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虽然是山西人，却没有吃过“头脑”，他回忆说：“头一两次吃‘头脑’，真是难以下咽，因为酸甜苦辣一样味道都没有，却有股酒糟味。可是两次吃过以后，好像吃上瘾似的，每天早上，两条腿会不自主地跑到清和园。”
由于“头脑”给乔留下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爱吃这个东西。此后某次，戴笠到西北视察，乔家才特意请老板品尝这种“美食”，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戴笠是浙江人，连羊肉味都闻不得，这种东西，岂能入口！结果搞得十分尴尬。
这天，李希绍又很热情地请乔家才听家乡戏山西梆子，乔说：“我怕遇到熟人，弄出麻烦来。他说不要紧，化装一下就行了，给我找来一顶土耳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向前一按，又给我戴了一付平光眼镜，然后端详了好半天，给我一面镜子让自己照照看。果然我的面貌好像有些走样，这样也许可以混过去，只好跟他去欣赏一次家乡的戏剧。”
那天的戏是吉凤贞的“乾坤带”和丁果仙的“八件农”，名家名戏，尤其是丁果仙，乔家才说：
“丁果仙以坤伶唱须生，有点像平剧的孟小冬，因为她的唱工，做工，道白都到了升华的程度，所以她在山西梆子里的地位，简直像京剧里的余叔岩。丁果仙在北平演唱时，每天满座，马连良都要去听她的戏，并且同她交换过剧本，马连良以‘四进士’交换丁果仙的‘下河东’。”
正在优哉游哉之际，重庆的命令到了，严令乔家才必须返回北平，对此，薄有錂、李希绍认为不妥，并“极力阻止”乔前往：“他们认为北平的同志既然全部认识我，那里的组织已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敌人又在平绥路捉拿我，必定会利用被捕的同志到处认人，那么我去北平，不但难以存身，难以活动，简直是自投罗网，去作无谓的牺牲。”
换句话说，对于北平被捕战友的“忠贞”程度，薄、李均不敢做过高的估计。
对薄、李的意见，乔家才深以为然：“他们的意见很对，需要再加考虑，于是我给五弟去了一封信，要他来太原见面，打算请他带我回家，先看看母亲。”
交城离太原很近，等“五弟”来到太原，乔跟他已经骑着自行车快出了城了，乔又改了主意。他回忆说：“我停下来，告诉五弟，我暂时不能同家去，请他先回去，让六弟来太原，到北平去，看看家里的情形再说。”
薄有錂、李希绍见乔又折回来，都很奇怪，乔解释说：
“今天早上，我作了最后的决定，必须遵照命令，到北平去。我是一个军人，军人只有服从，生死是另外一回事。重庆既然一再要我去北平，当然有他们的理由和看法，如果我不去，不管我的理由如何充足，也是违抗命令，违抗命令不但罪不可赦，也是表示懦弱怕死。一个军人宁可服从命令而死，也不能负罪偷生。”
接着，乔就着手准备回北平。
目前，北平只剩下电台台长查绥之一个人了，于是，乔家才通过重庆局本部与查约定，于1939年12月22日晚上6点在北海五龙亭接头。
乔回忆说：“出境必须有旅行证，由白莲丞兄给我弄一张可以使用半年的长期证。到北平以后，决不能回寓所去，需要找一个妥善的地方居住，莲丞兄的太太梁秀娟女士是北平人，由他来掩护，比较可靠。当时莲丞兄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借我们的电台同重庆联络，他的电报就是由梁女士来翻译，我对白太太的爱国热忱，非常钦佩。”
按：白莲丞是军统当中最具商人眼光的一位。抗战后，白到天津经营保密局“三有公司”在天津的产业，帮助他的连襟、天津经济汉奸沙子勃发了大财。由于这一重背景，有人说，《潜伏》中穆连成的原型，就是白莲丞和沙子勃俩人。
乔家才回忆说：“我们决定由白太太陪同我去北平，前门车站太危险，我们商妥由丰台下车，再潜往北平。十七日晚上六弟来太原，乘十八日的正太早车赴北平，看看北平寓所的情形怎样。我怕寓所已经出了毛病，告诉六弟，不要一直闯到寓所。西安门里有一家杂货店，可以先到那里询问一下，那家杂货店的老板是我们院邻的亲戚，我们是它的老主顾，不论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一定很清楚。”
乔家才说：“我预定二十日偕白太太离开太原，二十一日可以到达北平。一切都准备好了，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十九日吃过晚餐，大家作最后一次谈话。我感觉到这次去北平，凶多吉少，为了太原的工作安全，在我离开以后，所有的机关务必迁移地址，以防万一。”
