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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生左,何生曾--曾国藩左宗棠恩怨3
 
 
十一
  曾国藩重新出山,再履重任,以谦卑圆融之态营造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左宗棠的傲慢却终于受到了报复。咸丰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丰四年入幕后不久,骆秉章就开始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南亭笔记》这样记载:
  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
  说的是骆秉章把一切交给左宗棠,自己每日只是饮酒作乐。左宗棠当面嘲笑骆秉章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木偶,我怎么牵,你怎么动。听到如此露骨的嘲讽,骆秉章也只有干笑而已。这则轶事从情理上来讲绝无可能,因为左宗棠再骄横,也不至于无理至此。不过,作为描摹骆、左关系的一幅漫画,却十分生动传神。
         由于骆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气,把自己当成了真巡抚,将全省官员当成自己的下属,“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虽然在左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毛鸿宾奏稿),但他的作风却得罪了许多官员。
  关于这次灾难的起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徐宗亮《归庐谈往录》记载,永州镇总兵樊曾经拜访湖南巡抚骆秉章,身为幕僚的左宗棠出与樊共谈,不料双方“意大龃龉”,虽然樊为二品大员,左宗棠以一介举人,居然“进起批樊颊”,并且大肆詈骂,使“樊不能堪”,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
  而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议》记载,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事谒见骆秉章。骆秉章让樊燮直接去见左宗棠。总兵是二品大员,但清代重文轻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无点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员身份,见了左宗棠没有请安,惹得傲慢惯了的左宗棠怒气大发:“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时最忌讳人家提他的“师爷”身份。中不了进士才给人家当师爷,这是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左氏内心的隐痛。他最受不了别人因为他的师爷身份而轻视自己,因此勃然大怒,起身上前就踢了樊一下,嘴里还大骂:“王八蛋,滚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使他被革职回了老家。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戏剧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确有其事。官场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结,因为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樊燮与湖广总督官文关系极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个状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说左宗棠是“劣幕”,一官两印,嚣张跋扈。一个师爷敢打二品大员耳光,这还了得?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之间,不可一世的左师爷头颅岌岌可危。
  闻听左氏遇祸,曾国藩“焦灼极切”,他不光为朋友忧,也为大局忧。他在家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法责,有‘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
 
