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日（旧历大年三十）上午9时，一营八路军正规部队全副武装押送6辆绑有6名东陵大盗的马车，通过马兰峪4里长街到达设在康熙皇帝景陵大碑楼前的刑场，执行了枪决。被枪决的东陵大盗分别是：八路军蓟县（东陵时属蓟县辖区，后划归遵化）八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区干部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南大村村民穆树轩。此外，在刑场上陪绑的还有八区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十余人。
事隔不久，新立村村民杨之草、裕大村村民关增会两名盗陵犯也被枪决。
事情的起源：一九四五年冬，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特务张树庭为刺探中共方面情报潜入解放区住于妻弟（亦曾参加盗陵）家中，当他得知东陵被盗的消息之后迅即返回北平向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郑恩普报告。郑恩普又当即电报军统局长戴笠。戴笠责令郑因普、张树庭全权负责调查东陵盗案。因案发地属解放区，军统特务机关无法插手，便将重点放在北平的文物市场上。在北平全城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赴北平贩卖文物的商人和盗陵犯40余人。收缴文物800余件。由此，国民党当局利用电台、报纸大肆宣传“中共盗陵”，竭力丑化损毁中共形象。更有甚者，曾经对孙殿英盗掘东陵一案采取了不了了之态度的蒋介石竟然亲自出马在旧政协会议上当面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向中共发难（当时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事后，中共方面《冀东日报》奉命发表声明，对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予以严正驳斥，同时责成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同志负责查处东陵盗案。
据查，此次东陵盗案的主犯为张尽忠、王绍义两人。张犯时任冀东15军分区敌工部长，王犯为土匪出身的地痦，早年曾参加过东陵的修筑，因此熟悉陵寝的地下工程结构。张、王二人为了盗取东陵地下珍宝先后串连，煽动包括八区区长、区小队长在内的200余人参与了盗陵活动，为了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积极参与盗陵的活动，张尽忠公然用冀东十五军分区司令员曹致福的名义宣布：“皇上是大地主，剥削人最厉害，因此，皇上的陵不应保留”。此次盗陵活动历时三个月，共盗掘了康熙皇帝的景陵、咸丰皇帝的定陵、慈安皇太后的定东陵、同治皇帝的惠陵共四座陵寝。在盗陵过程中张尽忠持枪弹压以防止哄抢。王绍义则具体指挥挖掘墓道、炸毁石门、斧劈棺椁等“技术”性工作。所盗文物先由张、王二犯挑选上等珍宝，剩余部分则归参与盗陵者瓜分。
案发后，主犯张尽忠逃往唐山，被军统特务逮捕押往北平，后病死狱中，据张交待，他有些珍宝埋藏在东陵某处，但地域分治，军统局鞭长莫及，只得作罢。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此进行过调查，结果一无所获。另一主犯王绍义携枪潜逃蓟、遵两县交界山区。于1951年被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关于东陵被盗珍宝的下落：发生在1945年秋冬的第二次东陵大盗案，无论是盗掘陵墓的数目还是陵墓中陪葬的珍宝数量均远远超过1928年孙殿英盗陵时的数量。但所盗文物的具体数量却没有留下系统的史料。除了国民党军统局在北平收缴800余件外，中共地方政府也收缴了“一些”，由于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没有能力保存这些文物，便派人卖到了北平，还有一部分文物则流入了民间。据说，参与盗陵的贫苦农民大都不懂文物、古玩的价值，常常因等米下锅给个“三瓜两枣”的钱就把珍贵文物卖了，当时在马兰峪的集市上一个康熙鼻烟壶只换二斗玉米。一件玉如意也仅换5斗玉米。
