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接手沪一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裁”王天木。这件事，陈在回忆中并没有写，但事实上，陈接任仅仅三天，就发生了王天木被枪击的事件。
1939年8月下旬，王天木在上海当站长时的忠实部属、远在香港的刘戈青接到了王的一封亲笔信，信上是这么说的：
“兄于十五日被赵君暗杀未遂，系老板命令，此真太无天理是非，乃于次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兄天木。”
信中的“赵君”当指赵理君，“老板”自是戴笠无疑，“开始自由行动”则指投向汪伪，事实上，王天木早已投入“七十六号”，信中的说法，不过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而已。
看王天木的口气，当时他并没有怀疑陈恭澍，也许是他还不知道与自己曾亲如兄弟的陈恭澍已经“接长”沪一区，于是把这件事按到了与自己“仇深似海”的赵理君头上。
当然，不管这件事是陈恭澍、抑或是赵理君下的令，他们的背后都是同一个人——戴笠。
对此，乔家才不这么看，其根据，就是前述戴笠曾与他说过的那番话，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再次引述一下乔的回忆：
“不过以我个人经验判断，王天木所说。恐怕不可靠。廿八年六月卅日我在重庆珊瑚坝等候飞机，飞香港转往华北督察工作。飞机起飞前，戴将军来到飞机场，送我上飞机，边走边谈：‘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戴将军这样吩咐我，接着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据此，乔的结论是：“从仁至义尽四个字看，戴将军那里会下达制裁王天木的命令呢?”
乔家才还分析说：“据说林之江和陈明楚先同伪组织暗中勾搭上，他们想拉王天木一同下水。利用王天木的弱点和他同赵理君的矛盾，来挑拨离间，使王天木不得不跟着他们走。那么所说戴将军命令赵理君制裁王天木的电报，一定是陈明楚伪造的。”
对此，我们还是那句话，“批判”着看吧，想必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
再说刘戈青，见信即去找当时也在香港的“杨家姆妈”陈华。
陈回忆说：“时间是在同年（指1939年）八月，起因则是刘戈青接到他的顶头上司王天木的一封信。那天刘戈青来看我，绝门不提这封信的内容，只是简单明暸的说：‘上海方面，要我立刻去一趟。’”
陈华听了，虽然不知起因，但总归在这个时候回上海，对刘戈青是很危险的，于是陈华“斩钉截铁地说：
“人人都可以回上海，唯独你不能!因为你打死了陈箓，东洋人跟那帮汉奸，统统把你恨之入骨!”
跟着，陈华就去找香港站站长王新衡，想请他阻止刘戈青的冒险。
与王谈过之后，陈华才知道刘戈青是应王天木的“邀请”回上海的。于是他为刘分析说：“王天木写这封信，有两层用意，第一他自以为你是他的心腹肱股，得力帮手。因而他降敌，也要把你拉过去。第二，他既然已经投降过去了，当然就可以无所不为，毫无忌惮。所以他也有可能把你骗回上海，交给东洋人，给他自己邀功!”
刘戈青听了，“连连点头”，说：“杨家姆妈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自己也深思熟虑过，王天木的用心，绝对不出你所猜测的二者之一。”
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答应他回上海呢?”
于是，刘戈青向陈“透露了他疯狂大胆的计划”：“半年以前我杀了大汉奸陈箓，如今又冒出一个更大的汉奸汪精卫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一旦成立，对于国家民族、抗战前途的影响必定至深且巨。因此我抱定牺牲的决心，非除掉汪精卫这个卖国贼不可，而王天木的变节降敌，写信要我回上海，正是我的大好机会!”
陈听了，说：“你不必再跟我细说你的计划了，我已经了然于胸。你无非是想利用王天木，去跟李士群来个假投降，成为伪组织特工总部的一员，再藉此关系接近汪精卫，伺机下手!”
