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问世之初,清代学者就指出:这是一部“扯老婆舌头”的书!何谓“扯老婆舌头”?就是写的是女人事,说的是女人话,总之,就是用女人口吻描写女人生活中的家庭琐事。
毛泽东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方有发言权,其实,好多《红楼梦》研究者乃至红谜,读了何止五遍!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红楼梦》从脂批“这方是正文开始处”以后的文字,几乎无时无事不透出女人的气息!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心理,女性的语言,女性的行为,女性的矛盾,女性的痛苦,女性的欢乐,女性的忏悔,女性的迷茫,女性的希冀,女性的绝望,无不纤毫毕现,惟妙惟肖!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生活的力作主要有两部:《金瓶梅》和《红楼梦》。细读之下,你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差异:《金瓶梅》是从男性视角看女性,而《红楼梦》却是从女性视角看女性,甚至是从女性视角看男性,看家庭,看社会!
《红楼梦》开篇曾明确交代过,该书描写的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当日的女子”的事迹,创作目的是为了使“闺阁昭传”。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如此熟悉女性生活,熟悉女性心理,熟悉女性语言的文学家,更何况是熟悉潭潭大宅、沉沉红楼中女性的文人,在那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似乎很难产生。即使是像《红楼梦》书中交代的那种从小就喜欢钗环脂粉、少时爱在女孩子堆里厮混的男人,也做不到这一点。任何男人的童年和少年,都不会去刻意观察女人的生活,及至年长,又失去了观察模仿女性的条件,所以,完全懂得如何说女人话的男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仅仅是个熟悉女性的男人还不够,似乎还有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在书中充当某一角色的女性,直接参与了《红楼梦》创作。《红楼梦》的作者,肯定是男性无疑。在这个作者身边,应该还有一个富有才情、同时也与他有共同生活体验的女性,与作者一道构思、写作、修改、评点。这位女性有可能是脂砚斋么?
一、脂砚斋原型论似乎并非无来由的臆测
脂砚斋究竟何许人也,是新红学三个“死结”之一。这个脂砚斋,对《红楼梦》前八十回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评点,处处以书中故事的知情人自居。他的批语,被红学界称为“脂批”,载有脂批的《红楼梦》手抄本,被称为“脂本”。脂砚斋对于《红楼梦》研究是如此重要,但查遍浩如烟海的典籍,就是不见这位老先生的踪迹;对这位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信的权威说法。
在脂本《红楼梦》中,有大量脂砚斋的批语。综合这些批语,人们不难发现,同古典文学中毛宗岗、金圣叹的批语不同,脂砚斋不是在作品问世后批阅的,而是在作者创作过程当中批阅的。作者经过了五次“批阅增删”,脂砚斋也似乎同步进行了五次评点。从这一特殊的批评过程看,脂砚斋应该与作者关系非同一般地密切,很有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他究竟是作者的什么人呢?
从脂砚斋批语的内容看,他对书中描写的贵族生活似乎十分熟悉,并且有着比作者还权威的创作发言权。他经常在批语中说“有是人,有是事,嫡真实事,非假拟妄拥”,似乎他亲眼看到过作者笔下的人和事。他又经常感慨“作者犹记金魁星事”、“作者犹记矮幽舫合欢花酿酒”等,似乎这些是作者与他共同经历的事情。对书中一些人物的生活原型,他也似乎认识并有过直接交往,如“麝月闲闲无语”、“凤姐点戏、脂砚执笔”等,就证明他也是生活原型中的一个角色。他究竟是书中的谁呢?