正聊着，重庆发来一份指定由乔“亲译”的电报。
乔回忆说：“我赶紧去翻译。当我刚译出‘兄平寓’三个宇，我放下铅笔，说道：‘糟了，北平的组织被破坏以后，已经牵连到我的家里了。’”
薄有錂、李希绍见只译出三个宇，乔就大惊失色，都说乔“神经过敏”。
乔家才说：“其实道理非常简单，除了我的寓所出了毛病，重庆来电报，就不会提到我的寓所。”
等到全部电报译出来，只有十五个宇：“兄平寓有日人坐守，希勿赴平，速返渝。”
乔家才的预感很准，他在北平的家已经被日本人抄了，他的太太郭同梅已经被拘捕。
北平是不用再去了，一家老小的安危，乔家才也鞭长莫及。经过一番思量，乔打定主义，先回交城看看，然后直接回重庆，“于是再写信给五弟，请他来太原，接我回家，再从家里上山。二十二日早晨，我同五弟分乘两辆脚踏车出城。”
正在这时，在一个早点摊上，乔家才居然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人——他派往北平探听虚实的六弟！
乔家才说：“从他苍白的脸上，一看就知道曾经受了极大的惊惶。他骤然看见我出现在面前，像是做梦似的，不知是真是假，说不来是惊奇，还是喜欢，半晌说不出话来。我们兄弟三个人共踏两辆脚踏车，向家里驶行。”
路上，六弟断断续续地向乔简述了他到北平的前后：
“我到北平以后，坐黄包车去西安门里，去看三嫂，刚走到胡同口外，就遇见秀夫，他说家里有日本人，不能回去，把我领到杂货店里。我装作杂货店的伙计，运货物到家里，才同三嫂见了一面。她躺在床上，．没有同我说话，一看见我就害怕，挥手示意，教我赶快走。我担心你到了北平，一定会被日本人捉去，所以在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赶紧搭火车折回来。昨天晚上回到太原，想阻止你到北平，又不知你住在那里，左想右想，想不出法子，干着急。这两天一直在心跳，夜里也睡不着，刚才看到你，一颗心才落到肚子里。”
乔家才回忆说：“我真难为了六弟，他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万没有想到，北平寓所会受到牵连，所以没有约定等他回来，我再动身，使他为我受了这么大的惊惶。”
当天，乔家才终于回到交城家里，“为避开村里的人同家里的小孩子瞧见我同家，先让六弟回去，在家里准备一下，我同五弟一直挨到天黑，才慢慢地走进村庄，踏进家门。已经足足五个年头不曾回过故乡了，可是在这黑暗无光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故乡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一点也看不清楚。”
乔回忆说：“母亲看见我回来，真是悲喜交加，她老人家很高兴看见我，又为我担心不下。她老人家已经不如从前健康，看起来老了许多。我看见母亲的头发已经变成花白，两位哥哥也老了许多，抗战前途，困难重重，结束无期，什么睁候再叙天伦之乐，实在太渺茫了，一种不能忍耐的悲伤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话就冲口而出。”
“妈！这一次母子兄弟团聚，真不容易，以后的事情怎样，可就很难说了。”
乔回忆说：“还没有等我说完，母亲已经泣不成声，老泪横流了，我们兄弟五人也都在落泪饮泣。多少年来，我不从事家人生产，东奔西跑，整天生活在惊涛骇浪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母亲心里何尝不明白。这次回家，又是这样偷偷摸摸，生怕投敌人知道，惹出祸来，这些情形越发使他老人家为我担心了。”
乔家才这趟回家，其实很“悬”，因为他们村里就有日伪军队驻扎。乔说：“我怕家里的小孩们看见我，泄露出我回家的消息，给家里招来意外的灾害，所以同他们完全隔离。母亲住在正房的东里问，我就住在西里间，这是六弟分到的房间。我们兄弟早在五年以前分了家，这次回来，两位弟弟为我跑来跑去，心中非常感激他们。”
有感于此，乔还以《夜归》为题，写了一首五言古诗：
“山河半沦陷，烽火遍天涯。国难日益急，同胞苦锁枷。虎口余生日，深夜暗归家。老母见儿至，悲喜两交加。骨肉久分散，相聚若昙花。明日再离别，告儿珍重些；兄弟各洒泪，后会堪吁嗟！”
半个月之后，乔家才的太太郭同梅从北平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
