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终于等来了“工作的安排”，朱家骅通知姜豪：“奉总裁谕”，让他于×月×日下午二时至海关巷一号谈话。
原来，朱家骅把姜豪转给了戴笠，也就是说，姜豪从中统这条线上转到了军统——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兼任中统局局长，此刻，姜豪以及他所代表的“姜豪”路线，已经不属于上海党务工作的范畴，而被划入“谋略战”了。
我们一直认为，中统和军统是死对头，双方见面就打，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起码在朱家骅兼领中统期间，他与军统之间还是有合作的。况且，以朱家骅地位之崇高，戴笠也是要给面子的。
按：此后的1941年，朱家骅启用一个台籍人翁俊明筹备成立台湾党部，戴笠对翁的身份产生怀疑，朱家骅给戴写信予以力保，信中居然称戴笠为“雨农吾兄”，自称“弟”。须知朱家骅虽然比戴笠大不了几岁，其身份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计，1926年，朱家骅到广东筹备成立“国立中山大学”的时候，戴笠连黄埔军校还没考上呢，在民国的官场上，完全是两代人。朱家骅此举，已经给足了戴笠面子。当然戴笠也非常见机，自己虽然大权在握，起码的礼貌还是懂的，见信遂“欣然”放行。
姜豪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海关巷一号是什么场所，也不知道何人同我谈话，但既然是‘奉总裁谕’，想必来头不小，而且必定与对日‘和谈’的汇报有关，于是到了那天，我比规定时间还提前一些到了那里。”
姜豪说：“海关巷一号没有站岗，进去后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是戴笠找我谈话。突然听到要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打交道，心情不免有点紧张。”
姜豪来到一个“布置十分普通的会客室” 里，坐了一会，走出来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戴笠，委员长叫我与你一谈。”
对戴笠，姜豪形容为：“他个子稍高，体形清瘦，长方马脸，谈话时表面客气，可能也是‘奉总裁谕’的原因，但目带凶光，令人生畏。”
姜豪回忆说：“这次会谈很简单，戴告知情况已了解，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报告，蒋介石都转发给他了，以后的事情归他处理。他说，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可以让我到香港去再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叫我再等些日子，并给了我一点钱作为生活费用。他还嘱我继续同朱泰耀保持秘密联系。”
按：在此期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国内，8月28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伪府”已是箭在弦上；日本方面，同一天，平沼内阁垮台，阿部信行继任日本首相；欧洲，9月1日，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二次大战的硝烟已经升起。戴笠所说的“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就是指这些，因此让姜豪再等一等。
这一下又等到11月间，姜豪说：“戴笠来信约我到曾家岩去谈话，那里有所单独的房子，是他的住处兼作办公处的，人称戴公馆，那所房子不大，也没有其他人办公。”
按：“曾家岩”即曾家岩51号，戴笠的公馆之一，也是他常住的所在。紧邻的50号即著名的“周公馆”。
军统局迁到重庆之后，先是驻在通远门外中二路罗家湾29号、重庆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的原址，接着又占用了隔壁的罗家湾19号，这是一个花园房子，作为戴笠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甲”室。这样，罗家湾就成了军统局的局本部，连同附近的其他建筑，统称“罗家湾大院”。
接着，军统又占用了警士教练所对面、枣子岚垭的“漱庐”，当做一个高级招待所使用，戴笠接待一些重要的客人，一般都在此地。
此后，军统将交通科和督察室迁到海关巷一号，就是戴笠第一次会见姜豪的那个地方；把设计委员会和训练处迁到赣江街82号万寿宫，祝宗粱他们的“抗团”迁到重庆以后的办公地点也在这里。特务总队则在望龙门湖南会馆。