刘戈青“连声应是”，陈华则“大摇其头”说：“你这计划绝对行不通。”
陈华谈了三点：
“第一、如果王天木真的要把你骗到上海去邀功，那么你一到上海马上就会送命。第二、你曾经制裁过陈箓，轰动全国。即使日本特务、伪组织的特工基于爱才，能够不计前嫌的对你加以重用。他们对你的防范必定十分严密，使你绝无可能接近汉奸头子汪精卫。第三、戴老板现在正对你特别的赏识与器重，他会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让你去跟汪精卫一命换一命，对于他来说，损失未免太大。”
对“杨家姆妈”的忠告，刘戈青完全赞同，但他回上海，尚有另一个目的：“我回上海另外还有一层作用，因为我有可能说服王天木，叫他回过头来。不再卖身投靠当汉奸，落个千秋万世的骂名！”
对于戴笠的手下，陈华是再熟悉不过了，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我承认，这一项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甚至于要比刺杀汪精卫更胜几分。因为王天木的叛变，对于戴笠可以谓之为事态严重已极。不但上海方面的组织与工作几乎全盘瓦解，而且王天木带过去投敌的还有戴笠的一大批得力干部，包括了林之江、陈明楚、马河图、何行健、岳清江、丁宝龄等人。这些最优秀的情报工作者一道投靠敌伪组织，其所产生的破坏力量，简直无法估计。”
想到这里，陈华已经拿定了主意：“把王大木他们拉回来，确实是眼跟前顶要紧的一件事。但是与其你去，反倒不如我亲自去走一趟。”
于是陈一个电话叫来王新衡，经三人密商，“大家一致认定，到上海去说服王天木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我阵华不失为最理想人选。”这是因为，陈华去上海，有几方面的有利条件：
“一、我不是军统局的人，对于敌伪方面来说：目标比较小得多。
二、王天木了解我的为人与性格，以及我和戴笠的关系。由我嘴里说出来的话，在他听起来就容易信得过。
三、在十里洋场黄浦滩上，我也有我的靠山和力量。譬如说：李士群极斯斐尔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吴四宝。就是黄金荣的徒孙，对黄金荣唯命是从的季云卿的学生子。我和黄老板情同兄妹手足，吴四宝即使奉命，也未必敢对我下手。此外，由于我和我丈夫杨虎一手组成的‘兴中学会’，其势力在上海与青、洪两帮鼎足而三。即使日本特务加上李士群，也未必斗得过这一帮人。”
说白了，陈华去上海，即使说不回王天木，她的安全，也有相当的保障。
此外，在王天木身边，陈华还有一个“内线”——与刘戈青一同加入军统的“九个火车头”之一的杜白山，就是王天木的女婿！
前面说过，王天木的二女儿王因子曾与王鲁翘“轧朋友”，而他的大女儿王亢子，则嫁给了另一个军统干部杜白山。
陈华的自告奋勇，给戴笠出了个难题。
陈华回忆说：“由我亲入龙潭虎穴，采虎口、拔虎牙，劝促王天木幡然悔改，倒戈归来。对于戴笠来说，的确是件依违两难，委决不下的大事。他在重庆接到电报，马上就拍回电命令刘戈青即日到重庆，向他当面问个明白，此次冒险之举果否出自我的主动建议，他留刘戈青在他的曾家岩寓所进餐，两个人反复参详，慎密筹商。再经过一番妥善的安排，周密的部署，在短短几天之内渝港两地函电交驰。”
陈华并不是军统干部，也没有经过任何特工训练，应该说，由她回上海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既不合乎情理，又显得军统无人，更重要的，戴笠也舍不得。
然而，在这个世上，戴笠唯一奈何不得的，恐怕就是这个陈华了，最终戴笠妥协。陈华说：“他的来电、来信，婉言劝阻，在我的梳妆台上堆成厚厚的一迭，最后总算在我的坚持之下，他极其勉强的同意了。
陈华回忆说：“于是我抛下儿女，只身一人，搭洋轮船北上，回到上海法租界。为了以防万一，戴笠执意不让我住进我自己的家，而在毕勋路一位好姊妹淘的家里住下。”
一切就绪，陈华打电话叫来杜白山，陈回忆说：
“他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就说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上海群魔乱舞，中日双方谍战剑拔弩张，风鹤相惊的危险关头，——杜白山一脸惊惶，忧心如焚的说：‘师母妳也不想想自己的身分和地位?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上海来呢。’”
陈华回答他的话，差点没把杜白山吓个跟头：“我要见见你的丈人王天木!”