乔家才回忆说：“（她）手持一把小瓷壶，不停地喝着壶里面的冷开水，刚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再坐下，起起坐坐，口中念念有辞。她看见我回到家里，那种神情，表示完全不相信，好像看到鬼一样，摇摇头，再把脸扭过去。妻的脖子前面，新增加了一条两寸长的伤疤，那将成为永久的纪念，不会褪掉。”
“老岳母虽然饱受惊骇，经过两个月的折磨和辛苦，并且还挨过敌人一顿打，可是精神很不差，他看见我真的仍旧活在人间，喜出望外。自从妻被捕、自刎、住院，孩子们完全靠他老人家照顾，度过漫长的岁月。”
事后几天，乔陆续了解到了当时的情况：
“世光他们被捕后两三天，敌人就到我的寓所捉拿我，他们扑了一个空，并不甘心，于是在妻的身上打主意。在他们想来，我藏在哪里，妻一定知道，于是把她捉到沙滩宪兵队，拷问我的行踪，拷问北平的组织情形，结果一问三不知，敌人光火了，揍她一顿再问，还是不知道。过了一天，又问她，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更生气，灌了她一桶冷水。”
乔家才说：“说实在话，的确妻什么也不知道，她很清楚，对于我们的工作，知道的越少越好，顶好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在平时她绝不闻问有关工作的任何情形。”
“她在敌人宪兵队，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一点也不饿，就是觉得口渴难挨，可是每天供给喝的水，有一定的时间，水少人多，一抢而光，她又没有盛水的东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脱下脚上的鞋子，才抢到一点水喝。”
“敌人在妻的身上压榨不出什么东西来，仍旧把她送回寓所。并且告诉她，我已经被捉住了。家里住了三个汉奸，有时日本宪兵还要去看看，只要有人走进院子，就被扣留起来，他们的目的是守候我回去。妻虽然没有读过书，可是她很刚强，很懂事理，对于成仁就义的道理，颇有领悟。她知道不能从她口中说出一句有关系的话，即使说出来，敌人也不会放松她，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麻烦。”
乔家才说：“她又相信了敌人说的话，以为我真披捉住，捉住只有一条死路。她觉得丈夫已经死定了，她又何必再受敌人的折磨呢?假如再来非刑拷打，她也受不了，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于是她将一只金手镯截成三段，吞到肚子里，没有想到，过了一天金子同大便一同拉下来，没有死成功。”
“又隔了两天，地又偷偷地用切菜刀抹脖子，食道被她割断。老岳母发现她自刎，立刻呼救，监视她的那几个汉奸，才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因为伤势太重，拒不收容。最后送到协和医院，才将食道接起来，缝好伤口。”
乔家才有四个孩子，除长子秀夫外，后面三个都是女儿，长女生于太原故名秀原；次女即前面说过的、1937年生于沦陷的北平，由乔家才亲自接生，名秀平；三女儿此时还未出生。
乔家出事时，乔秀原6岁，许多年之后，她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第二次抄家，我记得，日本宪兵审问母亲时，我站在母亲的身后。日本宪兵为了抓父亲，留守在家，对母亲进行了严刑拷打、审问、监禁。母亲从未供出一个人，最终逼得母亲自杀。记得那天夜里，我们挤在一个床上，半夜姥姥呼喊救命，我们惊醒，睁眼所见，满床鲜血，母亲倒在血泊中，最后幸而被救活。”
乔家才回忆说：“她住在协和医院，还是想死，企图从楼窗跳下去，被人家拦住，没有跳成功。医院里怕她再跳楼，把她的两脚两手绑在病床上，不让动弹。等到伤口长好，赶出医院的时候，才把她放开。”
“住协和医院的一切费用，敌人和汉奸们不负责，必须自己照付，同时还得供奉住在家里的三个汉奸吃喝，岳老太太又不是财神，变不出钱来，只好把家里的衣服首饰家俱，能当押的当押，能变卖的变卖，不到两个月的光景，已经家徒四壁，无法生活下去。”