据说，第二次东陵大盗案不仅使国宝遭到极大的损失和破坏（清东陵除顺治帝后陵寝外，其它帝后陵寝已基本盗光），其背后至今还隐藏着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事实，使这次盗陵案蒙上了若隐若现的迷雾。
民国最大规模盗皇陵运动
——“二盗清东陵”的是是非非
事件主角：王绍义、张尽忠
个人简历：王绍义，河北兴隆县三拨子附近黄松峪附近新立村人，土匪，曾任奉军的团参谋；张尽忠，清东陵西沟村人，曾当过日本人的矿警，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参加八路军，曾任侦察班长、敌工部部长等。
盗墓事迹：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秋冬，合伙领人盗掘了包括景陵、定陵、定东陵、惠陵等在内的一批清朝皇家陵寝，时间长达3个月。
1928年，军阀孙殿英指挥部下盗掘了清乾隆的裕陵、慈禧的定东陵，此即民国时传得沸沸扬扬的“孙大麻子盗皇陵”事件（本书有专章讲述）。谁能想到，在17年后，又出现了“张大麻子盗皇陵”事件，似乎脸上长麻子的人注定要与清朝皇帝过不去。
“张大麻子”名叫张尽忠。所谓“张大麻子盗皇陵”，是指张尽忠与王绍义等人结伙，于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秋冬带领团伙“二盗清东陵”。与“孙大麻子盗皇陵”事件中有很多真相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一样，“张大麻子盗皇陵”也留下了太多的“说不清”。用曾参与盗陵事件审判的预审员高学仁的话来说：“二盗清东陵不仅使国宝遭到极大损失和破坏，其背后至今还隐藏着若干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事实，使这次盗墓蒙上了若隐若现的迷雾。”
⊙历数清东陵后妃、皇子墓被盗事件
“二盗清东陵”，属于民盗。说到民盗，发生于清东陵的盗墓事件就多了。
清东陵最早的一次盗墓事件，出现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3月29日，并非孙殿英那次。被盗的是同治皇帝惠陵妃园内淑慎皇贵妃墓，比孙殿英盗陵早了4个月。
淑慎皇贵妃，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员外郎凤秀女，1859年（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一生，虚岁14岁那年入宫。人长得俏丽清秀，又善解人意，慈禧太后很喜欢她，曾钦点她当同治的皇后。但同治皇帝最后听从了慈安太后的旨意，选中名门闺秀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遂失去了皇后的金冠。1904年（光绪三十年）2月28日，46岁的富察氏病死，谥号“淑慎皇贵妃”。次年9月20日，下葬于惠陵妃园。
惠陵妃园位于惠陵西侧的西双山峪。西双山峪与惠陵仅一沟之隔，是清代入葬妃子最多的一个妃园。除淑慎皇贵妃外，还葬有庄和皇贵妃、荣惠皇贵妃、端康皇贵妃。淑慎皇贵妃葬入最早，墓在妃园中最大，靠在最前，有意思的是，被盗也最早。四妃的地宫结构不同，淑慎皇贵妃的地宫结构为石券，是慈禧太后亲自下旨关照的，其他三妃的地宫结构则为砖券。
1928年（民国十七年）3月29日夜里，一伙盗墓贼潜入惠陵妃园。此伙盗墓贼（应该是当地盗墓贼）对墓的结构相当熟悉，从正面的石门将淑慎皇贵妃墓挖开。进入地宫后，盗墓贼用锯子、砍刀将棺椁弄开，将随葬宝物盗得一干二净。
这是清朝皇家陵寝第一次有人敢公开盗掘，远在天津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得知后，十分惊讶，立即指示东陵承办事务衙门调查，并重新安葬淑慎皇贵妃。当时在园寝内搭起了大罩棚，准备了大杠，遗体重新殓入棺内，遵照原式复葬入地宫。