左宗棠遇到的这一大难,可与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当时对曾是雪上加霜。此际曾国藩却对左雪中送炭,关爱有加。他十分体谅左宗棠此际的心境,怕他因为惊忧过度,损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宽解。
  除了温辞慰问,曾国藩还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咸丰帝将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主,于是曾氏以师座身份,请他设想缓解。在钱的努力下,左氏暂时未获牢狱之灾,得以顺利离开湖南。
  咸丰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抚的幕府,以北上会试为名,打算“直之于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对这个极端的办法本来也心里没底,一路风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极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写来的信,劝他不要北上,因为陷害他的人并不会因为他离开幕府而罢手,正在四处布置,他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罗网。左宗棠看了这封信,感到进京既无出路,回到老家,对方仍能“寻踪而得”,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茫茫”,无安身之地。思前想后,他决定避难军营。于是调头南旋,来到宿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对左氏的到来大表欢迎,二十天中,他与左“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曾年谱)左宗棠向曾国藩表示,请让他自带一队湘军,以一个普通小营官自效,万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罗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那就带队“策马冲锋”,以战场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悲观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祸福相生。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天子亲自问罪,竟成为左宗棠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由于左氏一人,事关湖南大局,所以许多大吏特别是两湖官员,积极展开营救。除了曾国藩的努力,还有许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写信向官文说好话,老朋友郭嵩焘向肃顺求助。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营救下,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丰皇帝举荐过左宗棠其人。比如咸丰六年,胡林翼就向咸丰皇帝介绍过左宗棠才学过人,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二,咸丰召见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焘,向他询问起左宗棠的情况。郭乘机积极推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他(指左)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咸丰因此对左氏印象颇深。
  这次案件中,又有这么多人为左宗棠求情。潘祖荫甚至对皇帝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话,皇帝因此对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专旨询问曾国藩,想听听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以及能否调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于咸丰十年四月回复说:“(左氏)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曾国藩明知樊案之后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办团,但却将此列为首选,其用心在为左宗棠谋取实际官阶,即疏中明白说明的“藩、臬”之职。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荫那样渲染铺张,但却直截了当地为之谋官谋权,更有力度。
  皇帝于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补,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衔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梦也没想到曾国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为大吉,他说对此际遇感到“实非梦想所期”。一没有掉脑袋,二没有回老家,对朝廷与朋友们感激次骨,遂磨拳擦掌,准备在曾国藩帐下大干一番。得到左宗棠这样的有力助手,曾国藩当然如虎添翼,他决定放手让左氏大干,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军,以做独当一面的打算。左宗棠仅一个月时间,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兴勃勃,雄心大炽,他在家书中写道:“此去务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十二
  虽然深受曾国藩的举荐之恩,但左宗棠对曾国藩,自始至终毫无唯唯之态。在曾国藩麾下带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现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独行风格。
  以前,凡是曾国藩麾下的军队,统称为“湘军”,而左宗棠却独树一帜,将自带的五千人号为“楚军”。其他湘军将领募军练勇一遵曾国藩成制,而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国藩选将专要朴实的读书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节不苟。而左宗棠却多用武夫,“亦不尽朴实之选,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盘。原来,读书人有功名,立了战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脚下盘桓,容易控制。曾国藩招兵,多从原籍湘乡一县招募,左宗棠认为这样弊端尤多,因为一旦失利,往往是举县尽衰,士气容易受挫。所以他从全省各府县招募,优中选优,强中择强。至于营制,他也参用后来脱离曾国藩系的王鑫之法,处处与湘军有所不同。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名气不是吹出来的。首次亲自带兵打仗,他就旗开得胜。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左宗棠率军抵达江西。楚军募成之日,正是曾国藩困守祁门急需军队之时,他命左宗棠驻守景德镇,十月十七日,广东会党起义军进入江西,逼近景德镇,左宗棠派兵迎击,大败会党军于贵溪。
  刚刚把广东会党军赶出江西,太平军又接踵而至,兵分三路,包围了曾国藩所驻的祁门。曾国藩四面楚歌,再次陷于惊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镇经过一日一夜激战,将太平军将领黄文金率领的数万军队击败,令曾国藩转危为安。
  对于左宗棠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表现,曾国藩极为激赏。事后,曾国藩专折为左宗棠请功说:“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惟系襄办京堂大员,应如何优擢奖叙之处,出自圣裁。”于是皇帝发布谕旨,着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
  曾国藩侥幸渡过此难,不料更大的危险紧接着到来。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再度进入江西,并于二月底击败左宗棠,攻占了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又一次陷于绝境,在日记中写道:“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甚至给曾纪泽写下了遗嘱。
在这关键时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澜。景德镇失败后,他退守乐平,三月六日与李世贤大战于此,左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命人开挖壕沟,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军骑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挥下,左军奋力进攻,结果大败太平军,杀敌五千多人。李世贤大败狂奔,曾国藩再一次走出绝境,他大喜过望,对左宗棠当然又一次奖誉不已,向皇帝汇报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审越时贤。”请求“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曾国藩甚至对皇帝说,他以此事断定左:“将来必能为国家开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谓推重倍至。
  皇帝又一次接受了曾国藩的建议,“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汀总督曾国藩军务”,左由襄办改为帮办,一字之差,变成曾的副手。随后又晋为太常寺卿,正三品,这是左出山十年来第一次被授予真正实职官职。
十三
  左宗棠也没有想到,在曾国藩的麾下,他晋升能如此迅速。
  太平军被赶出江西后,却在浙江势如破竹。咸丰十一年九月,浙江全省几乎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
  曾国藩用人,抱定立人达人之原则,绝不因自己用着顺手就把这个人压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迁。他早就想为左宗棠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浙江失陷,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复左宗棠的信中写道:“昨奉廷寄谕旨,谬以鄙人兼办浙江军务。位太高,权太重,虚望太隆,才智太短,殆无不颠蹶之理。即日当具折请辞,而推阁下督办浙江军务。”他说到做到,当月二十五日,他上《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臣遥制浙军……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左宗棠闻讯大喜。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盼着有离开曾国藩羽翼,自己开辟乾坤大展拳脚的一天。他率领军队,兴冲冲地准备起程。这时曾国藩却给他寄来信件,命他按兵不动。原来此时太平军已经把浙江巡抚王有龄围困在杭州,王有龄凶多吉少。如果左宗棠马上出兵救援,万一失败,左氏得承担救援不力之责。如果救援成功,把王有龄救出来,那么浙江巡抚还是要由王有龄来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因此直到十一月底,得知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围困中自缢而死,曾国藩才密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时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国藩心机权术之深,可见一斑。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当过多年“假巡抚”的左宗棠成了真巡抚,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在投奔曾国藩之初,左宗棠所期望不过是“以小营官自效”,孰料时仅三年,由五品郎中而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而太常侍卿而开府一方,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慷慨地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
 