另外，在大巷子设招待所，即祝宗粱回忆中提到的“马鞍山招待所”，军统局电讯处也在马鞍山。
到1940年，因重庆频繁遭到轰炸，罗家湾目标太大，遂在重庆郊外约20里的缫丝厂建立“乡下办事处”，此后，这块地方交给了中美合作所。
戴笠对姜豪说：“可以到香港去了，以私人名义同日本人接触，听听他们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
姜豪说：“他叫我预先约定我到香港时住什么旅馆，用什么化名。他讲几天内就要动身，叫我等在寓所不要出去，随时会有人送飞机票来，马上上飞机，到了香港会有人来联系，以后活动情况的报告也交给他，我在香港的旅费也由他送来。谈话后他请我吃午饭，同座的有位原任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朱世明。朱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他的任务是做日本情报工作的，当时他没有同我谈什么。”
按：此时，朱世明刚刚接任了金斌的邮检处，此后不久，邮检处即为军统掌握。
辞别戴笠，姜豪又找到朱家骅，他说：“我本来是党务系统的，这种大事当然不能不向朱家骅当面汇报。朱家骅交给我一本密码，要我去港后保持与他的单线联系。”
与戴笠谈话后的第三天，姜豪到达香港，“就近住在弥登道的新新旅馆，用姜季超名字进行登记。”
第二天一早，军统局香港站站长刘方雄如约来访，还给姜带来一笔活动经费。姜豪说：“以后他每天都来联系，我的一切活动情况．都由他向戴笠汇报，并把戴笠的指示转告给我。”
话分两头，就在姜豪赴重庆的这三个多月当中，日本人内部自己打起来了。
起因是影佐祯昭认为自己的“汪精卫工作”已经到了“九转丹成”的时候，马上就要结果儿了，这个时候小野寺信跑出来搞什么“姜豪路线”，不仅多余，且有“捣乱”之嫌，于是到高层告了他一状，小野寺无奈，只好关闭自己的“机关”，回到日本。今井武夫说：
“被召回到重庆的姜豪与吴开先策划，同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CC团首脑再三协议，说是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七月底再从重庆到香港露面，于九月间表示希望与日本方面会谈。这时正值汪兆铭从河内北上来到上海，坚定了他的建立国民政府的决心，日本政府也决定予以援助。因此，影佐少将为了在上海援助汪而设立了梅机关，工作也逐渐活跃起来。这与企图同重庆政府直接和平谈判的小野寺机关必然发生尖锐对立，由于小野寺被梅机关排斥，调出到其他地方，因此工作也不得已暂时停止。”
但同时，今井武夫却又觉得“姜豪路线”不失为实现“和平”的一条路子，于是力促吉田东佑继续与姜豪保持联系。他回忆说：“到了十月，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我也赴该地就任。因此我于十一月派遣以往在小野寺手下担当与姜联络、新近任命为总司令部特派员的吉田东祐到澳门与姜会谈，收到了重庆国民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件的报告。姜也为了报告与吉田会谈的内容，回到重庆，十二月再到香港。”
对此，姜豪说：“小野寺信回日本后，吉田东佑仍留在上海，他得到日本军部一部份人的支持，继续小野寺的活动，因之他叫朱泰耀从上海和我通信，催问音讯。后来我才知道，吉田的主要支持者就是今井武夫。”
根据戴笠的指令，姜豪往上海家中发出了电报，一周之后，朱泰耀，杨鹏搏二人来到了香港，但吉田东佑没有同来，姜豪说：“据说因为日本军部中有人反对他再同我见面，认为他已经受了我的骗，蒋介石是不肯谈和的。同时日本军部中也有人支持吉田的，如日本派遣军参谋处的今井武夫等，所以吉田有信心可以说服反对他的人，就是要稍费时日。他叫朱、杨二人先来香港，并介绍日本驻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同我先行会谈。”
事实上，铃木卓尔的后台就是今井武夫，今井在回忆中曾说：“不得已，我首先考虑，作为上策，我亲自与姜直接面谈，试探他的路线是否有价值，要求姜北上来上海，但姜很不肯轻易答应下来。”
于是今井派铃木卓尔作为自己的代表与姜豪会谈，今井回忆说：“为最后的办法，我委托在香港的铃木中佐与姜接触。铃木于十二月十日和第二年一月三日两次与姜会谈。在这期间，姜自称多次接受了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向，但铃木要求同携有与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系的身分证明书的人会见。”
