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城中心的中阳里大楼）
刘邦到底是城里的孩子还是乡里的娃娃？这个问题，也许在刘邦那里不是问题，但到了后来的丰县人那里，就是问题了。
—— 闲人
——刘邦出生地考释
（丁维军）
引言
《史记》、《汉书》都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籍贯是“沛丰邑中阳里”。
丰邑即今丰县，中阳里在丰县哪里？答曰：中阳里在秦汉丰邑（县）城内，是城“里”。
根据历来文献，结合丰沛水系，可知秦汉丰城与今丰县城的区位大体一致或分离不远。中阳里在今丰城或近郊一带。
1984年丰县地方政府在文庙附近树立“中阳里”碑石。
2014年，经江苏省政府批准，丰县设立中阳里街道办事处，复活秦汉地名,古今中阳里一脉相承。
中阳里为在城之里，本无任何争议。由于清顺治版《丰县志》在棠林集的词条下擅自增加一条注释(县南二十里，古中阳里)，这条注释是明版《丰县志》所没有的，由于比较离谱，向来无人问津。
本文作者无意对清版《丰县志》编撰者们吹毛求疵。但是，中阳里界定事关刘邦出生地，与秦汉史研究息息相关，所以不容不辩。
本文作者先申明一下证据规则。论证秦汉史事，最重要的依据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汉代史籍，比如《史记》、《汉书》、《汉纪》、《后汉纪》等史书；
（中阳里牌坊）
二是出土的原生态资料，比如简牍、碑刻、文物等。后世著作一般用作参考，至于明清地方志，由于年代迂阔，难以单独使用。明、清版地方志多有浮夸之说、无稽之谈，需要特别留意。
上篇：内证——原始记录解析
一、“丰邑中阳里”五字本身乃精准坐标。
丰邑中阳里五个字就是对中阳里的精确定位，它就是丰城内中阳里的意思。下面进行具体申论。
1、“丰”字作为证据
“丰”，我们固然可以看作“面”——丰县，但是往往指的是“点”——丰城。这是“广义”与“狭义”的逻辑“同一律”。即使在今天，丰县的代表也往往是丰县城，何况秦汉时代的丰县区划范围在今天难以考证。《史记》所载的具体内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史记·高祖本纪》）
a、先看《高祖本纪》。文内所载的丰西泽，参照点显然是丰邑城。《高祖本纪》记载“攻胡陵，方与，还守丰”，这里的“攻”、“守”等动词，显然是针对丰城而言的。“秦泗川监围丰”。“围”的显然是丰城。“周市使人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请兵攻丰·····还军丰······攻丰”。周市说：“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以此来要挟雍齿，迫使其投降魏国，以“数十城”，与“丰”相对，在此语境中，毫无疑问，丰即丰城。这里明白无误地说丰城形成与魏国移民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本文中的“丰”，无一不指丰城。
雍齿“以丰降魏”的事件在刘邦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以晚年过沛，余怒未消。刘邦说：“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故请，乃并复丰，比沛”。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比照沛县复丰县”，但是，更准确地讲，还是“复”的丰城。因为刘邦这里再次提到“雍齿以丰降魏”事件。
前面已经分析了“雍齿以丰（城）降魏”事件的具体语境。同一事件，有逻辑对应关系。何况前文中的“丰”全指丰城。所以刘邦自言的出生地“丰”当然指丰城。仅此一点，也足以驳斥那种将中阳里与丰邑城相分离的论断。