陈华回忆说：“才坐下的杜白山，猛可间又惊得跳了起来，手里的半杯茶统统泼在地毯上。我还是微微而笑，两只眼睛定在他脸上望；杜白山正张口结舌，神情惊怖。”
陈华知道，他要说的话，一定是：“师母，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陈不等他拒绝，“故作轻描淡写”地说：“你们老板也晓得：只有我来，才能拉他一把，救他一救!”
陈华回忆说：“杜白山的惊骇紧张渐渐趋于缓和。跟我六年多，他当然晓得：杜月笙以‘闲话一句’出名，我陈华更是‘说一句算一句’，同时在那些个年头里，我说出口的话向来是不许打回票的。”
陈华这话，没有吹牛，在当年的上海，陈华确实是个人物——你想啊：杨虎是她丈夫（虽然早已分居）；杜月笙认她做妹子；那边厢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戴笠，据说想她想得都快着了火——试问，这么个人说出话来，谁还敢“打回票”，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果然，听了陈的话，杜白山“双手直搓，沉吟片刻”，最终苦笑着说：“师母，让我去试一试，好不好?”
陈听了，还不放心，再来个“敲钉转脚”，给杜施加点压力：“好是好，只不过……我不能在这里长久耽搁。况且，我一定要见到你丈人才回去!”
陈华回忆说：“从这一天起，杜白山每天都要跟我通好几次电话。报告我他和岳父旁敲侧击，转弯抹角，试探、洽商的经过。我听得出来，起初是情急敷衍，推推拖拖。因此我相当的不耐烦了，在电话里直截了当询问：‘你有没有跟你丈人实说，要见他的是我? ’”
陈华所料不错，王天木素以“笑面阎罗”著称，那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儿，眼下又投了“七十六号”，谁知道他会不会“暴出杀手”，来个“大义灭亲”，不到万不得已，杜白山哪儿敢实话实说！
但不敢说也得说，得罪了陈华，也不是玩的。陈回忆说：“等到深更半夜，回电来了。杜白山果然完成了我所交代的事。王天木一听是我到上海来了，明知推托不掉。他要杜白山打电话来约我，第二天下午两点半钟，他和我在兆丰公园见面。”
陈华如约前往。
果然不出所料，王天木没有来，来的是林之江!
陈华回忆说：“一见林之江时我很生气，扭转身躯我回头就走。林之江一看苗头不对，一路快跑追上了我，陪着笑脸打躬作揖，说尽了好话替王天木道歉。”
陈华问他：“他为什么自己不来?”
林推托说：“实在是那边监视太严，王先生怕东洋人或是李士群派人跟踪。把盯梢的人带到这里，看到了师母，就怕他们对师母有所不利。”
陈一听立即借题发挥：“监视太严?那就表示他们其实并不相信你们了？”
林之江听了，苦笑着说：“刚开头总归是这样子的。而这种情形，师母你想也想得到!”
陈反驳说：“刚开头就这样不客气了，以后呢?是不是会越来越严?越来越糟?”
说着，二人找了个“比较隐密的地方坐下”，陈华“开门见山转达戴笠的命令”：“你们老板要你们统统回去!”
林之江当然不会回去，但也不敢峻拒，只好说了一大堆不得已的“苦衷”，顺便发几句牢骚。
陈华是个干脆的人，不跟他多说废话：“一时无法回去也可以。你们不妨将计就计，就算你们打进伪组织里，马上开始做反间工作好了!”
这一下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林之江不得不说出一句心里话：“想来师母不会不晓得，老板对待叛变的人，手条子一向很辣！”
陈早料到他有这一说：“我当然晓得，这也就是我所以要亲自来一趟的原因所在。除了亲口代你们老板传话，我这里还有一封他的亲笔信!”