在孙殿英盗陵之后，清东陵安静了一段时间。由于民国政府、日本人和伪满政权三方保护，一般盗墓贼不敢光顾这块皇家禁地。但盗墓贼一直惦记着呢，此后盗陵事件不时发生——
1929年（民国十八年）11月，乾隆妃园内纯惠皇贵妃墓被盗，“金棺损毁，玉骨凌乱”，随葬品都被盗走。此事发生在孙殿英盗陵1年后，末代皇帝溥仪接报后，拨款重殓，并立即向南京政府反映，最后抓到了4名盗墓贼。
1930年（民国十九年) 4月，端慧皇太子园陵又发生盗案。端慧皇太子是乾隆次子，曾被秘立为太子，谁知他没有帝王命，9岁病死。乾隆心爱这太子，在东陵内的朱华山给他建了园寝。后来又陆续葬入了乾隆早殇的6个皇子、1个皇女，共8人，坊间俗称“八仙陵”。
悼敏皇子即是其中一“仙”。盗墓贼将地宫打开后，发现里面满是积水，没法进去。据说盗墓贼是坐着木筏子划进去的，将其中的两口棺材劈开，用笤篱、铁钩捞出红珊瑚珠百余粒，5两重的金锭子8个。这伙盗墓贼后来全部被抓到了。
1931年（民国二十年) 3月，昭西陵被盗。陵主是清朝著名女人之一、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事发后，溥仪派去的善后人员和东陵守护人员进入地宫探视，发现地宫内第一道石门半开，第二道石门虽然没开，但左扇石门上被凿了一个大洞，地宫明显被翻动过了。盗墓贼可能是想取金井内的宝物吧，棺材已被倾翻在一侧。第二天，善后人员再进入地宫查看时，棺材底和盖已经分置两处，夜里又遭盗墓贼光顾了。后来，除主犯外逃外，这伙盗贼的余犯均被抓到。
⊙孙殿英留下了盗陵祸根
淑慎皇贵妃墓被盗，是清朝皇家陵寝第一次被盗事件。所以，当时清皇族特别震惊，如果这次事件发生后能进行一次“严打”的话，可能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一系列盗墓事件。
惠妃园寝被盗，还是值班兵丁首先发现的。兵丁当即报告了东陵守护大臣毓彭，毓彭不敢隐瞒，赶紧上报马兰镇总兵署，调查缉凶。但时局乱糟糟的，事情一直没有查出眉目。事后分析，这次盗墓是出没在附近的兵匪干的，这伙盗墓贼都持有枪支，将守陵人堵在值班室，不得出来。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这次盗墓极可能是王绍义带人干的。
王绍义是兴隆县三拨子村附近黄松峪新立村人，惯匪，其实还是“惯盗”。王绍义从20岁起，先后在杨占山、马福田两大匪部当匪兵，后来成为匪首马福田的亲信。
1927年（民国十六年），马福田部近600名土匪被奉军岳兆麟部收编，马福田当了奉系二十八军的团长，王绍义当了参谋。奉军调防，从河北保定开往滦县，途经玉田县新安镇时，马福田贼心不死，还惦记着盗陵，派手下到东陵探听防卫情报，伺机行盗。
其时东陵内已无军人看守，虽然溥仪安排了宗室毓彭在此做护陵大臣，但毓彭并不老实，自己也在偷卖皇陵内的值钱物品，东陵实际上等于无人看管。而在以前，清陵都有清兵把守，外人根本不能进入的，甚至在陵区附近割猪草都不允许。
马福田认为此时是盗陵的最佳时机，便与王绍义密谋，将奉军武部长的通信员打死，脱离奉军，拉走了自己的人马。后又招兵买马，扩充人马，扩大势力。匪饷从哪来？除了抢盗民财外，最先想到的便是盗墓。1928年 （民国十七年）7月1日夜里，马福田、王绍义集合了一支“盗墓小分队”，直奔马兰峪驻扎。
马福田和王绍义的这次盗墓行动成为其后的孙殿英部盗陵事件的导火索。马福田和王绍义率人前来盗陵时，被久有预谋的孙殿英第十二军谭温江师部发现，孙殿英命谭江师部将马福田部击溃（具体见本书孙殿英盗清东陵一章）。从此，马福田销声匿迹，而王绍义则率领一股土匪流窜于遵化、蓟县、兴隆三县结合部的深山老林中，祸根就此留了下来。如果当年孙殿英把王绍义击毙，或许也就没有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的“二盗清东陵”了。
民国三十四年，侵华日军投降。清东陵的管护再度出现“真空”，这个情况被附近嗅觉灵敏的盗墓贼发现了，从而发生了民国年间一起最大规模的盗皇陵事件，这次盗皇陵事件在整个中国盗墓史上都是少见的。
这次盗陵事件的发起人便是王绍义，主犯则是张尽忠。
⊙王绍义牵头“二盗清东陵”