b、再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该表叙述王吸、薛欧、毛泽等功侯“从起丰”，还叙述王陵与任敖“守丰”。该表叙述合阳侯道：“高祖兄，兵初起，侍太公守丰”，又叙述建成侯道：“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
这里有几点值得分析，第一，“起丰”，“守丰”等词汇中的“丰”在表中与本纪中一样，都是指丰城。
第二，合阳侯即刘邦的二哥刘仲，太公即刘邦父亲，刘邦初起之时，刘仲在家里侍奉太公，守护丰城，不言而喻，刘邦的家就在丰城。这是中阳里为丰邑城里的最直接证据。
第三，吕释之（吕后兄）在刘邦入汉中后，返回丰沛照顾两个老人，当出于刘邦安排。吕公住在沛城，《史记》记载非常清楚的，根据对应关系关系，太公则住在丰城。很明显，此语境中的“丰沛”系指丰城与沛城。刘太公、吕公、刘仲、吕释之都是刘邦的家人或至亲，所以，本文再三致意焉。据此可知，中阳里为在城之里。
2、“邑”字作为证据
a 、“邑”字基本含义是聚邑或城邑（城池）的意思。（详细情况参阅王彦辉教授的《秦汉时期的乡里控制与邑、聚变迁》，载于《史学月刊》）。该文还说，县邑（县城）或乡邑，邑既有含城郭的，也有不含城郭的。尽管邑有多种意思，比如国、诸侯或大夫采邑、与县道区划平级的邑、都邑、郡邑、县邑、乡邑等。但是聚邑或城邑则是其基本意思，与其他区划概念是兼容的，并不矛盾。比如彭城邑、沛邑入秦后因邑置县，原来的邑为县邑（县城）而已。高阳（郦食其故乡，见《史记》）、平邑（见里耶秦简）等则是乡邑。但是，他们本质是城邑或聚邑。在《史记》中，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县献其邑（城）三十六（《周本纪》）；沛中空县皆之邑（沛城）西（《高祖本纪》）；“令天下县邑城”（《汉书·高帝纪》），在此语境中，“邑”指城的意思，而“城”则是城墙或城垣的意思。
b、中阳里为邑里（城里）。 从《高祖本纪》可知，“丰邑”只在叙述刘邦籍贯时出现一次，其他涉及该地名的都是记为“丰”，可知“丰邑”非专有地名（固定词组），这一点与昌邑（县）、下邑（县）、平邑（乡）是不同的。显然丰邑是丰城的意思。无独有偶，关中的“丰邑”也是如此，从《周本纪》内容可知，（文王）“作丰邑”，即营建丰都，《齐太公世家》复述该内容，其他涉及此地名的，《史记》都记作“丰”（或酆）。何其相似乃尔。两个“丰邑”都是丰城的意思。只不过，关中之丰是（国都）邑，刘邦故里之丰是一般城邑。可见，丰“邑”中阳里就是丰“城”中阳里的意思。大概是司马迁唯恐别人误解了刘邦的出生地，特意加个“邑”，来强调中阳里为邑（城）里。（邑里。按，里耶秦简也发现迁陵县“一邑二里”的说法，按邑指县邑或乡邑，均有城的意思），太史公用意本旨如此。了解到这一点，任何将中阳里与丰城（邑）相分离的辩解都是徒劳的。
3、“中”字作为证据
“中阳里”作为地名，自东汉以来就已成为古今共识，荀悦《汉纪》记载刘邦祖上“迁沛之丰邑，处中阳里”。本文作者绝无挑战这种历史认知的意图。在此前提下，探讨一下“丰邑中阳里”词组的另一种语法可能。在《史记》里，方位词“中”常与地名组合。比如，“吴中”（《项羽本纪》），指吴县之内，“沛中”（《高祖本纪》）指沛县之内。其他篇章也有“邑中”结构，即城邑内的意思。《陈丞相世家》载“邑中（按：户牖乡邑内）有丧，平贫，侍丧”。《郦生陆贾列传》载“邑中（按：陈留县城内）贤士豪杰”。另外本文作者从一些学者文章了解到，里耶秦简、居延汉简、东海尹湾汉简等资料中多次出现“阳里”，“阳里”是一个各地常用的里名。那么“丰邑中阳里”的词组结构也可能是“丰（邑中）阳里”，即“丰（城内）阳里”。 当然这只是本文作者推测，属于补强证据，就当备存一种异说，无碍于上下文的论断。