“敌人守株待兔，既无结果，现在又不能让老弱妇孺五口人活活饿死，只好让她们离开北平，同老家去生活。敌人在妻的衣襟上缝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布条，又有杂货铺的老东家平遥粱先生照顾，听以一路上很顺利。到了太原，梁先生知道她们回家没有什么问题了，才放心回他自己的家里去。”
乔家才痛心地说：“多少年来，妻跟着我饱受惊骇，过着不宁静的生活，现在又折磨成这个样子。虽然，她为抗战流出她的鲜血，留下光荣的伤疤，可是这一次的惊险和苦痛，实在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够承担了的。她的灾难来临，完全因为她是我的妻的原故，我真够得上一个最不好的丈夫了。”
乔家才说：“妻似有好些话想同我说，可是家里人太多了，母亲又没有给我们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晚上母亲、岳母同妻睡在东里间，我同六弟睡在西里问。在旧式家庭里面长大的男女，是拘谨的，不能放肆的，旧家庭里面夫妻说话的机会只有在夜间，可是我们被隔离了。我深信妻的精神失常，是因为精神负担太重，暂时的现象。她吞金、自刎、跳楼，再三企图自杀，可知她的理智还没有丧失。假如时间允许，经过相当的安慰和休息，很快可以全愈的。”
但是，乔家才没有这个时间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遵照戴笠的指示“速返渝”。他说：“但是我不能留在家里，又将抛下她，踏上征途，我自己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出来。”
1940年2月，乔家才辗转来到西安，见到了西北区区长李人士。
李人士，字海怀，湖南醴陵人，1906年生，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中，李人士与平江李崇诗、汨罗李肖白并称“湖南三李”,其中,李人士进入“团体”是最早的，1932年特务处一成立即加入，最初在本部搞情报，后任湖南站站长。沈醉在回忆中曾提及：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此后，李人士接替张毅夫当了西北区区长。
见到历经千辛万苦归来的乔家才，李人士夫妇摆酒为他“洗尘”
乔家才回忆说：“（李人士）看见我身穿黑布棉袍，头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等到听完我叙述华北同志可歌可泣的壮烈事实，却又淌下眼泪来。”
1940年3月，乔家才终于回到重庆，结束了这趟令人痛心的华北“视察”，他回忆说：
“自从离开兰州，到返回重庆，差不多飞行了两千航空公里，航行了一千六百海里，火车三千公里，汽车两千多公里，徒步或骑毛驴一干多华里。所用的交通工具，从最原始的两条腿，到代步的四条腿，从脚踏车到汽车、火车、邮船、飞机。在中国的广大领士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绕了几个小圈子，视察过敌后四省两特别市九个单位，接触过将近两百位敌后工作同志，但是，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我视察过的地区，并没有防止住恶运降临，组织一再被敌人破坏，同志一再被敌人杀害。”
然而，华北同志的“恶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北平出事，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平区的“候任”区长刘艺舟。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北平的时候，世光还没有把北平区的工作移交给艺舟兄，所以他同北平的一般同志没有接上头。四天以后，北平的整个工作便被破坏了。据艺舟兄说，他不知道已经出了事，到一处接头的地方找世光，刚好自投罗网，掉进陷井，被捉到日本宪兵队。他是一个有急智的人，知道事情不妙，说他是做生意的，找错门牌，又没有人指证，挨了一顿揍，关了三天，糊里胡涂释放了。
乔家才说：“以后四个多月，我督察完张家口、大同、绥远、太原的工作。骑驴和跑路，经过晋西、陕北，到达西安，再回重庆。艺舟兄则由海路经天津、上海，到了香港，由香港飞回重庆。结果，我还比他早回重庆几天。”
同时脱险的，还有北平电台台长查绥之，查是一位电讯专家，“归队”以后，在军统局本部任电讯监察科科长。
受到北平站牵连的。还有当时正在北平的张季春和张桐岗。