关于与铃木的“会谈”，姜豪回忆说：“铃木为人粗鲁傲慢，第一次同我在香港饭店见面时，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准备好‘日华和平’条件，叫我马上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们谈判。”
对此，姜豪说：“日本有无和平诚意，中国并不了解，先要有个了解的过程。”
铃木听了，说：“日本确有和平诚意。”
姜豪仍推说：“时机尚未成熟，谈判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
姜豪说：“过了二天，铃木又约我见面，这次他的态度谦和了，一见面就给我戴高帽子，说我是政治家，要向我请教，可是一谈到具体问题，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我还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判，所以依然无结果而散。其时吉田来电，说是就要到香港来了，因之同铃木没有再见面。”
事实上，朱家骅和戴笠让姜豪与日本人接触，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延缓汪精卫的“伪府”成立，因此姜豪无法接受日方任何实质上的要求，双方当然谈不拢。
这样，吉田东佑只好亲自出马。姜豪说：“又过了些日子，时间已在1940年的l月间，吉田东佑到香港来了，但没有上岸，因为上了岸行动就不自由了，他在船上和杨鹏搏通了电话，说是他转船到澳门去，叫我到澳门去同他见面，这样我同朱杨二人就一同到澳门去。”
按：姜豪的时间记忆有误，应为1939年11月。
姜豪回忆说：“朱杨二人同我都住在中央酒店，这是一家大赌场，我们各人分居一室，吉田另住他处。事后据杨鹏搏讲，吉田怕人加害，化了大笔钱请澳门的警方予以保护。此人又好玩乐．招来大批舞女陪舞，生活非常奢侈。在澳门我们见面地点，就在中央酒店朱泰耀所住的房间里。”
据姜豪说，吉田与他谈话的大意是：“他在上海大费唇舌，终于说服了反对他再同我见面的人，他们许可他再试一次，假使这一次谈得没有结果，以后就不准他再同我见面，所以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务必要有个结果。他首先提出来的，还是要我介绍中国政府的负责代表同他见面。”
对此，姜豪依旧是“一推六二五”：“我说事情尚未成熟，中国政府不可能派出代表来谈。他说假使我能拿出证明文件，说明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的话，那么他可以拿出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来同我谈判。我说我不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我也不想看日本政府的‘和平条件’，我到香港来是个人行动，假使他同意我们个人之间交换意见，那么可以谈谈。”
这时，姜豪话里话外地透露，他在重庆期间，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吉田一听大感兴趣，马上问他有何凭证。于是，姜豪拿出朱家骅那封“奉总裁谕×月××日至海关巷一号谈话”的信给吉田看，当然日期和地点都已提前抹去。又取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上款写“季超同志”（姜豪字季超），下款写着“蒋中正”三字，还盖有蒋的私章。
按：姜豪是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的学员，这是受训后中央训练团发给每一个学员的。
看到这些“信物”，吉田很高兴，于是同意与姜豪“个人间交换意见”。
姜豪回忆说：“吉田首先提出．日本认为蒋介石是日华和平的障碍。所以要实现日华和平，就得蒋介石先下野。”
姜豪没想到，所谓日方的“和平条件”，居然是以蒋介石下台为前提，于是他说：“蒋介石是中国的统帅，和战问题取决于他。日本既要同他谈和，又要他下野，岂不矛盾?”
于是吉田换了个话题，说：“中日和平后，二国要经济合作，开发中国资源，日资要占百分之五十一，华资占百分之四十九。”
姜豪听了说：“我个人看法，中国为了保护主权，华资当然要占多数；日资占多数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姜豪又说：“中日战争是由日本武装侵略引起的，如要中日和平，日本当然要从中国撤兵。日本对此作何打算?”
吉田说：“日本可以撤兵，从华南撤到华中，再从华中撤到华北，从华北撤到东北。”
姜豪听了即追问：“撤到东北以后怎样?”
