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名号即称号，乃天下之重器，不可轻易授人，也不可授非其人，故孔子一再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是极言名实相副的重要性。大乱之世，尊贵的名号都是强力者竞争的对象，但是如果不度德量力、审查局势，只是一味的蛮干，到头来往往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比如东汉末年的袁术便是典型。故曹操称“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实在是处世良言。
春秋战国之世，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争长相雄，其中实力最强大者，往往能获得“霸主”的称号。霸主拥有号令诸国、攻伐异己的能力，有权调节成员国间的冲突，并有裁决其内政的权力。霸主的地位名实俱强，自然成为许多“有志”诸侯竞逐的目标，在春秋之世，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获得“霸主”称号，史称“春秋五霸”。不过平心而论，宋襄公的“霸主”称号最名不副实，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宋襄公为宋桓公的次子、嫡长子，名子兹甫，少以仁义闻名于世。桓公病重期间，身为世子的子兹甫以庶兄目夷年长且贤，恳求将公位传给目夷，被目夷坚拒。虽然子兹甫让国之举没有成功，但在诸侯国之间留下仁义的美名，为自己的形象加分不少。前651年，宋桓公去世，子兹甫即位为君，是为宋襄公。襄公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目夷为相，公孙固为司马，内修国政，外施仁义，很快便使得宋国成为当时很有名望的国家。
宋襄公在位前期，正是齐桓公称霸之时，霸主的权力与荣耀常令宋襄公钦羡不已，立志要做齐桓公第二，开创属于自己的霸业。但无论是地盘还是国力，作为二流国家的宋国，根本无力撑起襄公的称霸梦想，国相目夷更是屡劝襄公不可犯险，然而胸怀天下的襄公却一直不以为意。前643年，齐桓公病故后，诸子争立，纷乱的局势为宋襄公称霸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前642年，宋襄公号令诸侯，要求他们追随自己，以帮助流亡到宋国的齐国太子姜昭回国夺位。虽然襄公仁义之名遍及各国，但虚名毕竟不同于实力，各国虚与委蛇的很多，积极响应着很少，最终只有卫、曹、邾三个小国派军参加。宋襄公尽管心有不满，但还是率领四国联军攻齐，结果竟兵不血刃地获得成功，真的帮助姜昭实现了回国夺位之梦。
平定齐国内乱的“功绩”令宋襄公威名更盛，自然也令其更加膨胀，自视为天下霸主的不二人选。前641年，宋襄公挟救齐之功，邀滕、曹、邾、鄫等国在曹南会盟，因滕、鄫两国响应迟缓，结果滕宣公被扣押，鄫国国君则被杀死祭天，一时间令其他诸侯大为愤怒。不满的诸侯，以陈、郑两国为首，转而投靠楚国，于是在当时便形成宋楚争霸的格局。
前639年，宋襄公在鹿地首次大规模会盟诸侯，齐、楚两大国也赶来参加。盟会上，宋襄公以盟主身份自居，裁决各国事务，并擅自规定同年秋在盂地再度会盟，由此引起楚国的大为不满。在赶赴盂地会盟前，目夷以楚人狡诈无信，提醒老弟要多带些军队以应变，结果被襄公一顿仁义守信学说搪塞住。最终，颟顸的襄公竟然只带少量礼仪队伍便参加会盟，结果为受辱埋下伏笔。
除宋国外，楚、陈、蔡、许、曹、郑六国君主都赶来参加盂地之盟，宋襄公见与会国质量皆优，不再是一些边缘小国，心花怒放之际，当仁不让地准备再次履行盟主职责。然而在盟坛上，宋襄公与楚成王发生争执，为谁先执牛耳（盟主身份的象征）一事闹得不可开交，楚成王一气之下，命令军队抓捕宋襄公，在盟会结束后将其带往楚国囚禁。尽管在鲁僖公的调解下，楚成王不久便释放宋襄公，但两国的梁子还是结了下来。
襄公回国后，立志一雪前耻，于是便进攻楚国的“走狗”-郑国，楚国应郑国之邀攻宋，宋楚两国遂在战场上一决高低。前638年，两国在泓水开战。两军正式接触前，目夷在楚军初渡江、半渡江时，两次劝说襄公出击，结果被襄公“仁义之师不击敌半渡”的理由拒绝，竟允许楚军过河后再开战。结果此一战，宋军大败亏输，襄公自身也中箭负伤，成为国内外埋怨、嘲笑的对象。
次年夏季，宋襄公不治而死，霸业最终沦为一枕黄粱。在“春秋五霸”中，宋襄公完全不度德量力、审查局势，完全凭着一腔子热血蛮干，结果不仅争霸未成，反而最终丢了性命，成为千古笑柄，实在是可笑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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