胡适先生考证出来的曹雪芹,平心而论,作者地位不是十分稳固。一是其生也晚,不论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还是雍正二年,在乾隆九年《红楼梦》动笔时,他都只有二十来岁;创作《红楼梦》,需要何等丰富的生活阅历呀?似乎不是一个黄口小儿所能胜任愉快的。二是缺乏生活基础,曹雪芹没有赶上曹家风月繁华生活的可能,从小就过着“茅檐蓬窗、瓦灶绳床”的生活,缺乏描写贵族生活的人生体验;三是性格不合,“美国的煤油大王,怎知北平拣煤渣老婆子的酸辛,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朋友诗中记载的曹雪芹,是个具有魏晋风度的人,其性格与《红楼梦》表现的浪漫风流气质格格不入,更何况他没有巨室大族公子哥儿“淌过女人河”的生活阅历。
正由于曹雪芹在著作权方面的先天不足,人们于是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这个脂砚斋。有人认为曹雪芹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红楼梦》的,有人干脆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就是脂砚斋。从脂批的内容看,这似乎并非无根据的臆测,但显然是从《红楼梦》作品及脂批中反推出来的结论,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二、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说”透出了一线曙光
红学界多数人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也就是书中的贾政原型。理由是裕瑞的《枣窗闲笔》中有关于脂砚斋是作者叔叔的记载,加之他在批语中有倚老卖老的口气,常常“命”曹雪芹做这个那个,似乎也像长辈在颐指气使。\r
裕瑞的《枣窗闲笔》本身就不可靠,加之书中记载是听“前辈姻亲”说的,就更不可靠了。所谓脂批中的长辈口气,似乎也靠不住:对晚辈的文学创作,长辈没有干预的必然;“命芹溪”如何如何,“命”字长辈可以严肃地说,平辈之间戏言也可以说。因此,脂砚斋是作者的长辈说,可信度是极低的。
红坛巨臂周汝昌先生,经过多年精心分析,提出脂砚斋就是《红楼梦》书中的史湘云的原型,是作者曹雪芹的“续弦”妻子。周先生和他的门徒们,还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对脂砚斋其人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搜索,提出了“许蕙兰说”、“柳芳卿说”等。
周先生的论证,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首先,脂批中确实有“余比钗颦”、“老货”、“我也要恼”、“我也要拧”等女性口吻;其次,脂批中也确实透露出他(她)与作者之间说话十分亲昵随便,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再次,脂批中明确显示,他(她)与作者的过去,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作者描写的好多事情,都是他(她)亲历亲闻的。
但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原型说”有着致命的缺陷,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此说不仅对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无补,而且进一步证实了曹雪芹著作权的不可靠!如果曹雪芹没赶上江南的风月繁华,他的妻子或续弦也决无经历过风月繁华的可能!曹雪芹如果不是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原型,脂砚斋也不可能是;曹雪芹写不出来的生活故事,脂砚斋也说不出来,把两个人捆在一起也杜撰不出《红楼梦》来!
更何况,柳蕙兰、许芳卿等名字,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近乎子虚乌有。曹雪芹肯定不是光棍,因为他有儿子,但是否死过原配夫人,是否曾续弦,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用《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反推,是不科学的、非学术的研究方法。脂砚斋原型探究上的一线曙光,似乎也被阴云遮盖了。
三、一条重要线索引起脂砚斋研究的重大转向
在曹雪芹的生活圈子里,探索脂砚斋这个人物,似乎是毫无希望了。俗语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红学界是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曹雪芹的著作权本来就不可靠,何不跳出“曹家店”,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探索“作书人”和“批书人”呢?何不在“曹家店”之外,让曹雪芹和脂砚斋互相验证,开辟出一条《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路呢?