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后，王绍义便不再当土匪，带着两个儿子王茂、王慎过日子，在新立村住了下来。平时，他们以种地为生，农闲时就走村串庄弹棉花，挣点活便钱。
新立村地处与清东陵隔河相望的黄花山脚下，侵华日军占领时期这里是“无人区”，日本投降后，才从外地迁来一些垦荒户，出现了一个新的村落，所以村名叫“新立村”。新立村村民成分复杂，这为盗墓贼提供了活动空间。
王绍义贼性难改，侵华日军投降后，他对一时无人防守的清东陵打起了坏主意。王绍义带着两个儿子，想联合一批人一起盗墓，他最先去找同村人杨芝草，并告诉杨芝草，现在陵区的日本人、满洲人和警察都走了，没人管了。
杨芝草听王绍义这么一说，觉得真是个机会，二人一拍即合。盗皇陵是大事，光有他们两人不行，他们后来又找了裕大村的田大化、关增会、贾正国和南大村的穆树轩等人，商量一起盗墓。
王绍义为何要找这几人？这里是有原因的。盗墓的风险很大，何况是盗皇陵，入伙的人一要关系铁，二要靠得住，三要知底细，四要有作用，这些人全符合条件。
杨芝草，盗陵主犯之一，与王绍义一样，长得精瘦，鬼点子很多，人称“小诸葛”，年轻时曾遭土匪绑票，后来当了日本人的伪警察，嫌当伪警察捞的油水不多，便回家种地了。后当了一名民兵。
穆树轩，盗陵主犯之一，祖辈守陵人。穆家与人称“四海红”的当地土匪头子有点关系，后入伙成了“四海红”的左膀右臂，干了不少绑票、打劫的坏事。“四海红”匪部被八路军打散后，穆树轩回到村里，当上了副村长。
关会增，盗陵主犯之一，外号“关老七”，家住裕大村。关家祖上是修帝王陵地宫的名匠，了解清东陵的底细，对地宫结构一清二楚。
盗陵团伙形成后，他们作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咸丰皇帝奕
的定陵。
⊙分赃时不论多少“每人抓一把”
清定陵位于清东陵界内最西端的平安峪，陵主是咸丰皇帝，他就是慈禧的老公。
定陵始建于1859年（咸丰九年）4月，全面完工于1866年（同治五年）12月。那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西方列强入侵，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所以定陵营造时使用了不少道光皇帝生前废弃的宝华峪陵寝旧料，但仍花白银310多万两。
1861年（咸丰十一年)7月，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时年仅31岁。此时定陵尚未完工，到1865年（同治四年）9月，地宫建好后，咸丰皇帝才与一天皇后也没有做过、咸丰皇帝登基仅32天就病死的孝德皇后，一起葬入定陵。
顺便说一下，在清朝先死的皇后是要与皇帝同时下葬的，所以孝德皇后前后“等”了三朝才下葬，这也是十分罕见的。咸丰皇帝的另两位皇后慈安和慈禧死在之后，出于“卑不动尊”的丧葬规制，在陵东边分别另建了陵寝，此即普祥峪定东陵 （慈安陵）、菩陀峪定东陵（慈禧陵）。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9月23日，这天当地逢集。守陵的班长正好轮到与王绍义同村的张小秃，王绍义觉得是动手的时候了，便带着20个同伙混进陵园。担心盗陵会弄出声响，贼精的王绍义把盗陵成员分成两拨，一拨人在陵西用雷管炸山采石，制造响声，有意弄出动静来，以掩人耳目；另一拨人负责盗挖定陵。
这伙盗墓贼都是当地人，又都是盗墓熟手，很快便挖到了墓道入口。他们将通往地宫的石门炸开后，发现地宫内有很深的积水。孙殿英盗乾隆裕陵时曾碰到过这种情形，当时是用抽水机将水抽干，盗陵方得成功的。王绍义这一伙人显然一时不具备这个条件。
但毕竟挖了几天，金银财宝就在眼前，放弃太可惜。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据说是从隆恩殿上拆下了一块大木匾，又卸下了两扇门板，现场“造船”，临时做了一个简易木筏子，与1930年（民国十九年）4月盗端慧皇太子园陵的那伙盗墓贼一样，划进了地宫，将帝后两口大棺材先后劈开，盗空了里面的随葬宝物。
分宝时，好东西都让王绍义他们拿走了，剩下的珍珠、玛瑙、翡翠等小东西，则全部分给参加盗陵的20多个村民。据说，当时也不问多少、价值高低，每人抓一把了事。