陈华回忆说：“我从皮包把戴笠的亲笔信掏出来，同时密切注意到了林之江的眼睛登时一亮，很急切的伸出双手来接。我却迅速的缩回了我的手，稍稍吊他一下胃口，把着封信在他眼前一扬，好整以暇的说：‘老板这封亲笔信的内容，正是他要我向你们亲口传达的几句话。’”
对此，林之江自然“洗耳恭听”。
陈华说：“你们老板不管你们动机如何，谁起的意?只认为你们能在这个时候打进敌伪组织，正好合乎他的工作要求。因此，他可以既往不究!”
陈华回忆说：“先不把信交给他，而由我的口中说出。我的主要用意，在于就便观察他的神情反应，看看他们!至少是林之江个人、究竟能否接受戴笠让他们悬岩勒马，戴罪立功的要求。”
到了晚年，回忆起当年这一段，陈华不无自得地说：
“那一年我三十三岁，人说我陈华有情报工作天才，实则是我交游广阔，阅人多矣，比较容易看穿别人的心事。那天下午，最后我还是把信交给了林之江。要他立即转交王天木。”
通过与林的几句交谈，陈华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她回忆说：“根据我直觉的判断，至少要林之江拨乱反正，重归军统局阵营，显然是绝无可能的事。”
因此，临别之际，陈华又“语重心长，颇有弦外之音”地对林说：
“全中国人都在打东洋人恨煞东洋人，你们反倒去向东洋人投靠。我不必跟你们讲什么大道理，但却要提醒你们一声，你们尽可以替洋人卖命甚而至于变成了东洋人。但是你们家里的人和祖坟，恐怕未必能够搬到日本去啊!”
陈华回忆说，当年她说这话，其实是代替戴笠、向王天木等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八九名军统局的敌后干员变节降敌，他们可能受到日本特务和伪组织特工的暂时庇护。却是他们的家人和祖宗庐墓，故乡产业，绝大多数部还捏在戴笠的手里。”
如果说得再直白一点，那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小子可放明白点，不要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当然，戴笠的手段毒辣，林之江很清楚，王天木更清楚。因此，第二天，杜白山就带回了令陈华满意的答复：“林之江已经把戴笠的亲笔信交给王天木了。许是双方的老交情还在，许是王天木惮于戴笠的声威。他果然答应下来，愿意担任戴笠的死谍，潜伏在伪组织的特工总部，仍旧替我方担任更危险的工作。”
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王天木没这么简单的。陈华回忆说：
“我正在高兴头上，隔了一夜，杜白山又打电话来，着急紧张的问我道：‘师母，你的使命顺利达成了，功德圆满。可否早些动身回香港去呀? ’我心中明知其间必有缘故，但我仍然故作悠闲之状，反问他道：‘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我走呀?我这趟回上海，还没有逛过街呢? ’”
听陈华这么一说，杜白山不得不说出了实话：“师母你千万不要逛街!我岳父和我都得到了消息，林之江派出了四根枪，说什么也不让师母离开黄浦滩!”
所谓派出了“四根枪”，即安排了四名杀手，要取陈华性命之意。
陈华回忆说：“当年我年轻气盛，斗志昂扬，起初还有点生气，心想林之江不过区区一个小萝卜头，他想对付我，也就是他一心一意下水当汉奸了。我又何妨趁此机会跟他别别苗头，一则显显我和戴笠的威风，来上一次杀鸡儆猴猴。二来也可开开杀戒，让林之江和他的手下闻风丧胆，也算得上是为国除奸。
陈还说：“在那时候，只要我伸手拨个电话，干掉林之江和他的那批手下，应该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然而就在那几天里，从军统局上海站转来戴笠的急电，真个像是雪片般飞来，而每一通电报都在催我尽快离开上海，最后几通电报还提出了请我即日到重庆一游的要求。”
在戴笠的催促和大家的劝说下，陈华最终放弃了与林之江“计较”的打算，“应戴笠的邀请”，赴重庆“观光”去了。
此时，戴笠已经改变了主意，同意刘戈青返回上海，他给刘写了一封信：
“廿三日手书均悉，吾弟忠勇为国，思虑周详，至为感佩，沪上环境险恶，我固不愿弟赴沪工作。但为打开目前之僵局，与挽回工作之劫运，以期得到最后胜利计，亦不得不派弟一行。兹已另电冠夫同志，拨弟国币五千元，希即妥为部署，秘密赴沪，万希胆大心细，严密进行。事之成败，系于弟身，一切可以照来书办理。……。”