在甲戌本第二回中,有一条重要的脂批,似乎被红学界严重忽略了。书中贾雨村和冷子兴,长篇大论“天地生人”之“大仁大恶”,脂砚斋在这里批了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细考这段脂批,其中大有文章。
《女仙外史》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是吕熊,创作年代在康熙中后期,创作地点在钱塘,即今之杭州。《女仙外史》的第一个批阅者,是康熙朝大名鼎鼎的文人、传奇峰巅《长生殿》的作者洪昇!这些在《女仙外史》康熙印本的序言和批语中,有明确可靠的记载。
这段脂批说的是“论魔道”,不是“写魔道”,显然说的是批书者立意奇,而不是作书人立意奇。《女仙外史》第一、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九、五十八等回,皆有洪昇批语。细读这些批语,确实有“立意奇”的感觉,试举一例,第二十八回批语说:“《外史》节节相生,脉脉相贯,若龙之戏珠,狮之滚球,上下左右,周回旋折,其珠与球之灵活,乃龙与狮之精神气力所注耳。是故看书者须觑全局,方识得作者通身手眼。”
严格说来,《女仙外史》并非什么特别优秀的小说,当不起洪昇这么高的评价。但洪昇的批语确实是“立意奇”,反而更像表述自己的创作体会。脂砚斋把批阅《女仙外史》的文字和《红楼梦》中贾雨村论人的文字并列在一起,说此奇彼愈奇,显然是评论洪昇一个人的文字,正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女仙外史》的批书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文豪洪昇!
四、《红楼梦》的创作时间比红学界通常结论要早一
甲子
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洪昇,显然《红楼梦》的创作时间要由乾隆中期提早到康熙中期,其间隔应该在一甲子、即六十年左右,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么?
脂本《红楼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通称三脂本。现存的三脂本确实是乾隆年间抄成的,甲戌本用的是“乾隆竹纸”,己卯本上有怡亲王府的印记,可以证明。但三脂本都是过录本,并非底本,其据以过录的底本,显然要更早一些。
我们还要注意到,三脂本不仅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而且经历了多次辗转传抄。庚辰本的抄写十分混乱,可以断定并非初次过录,但甲戌本和己卯本的抄写十分认真,工楷缮就,布局合理,为什么说它们也不是从作者原创本直接过录的呢?证据就是:它们据以过录的底本,应该是一个很糟糕的“蒸锅铺本”!
何谓“蒸锅铺”本?旧时印刷业不发达,某些商人为了渔利,把社会上需求甚殷的某些小说传奇,组织一帮贫苦文人抄写——抄写时给饭吃,一般不给工钱,或付给极微薄的报酬——然后装订成册出售。其抄写一般都是在街头卖饭的“蒸锅铺”进行,故把这种抄本称为“蒸锅铺本”。
“蒸锅铺本”的特点是抄写十分草率,错别字特别多。因为他的抄写过程是一个人拿着底本念,多人听写,旧时又没有推广“官话”,念者和抄者南腔北调,混饭吃的勾当,态度也不会十分认真,抄录后又无人认真校对,所以,出大量的错别字就在所难免了。
庚辰本本身就是一个“蒸锅铺本”,甲戌本和己卯本虽然抄写得十分精细认真,但其底本上的大量错别字,却无情地在抄本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别字连篇,这正是“蒸锅铺本”听写特点的反映。下面一些例子,就是在上述脂本中摘录下来的,其中括号中的是书中别字:
鼓(古)词,张(章)本,迁(谴)怒,嚼蜡(腊),何尝(常),逗(斗)露,斩截(节),都(独)该,华诞(涎),搁(阁)起,细致(之,至),数(树)处,宗祠(祀),邢(刑)夫人,无味(未),窠臼(旧),零(令)落,悔娶(灰聚),诨(回)号,目睹亲闻(问),等等。
细阅三脂本,此类错别字不胜枚举,仅举以上几个例子,似乎就足够了。这些错别字显然不是己卯本或甲戌本抄手的过错,因为他们抄写的态度十分认真,连底本上的错别字也照录不误。只能说明,据以抄录的底本是个同庚辰本相似的“蒸锅铺本”。
今天能见到的三脂本(特别是己卯本)显然是乾隆中期的产物,它们的底本,必然要早一些。究竟早多少呢?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据理分析。如果三脂本的底本是“蒸锅铺本”,那么“蒸锅铺本”的底本显然也只能是抄本,而不会是作者的稿本,因为任何作者也不会把自己作品的稿本交给这些低俗的商人射利的。再进一步分析,商人肯制造“蒸锅铺本”渔利,说明作品的抄本已在社会上流行一段时间了,因此才有了大量的社会需要。从作者稿本到三脂本,其间的流布过程应该是:作者稿本——示人的抄本——流行的过录本——辗转传抄的过录本——蒸锅铺本——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最后才有了程高印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此繁杂的传抄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啊!更何况抄本阅人有限,为社会普遍接受,反复传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那个低效率的时代,其间最起码要一甲子以上时间。