二、新丰为参照物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十年七月）更名骊邑曰新丰”，《汉书·高帝纪》记载“（汉十一年三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汉书·地理志》记载“新丰，骊山之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两部史书关于新丰建置具体时间虽然有些出入，但都认为新丰是由秦代骊邑改建而成。新丰县很多居民来自刘邦故里丰县。东汉应劭讲得更具体，他说：“太上皇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市寺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充实之”。颜师古说：“徙丰人所居，即今之新丰古城是其处”。唐初官方地理著作《括地志》也有类似记述。唐代诗人武平一有首描写新丰宫的诗，云：丰邑模犹在，骊迹尚犹存。还有“鸡犬识新丰”的典故。高祖按照丰县城布局建筑新丰县城，“城市寺里”都一样，把街坊邻居搬过去，以解太上皇思乡之愁，这说明太上皇的家就在丰城。由此反证中阳里在丰城内，应劭说的“城市寺’里’”，显然包含“中阳里”。
三、大泽陂为影子
《高祖本纪》载“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则故事虽有神话成份，然而大泽陂的地理存在则不容置疑。刘邦父母在此耕作、休息是事实。因此可以说大泽就在中阳里附近。后汉延熹十年，丰县令刘亹在丰北大泽旁立“感应碑”，此事载于《天下碑录》，宋人洪适《隶释》辑录无名氏《天下碑录》一卷。《徐州府志》引述《天下碑录》，说：“感应碑去龙雾桥不远”。《丰县志》复述此事，并说此地建有丰公祠。北宋《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大泽在县（城）北六里。明、清《一统志》、《丰县志》记载基本相同。1981年丰城北梁楼村出土明清两代分立的龙雾桥碑石，云：“断自汉高而生，母遇蛟龙而得”，复述宋代绍圣年间的相关内容。此事在秦汉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很多学者来此访问，龙雾桥因此载入各种权威著作。从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来看，大泽（感应碑、龙雾桥）与中阳里彼此照应，互为表里。
四、“居在邑里”与“耕在野外”并不矛盾
从《高祖本纪》内容看，刘太公夫妇常在大泽旁作息，吕后也在田间耕作，刘邦甚至经常告假去家里、田间。刘邦家在丰邑城内中阳里与城外田野耕作并不矛盾，这是秦汉时代居民最常见的生活方式。“战国以至秦汉，“里”丝毫不含有与城市相对的“乡村”之里的意思。相反，里是城市的一种居民单位”。（任重《从睡地虎秦简看秦代乡里性质》，载《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这话可能说的有点绝对，但是考古发现，“秦代远离城邑之地，很少有居民点存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均以城邑为中心展开”。原因在于：“田作的人居住在城内或附近，危急情况下可以随时躲入城中。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一律生活在城中，但即使在郊野，其实也是以城市为中心，这种状况甚至到了汉代亦复如此”(<日>五井直弘.中国古代史论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先秦战争频繁，城邑有利于聚集或保护人口，自然田地在城邑周边。刘邦家田地就在丰邑（城）周边。城内中阳里与相距五里的城北大泽陂（龙雾桥）正好彼此呼应。由此可见，中阳里在城南二十里乡村的设想是多么不切实际。
上篇的主旨是从原始记录考证中阳里的区位。从《史记》与其他可信史料内容看，中阳里位于秦汉丰城内，是极其明确的。
下篇：外证——传世文献排查
五、史籍源头肯定“中阳里在城”说