就这样，拿着戴笠给王天木的又一封“亲笔信”，刘戈青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见到了王天木，并对他说：“戴先生告诉我，你们已经打进伪组织。你这样做，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派我回来，由你协助我完成制裁汪精卫的工作，好阻止汪精卫的伪组织出现。对你们投靠伪组织，绝不追究。”
王天木听了，并不领情，说：“我现在走这一步路子，完全是赵理君逼出来的。你老弟既然回来，一切问题我们慢慢商量。”
同时，王给戴笠写了一封极简单的回信：“违仁背义，男盗女娼。”
至此，戴笠、王天木这对兄弟，就算“掰了”。
如果说，军统上海站的14个秘密办公地点的暴露，主要出于陈明楚的叛卖的话，那么，诱捕王鲁翘，就算是王天木为日伪办的第一件事。现在与军统又彻底“翻车”，王天木已经没有任何顾忌，能抖搂出来的，他绝不客气。
这次，被王天木“抖落”出来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抗战前才加入上海区的“直属情报员”，他叫袁殊。
说起袁殊，其经历之丰富与充满“戏剧性”，直可当小说看。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
袁学易的父亲袁晓岚是秀才出身，但他却是同盟会会员，从成婚以后就在外搞反清活动，袁殊的儿子袁龙这样评价他的祖父：
“他在国民党内官职低微但资格不浅。辛亥革命时袁晓岚参加了湖北的日知会，辛亥革命后不久，祖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仅带了一支手枪便杀回了蕲春县。大约在黎明时分，他们在城关土地庙附近放了一枪，便宣告了革命党人的夺权，算是给中国腹地小城镇补了革命课。没多久，便又扬长而去，街市依然如旧。”
袁晓岚在外边搞“革命”，家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不管，袁学易回忆说：“他是国民党右派(同盟会会员)，在北伐后做了几任县长，因身残志懦，以一个反动的、没落的小官僚而终其生。他不照顾、也无能力照顾家庭。”
因此，袁学易和他的弟弟袁学礼完全是由母亲带大的。袁龙回忆说：“祖父在外奔走革命，基本上弃家不顾。奶奶带着袁学易(袁殊)和小学易4岁的袁学礼在家乡讨生活，虽谈不上困苦但很艰难。奶奶身材矮小又是小脚，不能务农，由于出身富户也不太知道稼穑，生活主要靠娘家的周济和典当东西来维持。”
据袁学易说，当年他家的生活“温饱不成问题”，“在当时低下的生活水准中，也算得上过着小地主式的生活。”因此，袁殊5岁就上了私塾，知道举家迁往上海，袁学易一共上了3年私塾。据袁自己说：“这8年私塾打下了国学的一点根基。”
1919年，袁晓岚打算到法国去留学，结果在上海摔断了腿，他的太太闻讯，遂带着两个孩子、即袁学易和他的弟弟袁学礼到上海来看他，从此一家人离开了故乡蕲春。
此后，国民党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设立地下“市党部”，早已转为国民党员的袁晓岚在市党部中负责工团工作。按说，袁本就有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现在又成为国民党的“地工”，家里生活应该有所好转，偏偏就在这当口，袁晓岚移情别恋。袁龙说：“可袁晓岚其人品行不端，他和所教的一位女学生发生了姘居关系，竞弃袁殊母子三人于不顾。”
没办法，袁家母子三人只得投亲靠友地过了一年多，此后就搬出来，租了一间房子单过。袁龙回忆说：“祖母当年30出头，一个外乡身材矮小的妇女拖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何以为生呢?我在上中学时就问过奶奶这个问题，她似乎不愿多谈，只说靠教书为生。”
袁龙说：“当时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我知道奶奶认识字看过些旧小说，认为教个小学也是可以的，就没多问。后来我自己做了教师，有了一些阅历，想起此事就感到奇怪了：一个外乡的小脚女人怎么竟能在鱼龙混杂的旧上海滩占有讲课的一席之地呢?袁晓岚有正规受教的学问根底，有许多国民党朋友尚且常常失教呢。”
后来，袁龙带着这个问题去问晚年的袁殊，袁殊说：“所谓教书，就是你奶奶带着我在浦东棚户区给工人上识字课。每天晚上，我们去后，做完工的几个工人围拢来，我们就教他们认写几个字。”
袁龙自然要问：“那么工资谁给呢?”