许多年以后，张季春回忆当年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情形时说：“在北平的整个组织．依然在相互隔离状态下继续活动。不久书记周世光同志不幸被捕，情况愈益紧迫。所有的同志都切断了原有的联络关系，而重加调整部署，我也迁居到西郊海甸。用李化民的化名继续工作，不过环境则日益险恶。”
乔家才说：“季春、桐岗两兄知道北平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特别提高警觉，所以当北平的组织遭受暴风雨袭击时，他们没有被敌人捉去。”
张桐岗还特地到乔在北平的寓所去查看，想了解一下乔家的情况，乔家才说：“桐岗没有想到，我的家里已经遭受到牵连，敌人宪兵队挂了椿。”
幸好，张桐岗遇上了乔家才的大儿子乔秀夫，乔回忆说：“他踏着一辆脚踏车，打算到我寓所看看，有没有发生事故，刚从胡同的南口走进胡同，正同秀夫碰个正面。秀夫怕他闯进我的寓所，被日本人抓起来，低声说道：‘我家里有日本人。’桐岗才知道情形不妙，赶紧踏快脚踏车，打胡同的北头逸去。”
乔家才说：“重庆知道我的北平寓所有日人坐守，大概就是他报告的。”
张季春则紧急到天津去“救火”，他回忆说：“这年的十一月，新任区长刘艺舟同志到职未久，平津区的组织即被日寇侦破。血和泪再度的洗炼了我们的组织，刺激了我们的工作，我奉派到天津站任站长，重新创建工作。”
前文中曾说到，乔家才主动请缨，要求到天津去恢复组织，但迟迟未得到答复，原来早已派了张季春接任
张季春回忆说：“但当我刚刚把天津方面的社会关系联建了起来，把掩护身份安排妥当，正要去正式接收原来天津站一切关系点线时，戴先生又以紧急电令，叫我担任绥远站站长。
对此，乔家才解释说：“重庆鉴于平津先后失事，察绥工作再不调整，一定要再蹈平津的覆辙，正好得到他们到达绥远的清息，不让他们问下来，立刻命令季春负责绥远的工作，桐岗负责张家口方面的工作。可惜这两张王牌用的太迟了，敌人已经密切注意到我们在平绥线上的活动，并不能因为他们两位的努力，使察绥的工作逃过恶运。”
张季春回忆说：“我星夜赶往归绥，挽救那里的危局。因为那时刘建华同志（蒙籍名字是那木耳）。担任敌伪方面的绥远市警察局长，他对绥远站组织和工作活动，发生着重要的安全掩护作用，可是日寇却严令他捉拿我们前任绥远站站长陈绎如同志，如捉拿不到，刘同志即受押办。刘、陈二同志受了严重的威胁，奉令撤离转至后方。我在这种情形下。前往收拾残局。重振旗鼓。”
事实上，刘建华的暴露，正是肇因于陈绎如——
这里要说到一个大的背景，即1940年春天，日本军部调遣伪“蒙古军”各师开赴五原，德王回忆说：“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五原将有战争发生，又引起我借机出走的念头，子是又叫旺尔克札布把马汉三找来面谈。”
当时德王对马说：“听说傅作义正在五原布置军事，这边日本军部也正在调动兵力迫近五原，战争行将爆发。请你和傅作义联络，把五原作战暂缓一步，我趁此机会以慰问前方军队为名，亲赴前线，找个空隙溜走，你看怎样? ”
马听了，表示立即同傅联络。可是他刚走，五原战争就发生了，德王的“出走”计划，又成了泡影。
德王回忆说：“我通过军统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除了梁芝祥、旺尔克札布外，就是我最亲信人员赛吉尔胡、朝克巴达尔夫、超苦拔都尔也不详细知道，甚至对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也未告知，仅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带回我旗，交由我妻妥为保存。并计划出走时，才临时通知陈绍武、丁我愚、都嘎尔苏隆等跟着我走。就是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二人，也仅负传递电报文件及进行联络之责，所有来往密电都由我亲自翻译，绝不假手他人。我和马汉三见面谈话时，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丁我愚等都不在场，把马汉三领进我的官邸，他们就躲开了，我认为进行得极为秘密，万无一失，但是这个事情终于败露了。”
事情是这样的——
五原战争之后不久，某天，李守信来到张家口，慌慌张张地说：“坏咧!坏咧！日本军警在厚和搜查通敌事件已经三天了。我们的事，可能都暴露了，你还不知道吗?”