吉田说：“满洲问题不谈。”
姜豪反驳说：“中日战争的根源，在于日本侵占东北，要彻底解决中日问题，那么日军非撤出东北不可。”
对此，吉田“默不作声”。
事实上，由于日方“和平条件”的前提就十分荒谬，这样，在此后姜豪与吉田之间的一切谈话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彼此不服输、斗嘴而已。
姜豪回忆说：“我从重庆出发时，戴笠关照我把我的活动情况随时告诉他的香港联系人，所以我同刘方雄随时联系，由刘转报戴笠。同时我离开重庆向朱家骅辞行时，他又交给我一本密电码，叫我有情况也要向他汇报，因之我同吉田东佑在澳门会谈后，把谈话情况作了一份书面报告，我自己翻好密码电文，托请吴铁城在港电台发出。”
姜豪的这份电报是1939年11月14日发出的，其中谈到：
“坂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 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若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彼继谓此情亦所深悉，但为面子觉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若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
“职告以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彼乃允设法阻止，最后约定，待双方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
按：姜豪电报中提到的“高山”，应系吉田东佑的化名。
很快，朱家骅的复电就到了，说：“奉总裁谕速返。”
姜豪回忆说：“我以为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托请刘方雄替我买飞回重庆的飞机票，刘很诧异，因为他没有接到过戴笠要我飞回重庆的命令。我只好把朱家骅的电报拿给他看，看见是‘奉总裁谕’，他只好照办，但脸上有不悦之色。”
事实上，姜豪接到电报之后，并未马上离开香港，二是在港继续逗留，其间多次找理由搪塞朱家骅，一会儿说未得到戴笠的指令，一会儿又说为了朱、杨两位“中间人”的安全，不能马上离开，等等。
事实上，姜豪也是一位心比天高的年轻人，他之所以置朱家骅的多次指令于不顾、执意逗留香港，是冀望于在他的手中实现中日间的“和平”，这个想法，与初期的高宗武类似，都是想通过一己之力，收“和平”的全功。
然而，姜豪没有想到，在日方与他的所谓“会谈”中，第一个要件就是蒋介石“下野”，蒋看了，心中焉得不怒，怎能容他继续与日方探讨“和平”。
而这一层，朱家骅又不好在电文里对姜豪明说，只是一封接一封电报地催他“速返渝”。
姜豪说：“1940年1月底，我从香港回到重庆，马上去国府路中央党部去见朱家骅，他只说‘香港不要再去了’，并不解释原因。”
至此，“姜豪路线”结束。
姜豪回忆说：“我再去曾家岩找戴笠，传达人员回说不在，这以后他再也没同我见过面。这时我才自省闯祸，得罪了军统局。”
在这里，姜豪想多了，以为是因自己未得到军统的指令而“擅自”返回重庆，惹恼了戴笠，因而冷落他。姜豪说：
“我害怕了，早就听说朱家骅与戴笠明争暗斗。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分工，军统是管对日作战情报的，中统是抓党派情报的，所以蒋介石把我的报告批转给了戴笠。但实际上，军统也在伸手抓‘党派’，在对付共产党方面，凶狠狡猾的劲头丝毫不逊于中统。同样，中统也在插手对日情报的搜集，何况我本来就是党部系统的，朱家骅岂肯让这么一条情报关系白白让军统占了便宜。我之被匆匆召回，肯定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详细的情况，我迄今也不明白，但当时却知道害怕。”
冷落不要紧，姜豪本来也没想跟戴笠攀交情，他担心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戴笠”会因此而“收拾”他。姜豪说：“戴笠的阴毒，在国民党内是出名的，假使他先向蒋介石告一状，捏造我在港澳与日本人有勾结，或随意栽点别的什么罪名，然后悄悄把我锄掉，实在太容易了。而且我亦晓得，当时全国人民正对汪精卫的出逃与所谓‘和平运动’怒火万丈，同声讨罪，蒋介石尤惧他与日本秘密和谈的内情泄露，哪怕军统局只要送上一条‘姜豪已经暴露’的假情报，即使是为了遮盖，蒋也不会不接受他们要对我‘制裁’的建议的。”
想到这里，姜豪胆战心惊，他说：“以前就听说军统局的大门进去容易，出来困难，现在算是有体会了。朱家骅是个以学者从政的人物，可能有些政客手腕．但要论权术，不能与戴笠相比，显然不能靠他庇护我。本来我还有帮会关系可以运用，但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在帮会中最重要的靠山——汪禹丞先生病故了。”
正在姜豪“惶惶然”的时候，一位“密友”指点他说：“戴老板听委员长的，委员长听夫人的。你要躲过这一场劫难，就看你有无本事和夫人拉上关系?”
前面说过，姜豪的父亲曾经给宋家的子女当过“西席”，因此，要托“夫人”的关系，这事还真靠谱。姜豪说：“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宋美龄，先交代清楚我父亲曾在她上海娘家为子安、子良兄弟补习国文的情形，然后备述本人现在处境困难，希望予以照拂。”
姜豪是新生活运动上海分会书记，跟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大内总管”、黄仁霖很熟，因此他托黄转交，黄很够意思，说：“放心吧．我马上给你送上去。”
不久，朱家骅安排姜豪到中统当了一名“专员”，姜不愿意当特工，曾托吴开先找朱家骅，表示还是想干党务，接着，姜豪被派到军委会西南运输处工作。他回忆说：“此后我在重庆从事于西南公路上的军事运输业务，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上海，并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就在小野寺信在上海开始接触姜豪的几乎同时，另一个日本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萱野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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