畸笏叟在脂本《红楼梦》中的地位绝对重要。他的批语数量仅次于脂砚斋,并且评点《红楼梦》的时间多在壬午年(1702)和丁亥年(1707)。壬午年是作者逝世的前二年,丁亥年则是作者逝世的三年以后了。畸笏叟的文化功底似乎不太高,批语中错别字甚多,翻来覆去就是“叹叹”那么几句话,或者以卖弄的口气,透露一些后三十回内容。
这个畸笏叟有可能是谁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洪昇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洪昇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纳的一个小妾“邓氏雪儿”。康熙二十二年,洪昇以江宁巡抚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在苏州买回了一个小“戏子”雪儿。这个雪儿,天生一副好歌喉,婚后洪昇家经常出现“丈夫工顾曲,霓裳按图新,大妇调冰弦,小妇啭朱唇”的美妙景象,就是洪昇作曲,黄蕙伴奏,雪儿高歌,其乐融融。
洪昇创作《红楼梦》期间,雪儿不可能是局外人,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宝钗,让她姓薛,以雪喻人,吃冷香丸,似乎可以悟出点什么。壬午年洪昇夫妇年近六十,已是生命晚期,多灾多病,雪儿此时也四十来岁了,应能进入批书者行列,并成为批阅的主角,似为情理之中事;癸未、甲申年前后,洪昇夫妇相继去世,雪儿自然就成为《红楼梦》评点的惟一主角了,直到丁亥年她也死去。洪昇死于甲申六月,她在甲申八月的批语中,就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并祝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同时说明自己的批语是“泪笔”,这正是小妾这种特殊的“未亡人”,在丈夫和大妇死去时的口吻。至于她批语中曾说“命”作者做这做那,不过是少妾对老夫发娇的口吻罢了。
雪儿为什么署名畸笏叟?其中还有一段隐情。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昇是与二弟殷仲一起逃出了家庭。在漂泊困苦中,二弟夫妇不幸早死,无子女继承香火。洪昇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将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将自己的次子洪昇之益过继二弟名下继承门户香烟。这个洪之益,就是邓氏雪儿所生。雪儿开始批阅《红楼梦》在壬午年,正是己卯后三年,此时署名“继户叟”,谐音“继户嫂”、“畸笏叟”,是十分合情理的。甲申后的雪儿,是洪家存世的惟一长辈,戏称自己为“叟”,批语中倚老卖老,同时也谐音“嫂”,亦属情理之中。
根据畸笏叟丁亥年夏天写的一条批语,说自己这年春天在“都下”结识了一个浙省的新科进士,该人善画美人,欲求他为《红楼梦》之黛玉画像,但因时间匆匆,愿望不果,常为此怅怅。“都下”显然是北京,丁亥年(1707)是洪昇死后三年,畸笏叟跑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从她的批语中推断,她在壬午年就知道了《红楼梦》手稿有“五六稿为借月阅者迷失”,心中十分不安,“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不要以为这是泛泛之谈。青埂峰就是北京盘山的青沟寺,癞头和尚就是智朴禅师,正是他在壬午年,把洪昇创作的《红楼梦》“抄录回去,问世传奇”。此后洪家的手稿不幸“迷失”了“五六稿”,畸笏叟欲补全手稿,到北京去找癞头和尚,去抄配石兄原稿,正是最合理的举动。她年轻时随洪昇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熟悉北京,有好多梨园界的朋友,去一次当不困难。至于她找没找到智朴和尚,找没找到“五六稿”原文,就不得而知了。畸笏叟死于丁亥年,她是否死于北京?丈夫的手稿是否也随她流落到了北京?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可惜无从考究了。
第三节 松斋《红楼梦》描写的几百个人物中,名字最奇怪的大概要属“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 “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 “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 “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 “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 “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 “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雪芹身边都找不到原型。这是为什么?说到底是百年红学从根本上就错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当然也难以找到上述人物的生活原型!当你抛弃了“胡家店”,跳出了“曹家庄”,跟随笔者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康熙朝的大文豪洪昇身边一游,这些人物的原型,一个个便都清晰地跃然纸上!