初战得手，这伙盗墓贼都很兴奋。几天后王绍义又与赵子新、刘恩、杨芝草、赵国正等人聚到一起，将慈安陵寝盗掘一空。慈禧陵因为被孙殿英盗过了，估计没有东西了，便未再光顾。
⊙拉来“敌工部长”入伙
清东陵一带当时为八路军控制地区，已属解放区了。盗陵的事很快被上面发觉了，王绍义也害怕，因为没有保护伞，一出事就完了。受此启发，觉得要想平安无事，得有过硬的后台，他物色到了一个合适人选——当地八路军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张尽忠。为了拉拢张尽忠，他与穆树轩一起来到西沟村，找到了住在那里的张尽忠。
张尽忠是什么人呢？此人可不简单，他不只是传奇人物，在群众中也颇有威望。张尽忠原名张福元，外号“张大麻子”，东陵西沟村人，曾在日本人开设的华北采金公司汤泉金矿当过矿警，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弃暗投明，参加了八路军，在曹致福领导的六区队当侦察班长。
张尽忠胆子大、不怕死，经常只身一人出入日伪的核心地盘搞情报，被人称为神出鬼没的“张大胆”。张尽忠颇得曹致福的赏识，曹致福升任十五军分区司令员后，张尽忠也跟着走红。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春，六区队扩编为第十七团，张尽忠当上了敌工部部长，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能否将张尽忠拉入伙？王绍义当时心里也没底。王绍义与穆树轩把意思说了，张尽忠果然不同意。王绍义没有放弃，晚上把张尽忠请到一个姓石的人家里，并带来了很多从定陵、慈安陵中盗出的宝物：
栗子大的白色大珠子1颗、怀表1只、白色小珠子4颗、金子2.4两、重达1.8两的金九连环1个、玉米粒大白色珠子12粒、白玉镯1只、翠扳指1只、比黄豆粒还大的翠珠子5颗、翠佛头1个……
面对这些宝物，财迷心窍的张尽忠一下子就动心了，加入了王绍义的盗墓团伙。
在后面的活动中，张尽忠成了盗陵的组织者、主犯。
接下来，王绍义、张尽忠分头联合了蓟遵兴联合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赵国正、民政助理纪新，区财粮助理仇治胜、区干部刘恩、李树青等，还有区小队队长张森、民兵副队长贾井满等多人。
赵国正，自幼游手好闲、不务正业。1931年（民国二十年）日本人来到清东陵一带后，他带着哥哥逃荒到新立村，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新立村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游手好闲的赵国正被发展入党。因为其聪明伶俐、工作积极，得到重用。
张森，人称“张小麻子”，从小卖烧饼、麻花，跳过大神。参加八路军后被时六区队长曹致福看中，留在身边，与张尽忠一起工作。张森能说会道，又会耍小聪明，绰号“小神仙”，人缘也不错。加入盗墓团伙后，张森又联络了惠大村的张晓亭、张振国兄弟。后来，此二人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王绍义拉到当地军政人员后，胆子更大、底气更足了，最后被他动员参加盗陵的当地村民、村干、民兵多达几百人。后来侦办此案时，公安人员花了大量时间走访，就是因为参与者众、主犯多。
⊙号召大家挖“头号大地主的坟”，采取股份制
清东陵第二次被盗事件，比孙殿英盗陵造成的破坏性更大，盗出的随葬宝物也更多。他们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盗陵，又怎么能动员了那么多人参与？原来，王绍义、张尽忠采取了欺骗手法，“走群众路线”——宣称这次盗陵是一场“革命行动”，是“度荒年的需要”。
据曾参与盗陵事件审判的预审员高学仁在《我所知道的清东陵第二次大盗案》一文中回忆，张尽忠动员群众时说，“皇上是大地主，剥削人最厉害，因此皇上的陵不应保留”，还称，“如果没有皇陵，日本鬼子就不会进关”。当地人都知道张尽忠的身份和与军区领导的关系，张尽忠便以曹致福的名义，进行煽动。