德王回忆说：“他这样一说，我也断定必然败露，但这个事情究竟怎样败露的，日本方面怎样发觉的，我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的。据我推断，可能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
德王说：“因为在五原战役中，日本军打了败仗，据说，策划这次战役的桑原特务机关长，在战场上自杀了。指挥这次战役的日本军部，为了泄愤和推卸责任，就在厚和、包头一带大事搜查寻找‘通敌’线索，偷听‘通敌电台’。”
三查两查，还真被日本人发现一条线索，德王说：
“当时驻在厚和的日本宪兵队长去找厚和市的警察局长刘建华，质问他说：‘你曾推荐一个人(忘其名)在土默特旗工作，现在发现这个人是军统分子，有通敌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既然是你推荐的，你可能知道逃往何处，希你提供线索，以便进行逮捕归案法办。’”
德王口中这个“忘其名”的人，正是原绥远站站长陈绎如。乔家才说：
“绥远的工作既然由季春兄负责，陈绎如同志就应该立刻离开归化城，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敌人宣抚班做事，两个人正打得火热，难解难分。那个女孩子因事到张家口，预定二十天以后，返同归化城，到时候，绎如到车站去接她。没有想到，只去了十天，事情办完，就回来了。她想立刻找到他的情人，但她一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只知道他同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于是到日本特务机关去打听他。”
这一下等于是不打自招：乔家才说：“特务机关长正在注意他（指陈绎如），现在知道他仍在归化城，于是展开积极的调查。最后查出他在伪厚和市政府有个名义，而且是警察局长那木尔做的保人。特务机关把建华找去，问他要人。陈绎如知道情况不好，不敢再呆下去，性命交关，也顾不得什么爱人，赶紧逃往后套。”
陈绎如的命是逃掉了，却暴露了整个绥远站的机关，还连累了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刘建华，因此一回重庆，陈即为戴笠羁押。后因文强被派到北方工作，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当助手，遂将陈绎如保出来，给自己做“秘书”。
现在要看刘建华的了。德王说：“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嘱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身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
乔家才说：“建华在特务机关应付得不错，他很有把握地答应把陈绎如抓回来，才没有被扣留。他回到警察局，虚张声势，在张罗捉拿人，实际上赶紧准备逃走。吴钧玉同志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知道建华要逃走，坚持亲自送他到黄河边去。”
吴钧玉此举——铸成大错！
乔家才说：“他（指刘建华）潜逃时，带着警察局的一个职员，声言出差捉人，结果过了黄河，逃到国军防区，一去不复返。警察局的那个家伙返回归化城，立刻报案自首，结果吴钧玉同志被捕了，日本人搜查他的住宅，电台和文件都被搜去，绥远的工作就这样被破坏了。”
比绥远站被破坏更严重的后果，是德王和李守信暗通蒋方一事就此暴露无遗，乔家才说：“日本人从吴钧玉同志身上，知道伪蒙疆自治政府的首脑德王，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都和重庆有关系。”
德、李二人已处于这场绝大风波的边缘！
德王回忆说：“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
乔和德王的回忆，都没有明确指出吴钧玉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但李守信说得很清楚：
“德王庇护着马汉三(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电台，被归绥日本特务机关破获，经管这部电台的武钧玉是我的总司令部参谋处报情科长，被打得遍体鳞伤，把一切都招供了，除我而外把德王以及‘蒙师’和‘汉师’的不少师长、团长都牵连在内。”
关键时刻，李守信头脑很清楚，知道此时能保住别人就是保护自己，德王说：“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经过紧急商议，德王与李守信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主动找日本人把事情讲清楚，看你怎么办。
于是李守信去找日本人“自首”，他回来后对德王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
德王听了，即赴日本军部，找到参谋长田中信一，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
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
这时，德王考虑了一下，认为还是从“大的方面说” 较好，于是回避了“取道外蒙、苏联南下”等等比较“要命”的情节，只是简单地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
田中信一听了，发现一个重大漏洞，于是追问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
这是所谓“诛心之论”，极难回答，看来田中信一也是个厉害角色。果然，德王被问住了，瞠目不知所以。他后来回忆说：“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意思。”
于是德王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冒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
此前，在德王与马汉三之间牵线的梁芝祥已经“有限度”招供，而恰好德王的说法与梁的说法一致。德王说：
“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
田中信一听了，“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
德王此时的心情“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趁机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
田中信一说：“可以。”
此时，绥远站旧有人员，除站长陈绎如逃脱，副站长赵文蔚已调到后套工作外，该站埋伏在“蒙古军”的“内线”吴钧玉、阚毓华以及“通讯员”刘长荣、崔公睿等均已被捕。
此时，绥远站的新任站长张季春正干得起劲。他回忆说：“我的工作方式是：一面恢复原有组织、原有工作关系。在更为隐蔽的情形下，继续发展工作：一面创建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和原有组织采取绝对隔离，别辟蹊径，展开工作，作第二线的必要布置。此项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有快速的发展与演效。”
然而，“吴钧玉电台案”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张季春牵连进去，他回忆说：“当我正在戒慎恐惧，然而却是兴致勃勃的进行着这些充满希望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际，想不到竟有飞来横祸降临在我身上。”
1940年3月29日，张季春及绥远站电台台长张世杰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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