西汉中期的《史记》、东汉前期的《汉书》与后期的《汉纪》等史书是有决定意义的史料。通读以上史料，根本没有“中阳里在（丰）县（城）南二十里”的记述，甚至连一点“丰南”的影子都没有，也没提“丰西南”与“丰东南”，也无法考证当时丰县区划范围，今城内二十里的地方是否属于当时的丰县，还在未定之数。
六、从两汉至明清的传世文献肯定“中阳里在城”说
1、《史记》、《汉书》的注释未见异说
《史记》、《汉书》的各家注释从未提出“中阳里在城南二十里”说。相反，通过应劭、颜师古等人记述，反而证明中阳里在丰城内，上文已作论述。
（明版《丰县志》之棠林集无“古中阳里”的谬注）
2、传世文献肯定刘邦故宅在丰城
《魏书 ·地形志》说：“丰有丰城，汉高祖旧宅、庙、碑”；北宋地理著作《太平宇寰记》：说“古宅在城内，即高祖故宅”；《大明一统志》说：“高祖宅在丰县中阳坊”，又说“县治中阳坊有高祖庙，为五代刘知远所建”；《大清一统志》同样肯定高祖故宅在丰城内。明代丰县令任维贤在《关王庙记》中说：“丰邑，古徐州域，汉高祖诞生之乡也；城东北隅，世传为帝故址”；清乾隆版《徐州府志》认为“高祖故宅在县中阳坊——即县治东北”。另外，明人稽世臣《汉高祖庙记》云：“丰，高帝故乡也，旧城有双枣，老干虬曲，相传为儿时手植者，丰人因庙祀其侧”。这里记载刘邦“儿时”在“旧城”的活动，也肯定庙在“其侧”（城中）。上述传世文献众口一词地认为刘邦故宅在丰城内，从未见“古中阳里在城南二十里”说法的一点蛛丝马迹。
七、《述征记》佚文所载高祖宅问题辨析
《艺文类聚》与《玉海》载有“述征记曰丰圻丰水西九十里有汉高祖宅”。（按：《述征记》为东晋作品）。清光绪版《丰县志》编者看到的版本则是“丰圻丰水东九十里有汉高祖宅”，并且还做了一点考证，“余谓九十里当作九里之误”。理由是“太公治田在九里，大泽之畔，则宅安有九十里远乎”？又说“母媪息于龙雾桥下，正当九里处”。古代文章不加标点，所以也不能说《县志》的辩护完全没有道理。
1、《述征记》佚文矛盾百出
按第一种版本，如果丰水西九十里存处有高祖故宅，那么根本不在丰县，因为，按照《水经注》说法，泡水过丰西泽才称丰水，丰西泽向西九十里，是哪里？按照第二种版本，丰水东九十里，也到了沛县。如果想表达起始点在“丰水入泗水处”，那应该叫泗水西九十里，此其一；直接说丰水源或丰西泽畔，岂不更明确。此其二；注释目的在于释疑解惑，这儿反故设迷局，令人难以接受，此其三。
2、《述征记》佚文版本差异原因
第一，刊刻版本多种多样，我们今天也只是看到其中某一种版本；第二、《玉海》或《艺文类聚》收入的是佚文，转载只言片语，容易导致文字差异或脱漏，这类例子很多，如《玉海》将《西征记》记为《西京记》；第三、《述征记》佚文本身模糊、混乱，难以为据。
3、《述征记》佚文用意探析
既然有的版本记载“东”，有的记载“西”，那么原版本可能记载的是“东西”。这里“圻”应是疆界、地域的意思。“丰圻”即丰县境内的意思。那么《述征记》想表达的首要意思是“丰县境内有丰水、高祖庙”，其次对丰水作了点注释（丰水东西九十里）（本文作者按：意在介绍丰水，非仅指丰水流经丰县境内长度）。“数据”与高祖宅本无关系。舍此，则无更合理解释。无论作何解释，这条记载都与县南二十里的棠林集无关。
八、透视明、清《丰县志》记载矛盾问题
1、明清县志多浮夸之论
明清县志对论证秦汉史事而言作用不是太大，只能作参考之用。比如《史记》记载刘邦“有吏事避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这里只是说刘邦逃匿，卢绾追随他。而《丰县志》则说：“高祖有吏事避绾宅”。这里添油加醋地说“避绾宅”，歪曲了《史记》原意。像这类例子不留意，容易被误导。县志记载“周勃墓、荆轲墓、越王墓、楚王墓”在丰县，这些内容不能当真。清顺治《丰县志》为棠林集加注“古中阳里”，显然属于这类不实之词，正如刘文忠先生所言，“那只能是无稽之谈”。
（清顺治版《丰县志》为棠林集擅增“古中阳里”的谬注）
2、清顺治版《丰县志》关于棠林集的注释是凿空之谈