袁殊说：“哪里有什么工资，有时有人拿点米，有时有人拿点菜蔬，就算是工资了。”
袁龙说：“从这种前所未闻的乞讨式教书中，我深深地感到袁殊童年时代的不幸。他确实在饥寒交迫的贫困深渊里苦苦地挣扎过，我以为这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说过，袁殊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袁殊小时候帮人卖过大饼、油条，擦过皮鞋，什么杂活都干过。”
袁龙回忆说：“12岁的袁殊找过袁晓岚多次，均无结果。不是袁晓岚不帮助自己的儿子，而是无力帮助。祖父那时已不教书了，他在环龙路44号全力搞国民党工团工作，生活上自顾不暇。几个月过去了，不合情理的执拗和读书要求始终不能解决。多了一个人吃饭，少掉了每天十几个铜板的收入，祖母挑不起三口之家的生活重担，那几个月中袁殊经常挨饿。怎么生活下去呢? 袁殊非常着急，他再一次饿着肚子走到环龙路44号。”
这次，袁学易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袁晓岚依然无计可施，绝望的袁殊急饿攻心，当场晕倒在地上。环龙路44号的几个工作人员围拢过来，对小孩子袁殊动了侧隐之心。其中有个袁某人和立达学园有些关系，他当场答应介绍袁殊免费到立达学园读书。”
在动了“侧隐之心”之心的人当中，就包括萧赞育，此后袁学易曾得到他的帮助。
立达学园的创始人是曾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驱张”的匡互生。所谓“立达”，即取《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因此，匡互生崇尚“人格教育”，不采用“灌输”的方式，强迫学生去接受自己的观点：“教育者决不该以一种主张束缚被教育者，使他们不能自然地发展。教育者应像园艺家一样培植被教育者，使他们茁壮成长，开花结实。这样的学校便是理想的学校。”
袁龙说：“袁殊进入立达学园只能免交学费，但饭费仍无着落。他自述，每到开饭时就和同学们一到走进饭厅吃饭，并且泰然处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而且也不应该的。但在当年的立达学园，袁殊不仅这么做了，而且没有受到非议，为什么呢?因为立达学园标榜人类的爱，‘教职员学生宛如父子兄弟，亲爱无间’。”
立达学园的学术氛围也颇为宽松，什么都可以谈。袁龙说：“袁殊在立达读书时，参加了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成为恩想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人。”
按：在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极为时兴，即以国民党的“四大元老”蔡元培、李煜瀛、吴稚晖、张静江而言，后三位都曾在一定程度上持“无政府主义”态度。另外像张继、像褚民谊，都曾是“无政府主义”者。
袁龙说：“和袁殊同住一个宿舍的一名高中年级学生名叫黄其启，他是湖南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爱的弟弟。袁殊和黄其启两人别出心裁地办了一份《窗报》，即在宿舍玻璃上不定期地‘出版报纸新闻’。《窗报》的内容大多是道听途说来的各种消息和自己的评论。为得到消息，他们两个人大列列地和复旦大学生交朋友，进行‘采访’。据说，《窗报》很有些人来看，甚至教员也有时前来读‘报’。为此，在立达读书的袁殊得了个‘报馆先生’的绰号。袁殊以后成为职业报人，始于办《窗报》。”
l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走出校园，投身学生运动，袁龙回忆说：
“作为立达学园游行队伍的宣传队员之一，袁殊认识了不少大中学的学生代表。他特别提到大夏大学的邵华和刘真如两个人，他说刘、邵二人是‘五卅’学运的核心人物，但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的党棍子。”
按：刘真如，1905年生，原名刘成山，安徽涡阳人。
邵华，原名邵子英，1901年生，安徽颍上人。
后刘、邵均曾短暂地参加了北伐，并先后投入C.C系。
也是在此时，袁学易改名为袁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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