“石兄”的原型便是以盘山“摇动石”自况的洪昇自己,“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朋友、盘山“青沟峰”的住持“拙和尚(拙道人)”,“东鲁孔梅溪”的原型就是洪昇的老师、著名的诗坛领袖东鲁王渔洋,“吴玉峰”的原型就是洪昇的忘年交、著名“西昆体”诗人、玉峰(昆山别称)的吴修龄,“棠村”的原型便是与洪昇外祖父同殿称臣的大学士、著名“馆阁体”诗人梁清标,棠村是他的号,他的诗集就名为《棠村集》!对这些人物的考证,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重复。《红楼梦》开篇交代的这么多人的原型,都在洪昇的身边同时聚光,而在曹雪芹身边无踪无影,应该说这是《红楼梦》的著作权属于洪昇而不属于曹雪芹的铁证!
“老明公山子野”也是如此,如果你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山子野”便无踪无影,如果你相信《红楼梦》的作者是洪昇,“山子野”的原型便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你的眼前,令人不能不拍案叫绝!“山子野”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明朝末期大名鼎鼎的风流文人施绍莘是也!施绍莘,字“子野”,号“山翁”,洪昇就是用他的号为姓,用他的字为名,写入《红楼梦》中的!说他是“老明公”,就因为他是明朝人,而不是清朝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是什么杜撰,一点含糊也没有!
施绍莘的确切生卒年份,笔者尚未考证清楚,但知道他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人,有他的作品《瑶台片玉》集可以证实。他与明末著名文人陈眉公是松江(今上海松江)同乡,私交甚密,唱酬往来很多。据《乙丑百花生日记》记载,这年陈眉公六十八岁,施绍莘自己三十八岁,小眉公整整三十岁。陈眉公生卒年代是清楚的,生于1558年,逝世于1639年,由此推断,施绍莘应生于1558年。乙丑年为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这一年施绍莘虚岁恰好三十八岁。
施绍莘身后名气并不算大,但生前的名气确是大得很!明朝末期,江南文人几乎普遍呈现病态的言情狂潮,而施绍莘顺应了这股潮流,成为当时名动天下的言情圣手!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创作言情套曲,二是修建私家园林。《红楼梦》书中安排这个“老明公山子野”来修建大观园,实在是最合适的不二人选!
《瑶台片玉》甲种上篇记载:“予山居在东西二佘之间,其地土肥水滑,宜花便木。丙辰冬,作半间精舍在山腹,明年作就麓新居在山足,不五六年,树可荫人,而竹皆抱孙矣。更以亭台庵阁,点缀其间,虽不事华饰,然自是幽微妍隐。春花发艳,秋木陨黄,屋角参差。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盖实录也。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予自分无洪昇福,不敢负淡缘,凡移花接果之方,开畦疏水之法,莫不悉心悉力为之。近幸有小成,花木畅茂,禽留不去,山隐转奇,桥柳台松,古秀妩媚。春深秋早,日美风恬,得与村翁渔叟,觞花问竹于其间,或令椎髻孟光,携东阁中人,窥花红调竹粉,媒花斗草,以为乐。”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施绍莘确实善于造园,并曾在松江佘山自己的家园内亲自造成一个十分美丽的园林,每日在其间自得其乐。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造园的工艺,关键是文人造园,而不是匠人造园,并且是一个“情痴情种”造园,这就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了。“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既是施绍莘造园游园的实录,也是《红楼梦》中大观园生活的实录。
