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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人物考之宋仁宗
《水浒》人物考
 
1.

宋仁宗   民族 汉族  本名 赵受益    即位名 赵祯(立为皇太子时更名)
  庙号 仁宗
  生卒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
        在位期间西夏对宋发动战事,双方损失都很大。最终达成和议,西夏对宋称臣,宋“岁赐”西夏以 银、绢、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
 年号:天圣 1023年—1032年
  明道 1032年—1033年
  景祐 1034年—1038年
  宝元 1038年—1040年
  康定 1040年—1041年
  庆历 1041年—1048年
  皇祐1049年—1054年
  至和 1054年—1056年
  嘉祐 1056年—1063年

后妃子女

  皇后
  郭皇后 郭氏
  曹皇后 慈圣光献皇后
  张皇后 张贵妃 追封温成皇后
  后妃
  苗贵妃
  周贵妃
  杨德妃
  冯贤妃
  尚美人
  杨美人
  
  杨王赵昉,早亡
  雍王赵昕,早亡,母昭节贵妃苗氏
  荆王赵曦,早亡
  
  长女 周、陈国大长公主原封福康公主,进封衮国公主。进封越国长公主 进楚国大长公主 追封秦国 加周、陈国 改封庄孝明懿大长帝姬
  二女 崇庆公主
  三女 安寿公主
  四女 宝和公主
  八女 邓国公主,后封齐国公主 早亡
  九女 福安公主
  十女 秦、鲁国贤穆明懿大长公主原封庆寿公主惠国公主 进许国大长公主 改韩、周燕国 进秦、魏两国 令德景行大长帝姬 改封秦鲁国公主
  十一女衮国大长公主 原封永寿公主 进荣国长公主 进邠国大长公主 改鲁国 追封荆国 追封衮国 改贤懿恭穆大长帝姬
  十二女燕、舒国大长公主 原封宝寿公主 进顺国长公主 进冀国大长公主 改魏国大长公主,进楚国大长公主 改吴国 进吴、越国 改秦、衮国 追封燕、舒国 复改懿物大长帝姬
  十三女豫国公主,早亡
  某女徐国公主,早亡
  某女镇国公主,早亡
  某女楚国公主,早亡
  某女商国公主赵懿安,早亡
  某女鲁国公主赵幼悟,早亡,母贤妃冯氏
  某女唐国公主,早亡
  某女陈国公主,早亡
 
生母之谜 
  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升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关于赵祯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书的小说《七侠五义》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攻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由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现在已很难弄清楚,凡是那些与刘太后不和的人均有可能向仁宗说明真相,但可能性最大的当是“八千岁”皇叔赵元俨和杨太妃。赵元俨自真宗死后,过了10余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赵元俨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是情理之中。杨太妃(杨淑妃)自仁宗幼年时期便一直照料其饮食起居,仁宗对她也极有感情,在宫中称刘后为大娘娘,呼杨太妃则为小娘娘,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说出实情也是极有可能的。无论如何,仁宗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关于仁宗
        所谓“仁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但北宋仁宗皇帝赵祯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帝王敢以“仁”自称或被冠之以“仁”。
  赵祯晏驾后,庙号“仁宗”,之后的元、明、清,都有步宋仁宗后尘的皇帝,他们都成了“仁宗”,但除了明仁宗之外,另外两个都没有能追赶上宋仁宗所实施的“仁政”。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惧怕大臣的皇帝
  记者在永昭陵遇到一个当地女郎,问她:“这是什么?”答:“宋陵呀!”问:“谁的陵墓?”答:“赵匡胤的!”
  其实,永昭陵是宋仁宗赵祯的陵墓。宋仁宗可能是北宋9位皇帝中知名度较低的皇帝之一,但他驾崩时,人民发自内心的悲痛却是其他皇帝难以相比的。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当仁宗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当讣告送达辽国时,大辽的皇帝也十分难过,将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时人路过永昭陵,在陵寝的墙壁上题诗写道: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颇能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史载,有一天,他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
  仁宗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
时人的评价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嘉祐四年(西元1059),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识兵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
  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
  四川有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严加惩治。可是仁宗却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做做吧。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嚎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历任宰相
丁谓 冯拯 王曾 王钦若 张知白 张士逊 吕夷简 王随 陈尧佐 章得象 晏殊 杜衍 范仲淹 陈执中 文彦博 宋庠 庞籍 刘沆 富弼 韩琦 曾公亮 张文节 鲁宗道
 
来龙去脉
  仁宗为真宗之六子,真宗为太宗第三子,太宗为太祖赵匡胤同母弟,初名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
  仁宗有三子,均早殁,故传位于祖父太宗之曾孙赵曙(仁宗堂弟濮王允让之子),赵曙为 仁宗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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