事中，青霉素的发明到此便告一段落，故事告诉人们，如果细致地对待身边出现的不起眼的小事，甚至有可能做出影响历史进程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团圆结局。然而在现实中，这仅仅是青霉素曲折命运的开始。
弗莱明深知发现青霉素的重大意义，但在提纯青霉素的过程中，弗莱明发现，无论是想大量提取青霉素或是长期保持青霉素的杀菌性，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弗莱明放弃了对青霉素的研究，仅仅将他的研究结果写成论文。但在当时，他的论文无人问津。
在弗莱明的论文沉睡了10年后，澳大利亚人弗洛里看到了弗莱明的心血之作。他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份可能拯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发明。
弗洛里立刻着手弗莱明未能完成的任务，他与钱恩、希特利等科学家组成一个研究团队，集体研究将青霉素大批量提纯并生产的方法。但他们遇到了与弗莱明同样的困难：仅能从霉中提取到二百万分之一的有效物质。尽管几经周折，他们提取到的青霉素也仅够在几只人为感染链球菌的老鼠身上完成实验。
弗洛里等科学家给人为感染链球菌的4只老鼠注射了青霉素，而另外4只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天后，注射过青霉素的4只老鼠全部存活下来，而未注射的4只全部死亡。研究团队成员为这次实验结果振奋不已，接下来几个月中，他们拼尽全力生产青霉素，并得到了一次在人体上试验青霉素的机会。
病人是一名伦敦警察，在修建花枝时被刺伤了手指，伤口受到葡萄球菌和链球菌感染，发展为败血症。尽管服用了大量磺胺类药物，却不见任何起色，在注射青霉素之前，他高烧40.6度，已经无限接近死亡。在注射青霉素后，这名病人的状况显著好转，为他注射青霉素3天后，病人已经恢复了意识。但就在这时，弗洛里等人所提取的青霉素全部用完了，病人在24小时内重新陷入昏迷，并很快死去。
这一悲剧告诉弗洛里，如果没有办法大批量生产青霉素，那么他无法帮助任何人。治疗一个成年人所需要的青霉素数量约为一只小鼠的3000倍，如果光靠弗洛里等人的生产，几个月的时间也凑不齐治疗一个病人所需的药物。此时，正是二战在西欧战场上激战正酣之时，弗洛里等人正身处英国，每日在头顶上响起的战机轰鸣声就像对他的催促，哪怕能提早1分钟实现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对数以万计的伤员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让伤兵安然返家
弗洛里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但是，此时的英国正处于德国“海狮计划”的地毯式轰炸中，物质极度匮乏，无力对弗洛里提供任何帮助。
弗洛里转而向美国寻求帮助。美国政府敏锐地发现了青霉素的潜在价值，召集数百位生化学家和数千位工程师联合攻关，并将青霉素列入战时国家重点开发项目名录上，位于最优先项目的行列。
青霉素的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这一庞大的研究团队在实验了数万种形态的霉后，终于找到一种被称为“产黄青霉素”的霉，它的提取物超过原来200多倍。1942年，随着美国的参战，对青霉素的需求量急剧增多，研究团队决心对霉进行放射，以这种极端方式来增加产量。没想到的是，这一方式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几周时间，提取青霉素的产量提高了几万倍之多。
1944年，青霉素的快速和大批量生产已经成为现实，此时，二战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战事一如既往的残酷。但不同的是，此时盟军所有参战的野战医院和医疗分队都得到了充足的青霉素供应，也就是在这时，青霉素被盟军士兵亲切地称为“救命药”，并因此名满天下。有一幅盟军的宣传画在当时流传甚广，画上印有如下标语：感谢盘尼西林（青霉素），它让伤兵安然返家。
这种在战争中诞生的“救命药”，守护着人类的生命。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道：“青霉素是二战时最伟大的发明。”直到今天，这一药物仍然在守护着人们的生命。
（摘自2012年10期《世界军事》鲁翔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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