洪昇的家园在杭州西溪的“洪园”,是从南宋传下来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园林。根据历史记载,这座园林前后经历过三次建设:第一次是南宋高宗御赐的“国公府”,第二次是明朝成化年间洪钟重建的“洪园”,第三次翻建洪园是在万历四十六(戊午,1618年)年,根据明末著名官僚文人冯梦桢记载,洪园翻建后,在当时杭州西溪的诸多园林景观中,是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一座园林。
洪家这次翻建洪园,目的是什么,是谁主持施工,未见历史记载,但这个时间与施绍莘修建佘山花园的时间却是相同的。施绍莘建花园的时间是丙辰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早于洪园翻建两年,如果当时洪家请施绍莘“规划制度”洪园的翻建,应属合理推断。当时江南私家园林多为文人主持修建,讲究文化品味,例如著名文人李渔,就曾为很多大家族主持修建过不少园林。施绍莘帮助洪家建园,以他本人的名气,以及他在佘山的园林名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洪园是否是由施绍莘这个“山子野”主持修建,关键是这个“山子野”对洪人生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品主旨和内容的影响。洪出生于清顺治二(乙酉,1645)年,与施绍莘并非同时代人,施绍莘当为洪昇的祖父一辈。但洪昇出生后直到整个青少年时期,却正是施绍莘的言情套曲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影响深广的时期。据《瑶台片玉》甲种中编记载:一天夜里,施绍莘写了“南北宫长调各一,已而天明,花日在窗,亲故以予之至也,少长并集,见诸绮语,争录之而去。顷刻间,遍布墟落。更岁余,见村中小儿《大学》《序》首空处,有遍书予词者,亦大可笑矣”。洪昇从小就受言情思想熏陶,一生最爱词曲创作,《瑶台片玉》中描写的学中小儿在《大学》课本空白处抄写施绍莘套曲的行径,应是包括洪昇在内的当时江南小儿的滑稽举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黛读《西厢记》,封面盖着《大学》《中庸》一类封皮,与此绝类。
《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与姐妹们在大观园中的诸多风流雅事,用施绍莘的话说,全部可以概括为“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其实,《红楼梦》中的好些思想,都可以看出受了施绍莘影响的明显痕迹。例如,施绍莘的《舟居旅怀》中说:“香罗一幅封回去,上写断肠诗句,四边多是泪痕洇处。”《红楼梦》中的《题帕三绝》情节,是否受此影响,不难判断。
此类例证在施绍莘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下面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朋友参阅。施绍莘的《解三醒》写道:“忘不得香沾片脑,忘不得汗渍鲛绡。忘不得破瓜年纪身材小,忘不得媛客娥眉韵味高。忘不得莲花吐瓣尖尖舌,忘不得束素重逢窄窄腰。千般好,忘不得千金一刻,刻刻良宵。”
施绍莘在《闺恨有跋》中写道:“大抵情不深则恨不毒,闺词至于恨则无遁情矣。每见院本旧曲,从无闺恨,窃谓其情波有限,乃别谱新声,颠翻恨字,才觉相思于此痛人。他时闺思、闺怨等篇,正不及情语耳”。“写情传恨,语语幽深,盖身经是境,自是摹神,倘不悲而泣,正恐其泪不下耳。”
施绍莘在《七夕闺词》中说:“叹良辰今岁无双,岂花容来年无恙。怕经秋瘦损,一似败荷模样。可是潘愁鬓老,沈赋魂销,打扮无心想。深深深拜,也注心香。愿莫染秋来镜里霜。香暗热,心自想。心头有话和谁讲,口中话,在心上。”
施绍莘在《四景闺词》中写道:“恰收灯又近清明,只觉到花事凋零。又添些鬼病,鬼病伶仃。冷落瑶琴,生疏锦瑟,打叠银筝。今宵梦,前宵梦,全然没准。千遭信,万遭信,看看半句无凭。恨咬牙根,痛剪香云。痛的是挫过芳年,恨的是错盼,错盼书生。”