入浙是左宗棠一直以来的梦想。早在楚军出湘之始,左就注意到浙江这个最富之地。曾国藩这次超额满足了他的梦想,令他快慰无已。而曾国藩在入浙时机上的选择,更让他看到曾国藩为他考虑的细致周到。此时的左宗棠,对曾国藩发自内心地尊重感激,和曾国藩交往中,变得毕恭毕敬,“修敬先达之礼”,“每事必请教而后行”。(《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称:“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家书)这是双方合作中最情投意合的一段。
  获得了更大平台的左宗棠的才干更挥洒无余,他竭尽平生才力,专注于浙江军事。同治二年三月,清廷超擢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他说:“近奉冲圣寄谕,吾与涤公均平列。”(家书)
  左宗棠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从就任巡抚到擢升总督,为时不过一年有余,这一年多中间,左宗棠并无特殊建树,何以如此轻松取得与曾国藩平列的地位呢?
  这道圣旨的背后隐藏着大清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原来,曾国藩此时权倾天下,拥兵过广,已经令清廷不放心了。他们怕曾国藩尾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而之所以起用左宗棠来牵制曾国藩,是因为清廷敏锐地发现,左宗棠与自己的恩主曾国藩之间出现了矛盾。
十四
  随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恶化。
  首先当然还是用兵方略上的争执。
  投身曾国藩之前,左宗棠批评起曾氏之兵略从来没有客气过。既为麾下之后,左宗棠对曾的许多军事判断虽然不再公开嘲讽,但与朋友们交流时仍直言不讳。比如闻听太平军占领浙江后,曾国藩的判断极为悲观,左宗棠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太平军舍弃长江中游的安庆地区,而专集于下游,“大局顿有转机。”(全集,答刘印渠)事实证明左的看法确实比曾更有见地。
  早在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议曾国藩“先以偏师谋取吴越”。曾国藩却坚持所谓“稳扎稳打”之法,拒绝此议,进驻皖南万山丛中的祁门。左宗棠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流露出轻蔑之色:“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
  离开曾国藩羽翼之后,左宗棠开始接连不断地与曾国藩争辩兵机。他认为曾国藩用兵过于拙滞,对自己的束缚过多,在信中经常对曾发出抱怨。随着浙江巡抚做得越来越顺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也越来越直言不讳。
 
入浙之初,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建议还是惟命是从,至少是积极响应的,但随着他在浙江脚根扎稳,对曾国藩就越来越轻慢起来。曾国藩对周开锡、李庆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们。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不以为然,“恪靖尝谓文正无知人之明,故文正所弃者,无不重用也”,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当太平军进攻曾国荃部时,曾国藩要求左宗棠派蒋益沣一军往援,左宗棠却拒不从命。曾国藩于浙事或者楚军的“大调度”,都通过书信或者咨文商之于左,可是左却“每置不肯”。曾国藩寄给左宗棠的信件,左动不动就不予回复。以至于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每有大调度,常以缄、咨敬商尊处,公每置之不论,岂其未足与语耶?抑自足而拒嘉谟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与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国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角色。和别人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对亲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说:“余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军之力,受气不少。此后余决不肯多用围城之呆兵矣!”悻悻之态,溢于言表。
  不论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关系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虽然左宗棠说出“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也”之类的重话,但双方从来没有撕破面皮。因为曾国藩位为两江总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名位毕竟在曾国藩之下,不得不时时压制自己的气焰。但当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地位相等后,二人冲突就开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军饷问题。
  湘军不是经制之兵,军饷一直是曾国藩最头疼的问题。当湘军顿兵南京城下之时,曾国荃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为了保证湘军军饷供应,曾国藩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因为江西是湘军重要的饷源地。没想到出任江西巡抚不久,地方主义倾向就压倒了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初当一面的沈葆桢急于在江西干出成绩,想把江西财政收入都留为己用,不再为湘军供饷。曾国藩闻讯大急。没有了这笔饷银,南京城下的湘军只有两条路,一是哗变,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饿死。
  曾、沈二人为了争饷,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笔仗。闹到双方都以“引退”为威胁。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大营的所有人都气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写信给左宗棠说:“幼丹(沈葆桢的字)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曾国藩:《复左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35—39页。)
  曾国藩把左宗棠当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谈论此事。他万万没想到,升任了总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没接他的话茬,却为沈葆桢抱起了不平。
原来,左、沈二人此时已经走到了一起。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为左氏军队在浙江阻挡太平军入赣,为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还多次带兵入赣剿杀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沈葆桢虽然不愿为曾氏供饷,却愿意为左氏供饷,双方因此关系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国藩打奏折官司时,沈葆桢甚至还把左宗棠带兵入赣,高风格地不用江西饷银的事绩写入奏折,以此贬低曾国藩。江西现已财力枯竭,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前来我省作战,“极谅江省苦情,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沈葆桢:《洋税尽数解营片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文肃公政书》,卷二,第26页。)
  同时,在饷源分配上,左宗棠对曾国藩也有诸多不满之处,他认为曾氏过于偏向曾国荃,分给自己的太少。左宗棠抚浙后,因为军饷不足,想在安徽、江西部分地方收取盐税,曾国藩拒不同意。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后,曾国藩又奏请将原来供应左军的婺源、景德镇、河口等的厘税归为安徽、江苏等地湘军调拨分用,这令左宗棠大为恼火。
因此,当沈葆桢与曾国藩打起奏折官司时,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桢一边,拒不为曾国藩说话。在沈葆桢以开缺威胁朝廷时,左宗棠则公开替沈葆桢抱不平。他写信指责曾国藩说:反对你的人,你逼得他走投无路。顺应你的人,就步步高升,你的独断专行,已经让人畏惧了。
  面对左宗棠措辞尖锐的质问,曾国藩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让态度,没有进行过多地解释和争辩,但心中难免不存芥蒂。在曾氏大营中人看来,左宗棠此举证明,他已经可以步沈葆桢之后,取得“绝无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后关系日渐疏远,在此就打下了深刻的伏笔。何况成为总督之后,左宗棠与曾国藩的书信往来又恢复了旧日飞扬跋扈指手画脚之态。笔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左宗棠:“一日来咨,极诋文正(曾国藩)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文正复之云:‘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相应咨覆云云。’”
  以曾国藩之修养,如果郁怒已极,决不会以这样的嬉笑怒骂、尖酸刻薄来回应左宗棠。双方的关系,至此已经阴云重重。然而就在此时,左宗棠又给了曾国藩重重一击。
 
