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媒介融合”是什么，如何来认识，《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提供的视角令人赞叹。
作为丹麦知名教授，延森具有欧陆学者的气质：思辨、批判。在延森看来，媒介融合带来了研究上的转向——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后者的一个中心命题是特定的媒介与传播实践将对社会组织（从微观到宏观）产生何种影响？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解决交流与传播观念的理论规范问题，本书就是阶段性的成果：基于对交流／传播观念史的考察，建构全新的认识论范式，既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也区别于政治经济学派。
这一任务给阅读者提出了智力挑战：《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在哲学、符号学、社会学、阐释学、控制论科学的跨度之大，令人咂舌。对于该书，世界知名传播学者利文斯通如此评价，“在这本集系统性、思想性和启发性于一身的著作中，延森既提供给媒介与传播研究一套激动人心的基本理论，又赋予了我们一套宏大而实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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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在哲学、符号学、社会学、阐释学、控制论科学的跨度之大，令人咂舌。对于《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世界知名传播学者利文斯通如此评价，“在这本集系统性、思想性和启发性于一身的著作中，延森既提供给媒介与传播研究～套激动人心的基本理论，又赋予了我们一套宏大而实用的工具”。
作者简介
作者：（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 译者：刘君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教授，“计算机与传播中心”副主任，美国富布赖特高级学者；研究领域涵盖传播理论、数字媒介和研究方法论。曾任丹麦首相媒介委员会顾问、挪威奥斯陆大学客座教授等职。担任多部社会科学索引（SSCI）学术期刊编委，包括《传播学学刊》、《欧洲传播学季刊》、《新闻学：理论、实践与批判》、《广播与电子媒介学刊》、《社会符号学》等；担任《国际传播百科全书》传播理论与哲学卷的负责人。发表论著多部。其中，英文论著主要包括《媒介与传播研究手册（第二版）》（Routledge，2012），《媒介融合》（Routledge，2010），《交互界面：∥文化——作为政治资源和美学形态的互联网络》（Claire Harrison，2005），《媒介与传播研究手册》（Routledge，2002），《世界的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成果）（Routledge，1998），《社会符号学视野下的大众传播》（sage PublicalJons Ltd，1996）等。
刘君，文学博士，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哥本哈根大学博士研究生，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国际传播与文化全球化、数字媒介与网络社会、影视批评。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级课题，包括丹麦国家人文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子项目“新媒介与中国社会变迁”、“十一五”国家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新闻学科子课题等。曾参编四部论著，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于社会科学索引（SSCI）和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期刊，包括《当代亚洲研究》等，并被《新华文摘》与《人大复印资料》摘编与全文转载。
精彩书评
第二，所有传播都是一种行为方式；它产生于某一语境下，带有一定的目的。表达意味着行动。这正是言语一行为理论的核心观点（Austin，1962；Searle，1969）。彼此间谈论天气或双方认识的人，或者近期的新闻，成为一种保持与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语言的施为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成为其间实用主义与交流的转向的一部分。上述研究者站在后期维特根斯坦（1953）的立场之上，而后者将语言视为一系列的语言游戏或话语，而非现实的镜像。而用凯利（1989b/1975：23）的话来说，上述一系列的语言游戏或话语使得现实得以生产、维持、修复以及改变。语言游戏服务于真实，它永不停止，并与其所建构的生命体和社会实践无法割裂。这种情境以经典的实用主义名言来表达，即“如果人们把某些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因此就是真实的”（Thomas and Thomas，1928：572）.
第三，传播预示着行为。传播是一种自省式、循环式的行为形式：它强调所传播的行为与所践行的传播。传播探索事实与可能之间的关系——在若干研究领域中，什么被认为是可能的世界。诚如科幻小说和所谓的“反事实的史学”（counter-factual historiography）——即描述了如果核心历史事件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将会发生什么事情（Hawthorn，1991）-所示，许多不同的实在是可能的。然而，只有其中一部分实在在物质或逻辑的意义上是可能的，这一点已被哲学逻辑（Divers，2002；Kripke，1980）以及文学理论（Ryan，1991）所验证。对传播理论而言，关于上述多重现实的一个尤为有趣的表述来自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波普尔列举出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指物理客体或状态的领域；第二世界包括了意识、精神状态或行为倾向；第三世界则衔接起上述“外在的”与“内在的”世界，是“思想内容的世界”，包含着科学与诗歌（Popper，1972a：106）。第三世界作为交互活动的交流载体，它包含了所有媒介所包含的对于实在的描述内容，无论它们是虚构的、规范的还是带有争论性的。
书摘
举例而言，在过去十年间，手机短信息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SMS）成为推动移动通信技术风靡全球的关键因素（Castells，Fernandez—Ard色val，Qui，& Sey，2007）。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短信息在发明之初只是作为一种单向服务，它被服务提供商用于告知消费者有等待接收的语音信息（Gow ＆ Smith，2006：55）。这跟今天短信息的双向交互的传播形态大相径庭。尽管短信息已经成为移动传播第一畅销的服务，但无论从技术的潜在可能，还是总体的盈利驱动来看，都无法对今天短信息的风靡做出解释。因此，技术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充其量是为收发短信息的社会行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种物质的潜在最终都将通过一种社会形式得以实现。格里戈里·贝特森则认为，不同物质得以实现的特定方式形塑了物质之间的差异，并且影响着消费者的日常交流和服务商的盈利情况。从上述观点出发，最初决定论隐喻着一种对待传播的物质基础的不同的、或者说否定的观念。虽然新技术重新划分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界定，但它并未准确地预测什么能够成为可能。因此，技术的社会应用必须植根于物质；这种应用往往需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累积式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与重构，并且经历“文化的创造”（culturally invented）（Carroll，1988：143）。这正如泥土变成石碑，金属形成模具，电磁演化为广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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