《同调》中又写道:“看荼蘼自占柔条,问屈指几度春归。何曾似这度,这度销魂。愁劈莲心,惊看夜合,怯听芭蕉。摇纨扇,悲纨扇,怕秋风又早。掩罗袖,恨罗袖,偏生粉泪痕交。指冷琼萧,帐冷鲛绡。枕头边,茉莉花香,你怎生的辜负,辜负良宵。”
施绍莘在《千秋岁》中写道:“翠红围,排比做神仙会,共献祝酒映蛾眉。鲈脍莼丝,鲈脍莼丝,摆列着江南早秋风味。香翻袖,花蒸汽,红潮面,人微醉。欢畅文园里,俺烟霞地主,你罗绮花魁。”
施绍莘的《花前感旧诗》说:“二十年前一梦空,依稀犹记梦花红。而今短鬓侵寻白,闲话风流落照中。”
在《相思》曲中,施绍莘情满文字:“果然的梦见伊人,惊一阵风声,恼一阵风声。梦回来重剔银灯,又一瓣花生,更一瓣花生。泪痕交衿和枕,这一片如冰,那一片如冰。俺知他,他知俺,总一种伤情,怎一种伤情。既伊家知俺伤情,判一个残生,尽一个残生。”
在《赠薛小涛》序中,施绍莘写道:“夫艳魂不死,每幻秀于蛾眉。情种无根,忽敷荣于彩笔。所以文人手泽,遇韵事而生花。从来锦阵铅华,借才情而流艳。”
在《叨叨令》中,施绍莘写道:“且寻一个玩的耍的,会知音风风流流的队;拉了他们俊的俏的,做一个清清雅雅的会。拣一片平的软的,衬花茵香香馥馥的地;摆列着奇的美的,趁时景新新鲜鲜的味。兀的便醉杀人也么哥,兀的便醉杀人也么哥,任地上干的湿的,诨帐呵便昏昏沉沉地睡。”
在《乙丑百花生日记》一文中,施绍莘记载:“仲春十二日,俗传为百花生日,考之古,亦谓之百花朝。”“予自甲寅,始为祝花之集,以后岁岁为常仪,而乙丑尤盛。”这一天,施绍莘召集了十二位名士,十二位名姬,翻谱赞叹,并自做《乙丑祭风雨文》、《乙丑祭花神文》。这些活动,同《红楼梦》中的“祭饯花神”活动异曲同工。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红楼梦》不仅言情思想受施绍莘影响,就是书中描写的一些风雅活动也受施绍莘熏陶。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顺手把这个“山翁子野”拉来,让他建造大观园,其意义不仅是借重施绍莘的造园名声,更重要的是透露自己生平以及作品受“山翁子野”的影响甚大。施绍莘的《瑶台片玉》集全文刊载在清“虫天子”辑录的《香艳丛书》中,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寻来一读。
第五节 黄叶村曹雪芹贫居北京西郊黄叶村,虽然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苦生活,但并未妨碍他的“襟怀笔墨”,一直在辛勤创作《红楼梦》,直到“泪尽而逝”。这是当今红学大家为广大红迷们描绘的《红楼梦》创作的动人场景,红学界对此都深信不疑,几乎所有的红学论著都这么描写,几乎所有的红学词典也都这么解释。有一些个红学研究者,历尽千辛万苦,几乎踏遍了北京西郊,去寻访曹雪芹当年著书处,有人言之凿凿地宣布黄叶村在“香山卧佛寺与樱桃沟一带”,有人煞有介事地宣布黄叶村就在北京植物园附近,并在这里修建了一处“曹雪芹纪念馆”。每逢什么与《红楼梦》或曹雪芹有关的纪念日,几个热心的红学权威,还不时在这里搞个什么纪念庆祝活动,发表一通“热爱”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演讲。
断言曹雪芹在京郊黄叶村著书,根据只有一个,就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有一句“不如著书黄叶村”。本来孤证不立,一句诗不足以断定曹雪芹著书地址,但有关曹雪芹生活轨迹的资料少得实在可怜,就是这一条孤证,也令诸多红学权威如同掘到了宝藏,磨破了多少双鞋底,磨秃了多少支笔头,行万里路,写万卷书,顾不得孤证不立的学术规矩,于是乎就饥不择食,匆忙下断言、作定论,“立德立言立功”了。