清顺治版《丰县志》为在棠林集加注(县南二十里，古中阳里)，明版《丰县志》记载的棠林集，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大明一统志》也无此内容，就是在这一谬注产生后，《大清一统志》对此也只字不提。遍查《史记》问世到明末一千七百年间的文献，挖地三尺都找不到任何依据，这里也未出土任何足以证明古中阳里存在的地下资料。
（光绪《丰县志》正文载“在城一乡即古中阳里”）
3、清版《丰县志》正文同样肯定“中阳里在城”说
以光绪版《丰县志》为例，版本相因，固然保留了顺治版《丰县志》关于棠林集的谬注，但是正文部分依然肯定中阳里在丰城，引述《一统志》说“中阳里在城东北，有中阳坊、庙，五代刘知远所建”。上文提到县志编撰者在考证《述征记》佚文的时候，还极力为大泽与中阳里的密切联系进行辩护，这种考证或存在问题，但是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县志说：“今之在城一乡即古中阳里，宅安能越中阳而过之”。旗帜鲜明地认为“古中阳里在城”。该志还记载县城或近郊存在高祖宅、卢绾宅、龙雾桥、丰公祠等“古迹”，这些内容彼此相呼应，又与《史记》、《汉书》、《魏书》、《括地志》、《太平宇寰记》、明清《一统志》等文献相互印证。作为鲜明对比，棠林集为古中阳里的谬注则显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假如清版县志编著者肯定棠林集为古中阳里，就会在正文中展开叙述，也不会说“今之在城一乡即古中阳里”。
4、关于谬注产生原因的猜想
可能的原因之一： 丰县过去境内立了不少碑石，诸如“汉高故里”、“汉之故里”等，个别好事者望文生义，以为是“古中阳里”。可能的原因之二：明代区划有四乡十九里，明代以前或明代前期，棠林集或存在类似“中阳里”字样的里，明末清初消失后，成为“古中阳里”。可能原因之三：一些文人墨客在此写过关于“汉高”或“中阳”诗文，被人误解为“古中阳里”。可能原因之四：清顺治版《丰县志》刊刻时字迹错误。当然上述猜测仅仅属于本文作者一家之言。
下篇旨在依据可信史料，剔除清版《丰县志》所注“县南二十里棠林集为古中阳里”的谬说，避免以讹传讹，贻误今人、后人。
结论
应该说，学术界从未注意清顺治版《丰县志》的谬注。安作璋教授与孟祥才教授是前任和现任秦汉史学会副会长，他们合著的《汉高帝大传》（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说：“刘邦出生地丰邑中阳里在今丰县城内”。现任会长王子今先生也有类似描述。丰籍研究者长期以来也从未就中阳里问题产生过争议。丰县博物馆原馆长王荣生先生在1992年《刘邦研究》杂志第1期发表《刘邦故里丰邑中阳里考》，开宗明义地说：“丰邑中阳里究竟在何处呢？查阅相关资料，可以认定，丰邑中阳里在今丰城及近郊”。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刘文忠先生近年在《文化丰县》杂志上发表《丰邑中阳里考索》，经过一番考索，“认定中阳里必在丰邑城内”。
与昔哲今贤相比，本文作者更注重挖掘内证，着重分析《史记》文本内容与具体语境，利用相关学术成果，从而确证“中阳里就在秦汉丰城内”，这是难以撼动的定论；同时梳理传世文献，批驳了清顺治版《丰县志》擅增注释的妄诞。宋人叶适说：“后生诵读不详，轻立议论最害事”。近几年，各种奇谈怪论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因此，依据准确史料呈现史实真相，是十分必要的，“西北说”、“西南说”、“东北以至沛县说”等各种谬论皆可休也。如果有人继续追问，我的回答很简单：《史记》这个关口是混不过去的！
丁维军
2017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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