太平军为了解天京之围,对湘军展开突然反攻,大举攻入了皖南。左宗棠认为这是曾国藩调度不力、防备不当所致,在未和曾国藩商议的情况下,直接向清廷建议,简派杨岳斌来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这一建议的实质,是要从曾国藩的辖区范围内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缩曾国藩的兵权,接到此奏立即批复同意。这显然是对曾国藩权势和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以曾国藩之城府涵养,对此事未置一辞,但他的幕客们却情绪激烈,纷纷破口大骂。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说,见左宗棠《请饬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片》,字字为自己表功,句句给曾国藩抹黑。
  “天下舍己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 赵烈文一语,道出了左宗棠的心事。左宗棠每自以居心正大为恃,对老同事、老朋友突然袭击,这种事以后还多次发生。这种袭击表面上当然是以“大清王朝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但背后却经常隐藏着某种“争雄心态”。事实证明,清廷选择左宗棠来作为分化湘军的突破口实在太准确了。在整个湘军集团中,左宗棠是唯一一个始终要越曾国藩而上的人。左宗棠的这一举动,正式宣告曾、左解体。
  清廷见分化政策收到效果,从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势力。经过三年苦战,左宗棠攻克杭州,清廷因此于同治三年三月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及至当年十月,左宗棠夺得浙江全省,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并赐爵名“恪靖”。功名之顺遂,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十五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门外一声巨响,城墙崩坍,烟尘升起数十丈。天京陷落。
  两天之后的六月十八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营门。已经于二更四点睡下的曾国藩在三更三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从咸丰二年起兵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他失去了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湘乡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三次自杀,数度濒危,忍受了超过普通人耐受极限十倍百倍的艰巨和委屈,才换来这一张捷报。
  收到捷报,大清朝廷“特沛殊恩,用酬劳勚”,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同时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有清二百年里,汉人得此异数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
  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曾国荃没有详细调查,就匆忙汇报说,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南京一役,圆满成功。
  然而事实是,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人突围成功。这数千人中,就有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犹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兜头一瓢凉水。他只能盼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向朝廷汇报,措辞之间,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难堪。
  让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逃奔到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堵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人不禀告他,率先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原来左宗棠通过线人,提前得知了幼天王的踪迹。按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与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这么做的,只有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没有这样做。在获得了幼天王下落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直接奏报朝廷。

  这道奏折,不但有实情,还有夸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他受到太平天国十万余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辞。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前期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的幼主也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太平天国李世贤、汪海洋等余部对“迎驾”、“护驾”根本不感兴趣,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因为他们不想要这个政治累赘。另一位令他耿耿于怀的湖州守将堵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却对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幼天王虽然逃出,但这个小泥鳅已经翻不起大浪,不值得清廷那样大为紧张了。
 
左宗棠夸大幼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风凉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清廷,幼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并且受到十万余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一半成功,骗得了封侯之赏。
  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
  “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这道谕旨语气空前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击,声誉也大大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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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屋檐下过客  > 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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