但我认为:以上研究者由于过于渴望得到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了,所以忘了一条研究古诗的规矩,就是敦诚诗中出现“著书黄叶村”字样,究竟是白描还是用典?“黄叶村”究竟是京郊一个村名还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黄叶村”本是古人赋诗常用的一个典故,并非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庄名称。古人用“黄叶”入诗,其意象常常是为了表达萧衰之思,取黄叶萧疏之象比况人生,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自恋、自怜、自慰心理。敦诚诗中说曹雪芹“著书黄叶村”,本意就是用“黄叶”典故,描写曹雪芹的萧疏人生,劝慰曹雪芹不要向富人乞讨“残羹冷炙”,不如关起门来写诗抒怀,并非是说曹雪芹在一个名为“黄叶村”的荒村野店创作《红楼梦》。
黄叶入诗并非敦诚首创,敦诚之前,用黄叶入诗的著名诗人比比皆是。唐代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诗中有“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句,以“黄叶”对“白头”,其表达的文人关照自身命运的凄楚意绪,令人无限遐思。宋代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诗中有“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句,这个“黄叶村”也并非实指地名,并不是江南还有一个“黄叶村”,而是文人的一种萧疏感情的宣泄。
曹雪芹所生活的清代,用黄叶入诗的文人就更多了。据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的《香祖笔记》记载,他的门生崔华,尝有诗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被他的老师称为“崔黄叶”。王士的族侄王苹,也有诗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也被他的族叔称为“王黄叶”。王苹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生活年代早于敦诚。王苹的诗句经当时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王渔洋推介,清代前期文坛几乎无人不知。敦诚的“不如著书黄叶村”诗,应该是从王苹的“黄叶林间自著书”句套用来的。
诗中的“著书”二字,也并非特指《红楼梦》创作,而是泛指文人的创作生活,其真实含义更可能是指吟诗作画之类文人雅事。我们总不能理解王苹也是在“黄叶林间”创作《红楼梦》吧?
诗以言志,考证《红楼梦》引用敦诚诗句,首先应读懂诗意,万不可仅从字面理解,就编造曹雪芹在“黄叶村”创作《红楼梦》的故事。北京西郊并没有一个什么曹雪芹著书的“黄叶村”,植物园旁建设的曹雪芹纪念馆本身就是红学史上的一场笑话,在这里堂而皇之搞《红楼梦》讲座的大师,真应了《红楼梦》的一句话,是“又向荒唐演大荒”了。
如果把敦诚的诗“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用在《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洪昇身上,倒是非常确切的。洪昇自己的诗和朋友的诗中,曾反复出现过“残杯冷炙有德色”、“残杯冷炙是怜才”的诗句,因为洪昇生前由于生活极度贫困,又同当朝好多权贵交往密切,所以经常有“打秋风”的行为,自己经常为遭到冷遇而难堪,朋友也为此经常劝阻他。就在康熙二十九年洪昇出狱后,他最要好的朋友吴雯,就委婉地劝他,与其如此讨“残杯冷炙”,不如回到江南故乡闭门著书。根据苏轼诗之典故,“黄叶村”是江南乡下的代称,用到洪昇身上是多么贴切。
据红学专家分析,敦诚这首诗的真实性很不可靠,是挖改而成的,在诗的正文上面,题目是挖改后拼凑上来的,很难说诗句是否敦诚所吟。如果是前人咏洪昇的诗,被后人挖改成咏曹雪芹的诗,似乎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另外,张宜泉那首咏“芹溪”的诗,也非常像是咏洪昇的诗。不仅内容像,题目也很奇怪,洪昇本来就有“芹溪”别号,而张宜泉诗题目旁边关于曹雪芹名、字、号的注解,是后人用贴条贴在“芹溪”二字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