王绍义也在旁边鼓动，称：“一定要打倒大地主和封建剥削。过去的皇帝就是头号的大地主，是几千年来骑在人们头上拉屎撒尿的大坏蛋，虽说他们人死了，可他们搜刮的财宝不计其数啊！有的还带进棺材里去了。现在我们就要挖他们的坟、分他们的财，叫他们在阴间也过得不舒坦。”
尽管张尽忠、王绍义说得好听，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实际就是盗墓，是犯法的。面对有疑虑或持反对意见的人，王绍义坚称这不犯法，“如今皇上的律条不中用了，而且区里和县里还号召我们采用一切办法度过饥荒，咋能说犯法呢？我们就是要团结起来，扒开皇帝老儿的坟，掘开他们的墓，用他们陵里埋着的宝贝来发咱们的家、致咱们的富。”
为了显示公平，盗陵“按股分配”，实行股份制。只要参与，家家都算有股份。不少村民家里没有劳力，便拿出家里的东西参股。有的把家中“独子厥”手枪拿来抵一股，铁匠则打几根钎子来算一份。
另外，王绍义利用自己当年当土匪的老关系，在兴隆县一带又拉来了不少旧属，一起参加盗陵。
这样一番鼓动，又有好处，村民自然响应了，附近几乎村村都参与了二盗清东陵的活动。清东陵时属蓟遵兴联合县第七区地域，从当年《蓟遵兴联合县第七区各村盗陵人犯登记表》上看，附近15个村子的统计中，便有200多个村民参与了盗陵，可见当时参与盗陵活动人数之众。准确的人数并没有，据王绍义被捕后交代，被动员参加盗陵的有千余人之多。
张尽忠担心人多嘴杂，还确定了行动暗号：负责盗陵的叫“挖金”，调集民兵参加叫“集训”，晴天称“天高”，黑夜称“明路”，动手叫“立拖”。
⊙景陵棺内“伏火”烧伤两个盗墓贼
整个盗陵活动，均由王绍义进行“技术指导”。
王绍义曾修过陵，多少知道清陵的地宫结构，了解地宫入口处的秘密。每盗一座，他都是指示同伙从明楼内影壁墙根往下挖掘，遇到条石或砖缝时，便用铁棍来撬，一块一块弄。如此这般，他们很容易便找到了墓道的入口，打开墓道。
参加“挖金”的都是力气大、身体壮的强壮劳力。为了加快速度，也学孙殿英的办法，遇到石门，如无法人力打开，便使用炸药炸。当然能人工打开的，便尽量不用炸药，爆破既可能伤到人，动静又大。
在东陵所有墓中，王绍义他们最看中的是康熙皇帝的景陵，估计里面随葬宝物比其他陵都多。孙殿英当年也将景陵列为盗掘对象，但挖到一半发现地下积水太多，只好放弃。一开始，王绍义也没有盗成，但他没有放弃。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12月22日，王绍义、张尽忠带了100多人，再次盗掘景陵。连续挖了三个昼夜，终于将景陵的地宫挖开了。进入墓道、地宫时，王绍义都会叮嘱同伙要小心，防止内部机关、暗器伤人。进入景陵地宫后，从来也未遇到过的事情发生了——从一口棺材 （景陵内共有6口棺材，是哪个人的棺材没有搞清）内竟然喷出了火，靠近棺材的关会增（关老七）、田广坤两人，脸都被烧伤了。盗墓贼称这是过去反盗墓手段之一，名叫“伏火”。
“伏火”，是秦汉时期常用的一种反盗墓手段，但在现代考古中很少见到。最著名的是1972年发掘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古墓时，考古人员曾碰到过一起“伏火”。但由于当时没有收集火源，对其成分一直无法化验分析。
不少专家认为，“伏火”并非古人为反盗墓有意而设的火源，而是尸体及其他有机物质腐烂变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可燃气体，遇到明火便会自动燃烧。康熙皇帝景陵内出现的“伏火”，是不是这种自然形成的可燃气体，还是有意而设，现在也搞不清。不过，不论是盗墓贼，还是考古人员，遇到“伏火”还是很高兴的——盗墓贼称这种出火的墓叫“火洞子”，有火说明墓从未被盗过，如果被盗了，绝对不会有“伏火”出来。
景陵内共葬了6人，除康熙皇帝本人外，还有他的5个皇后。这6个人的6口棺材，每一口都是宝物箱，里面随葬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些东西最后全被盗走了，据说当时仅珍宝首饰什么的，就装了几大口袋。事后，王绍义、张尽忠都乐不可支，王绍义曾对同伙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多。”
具体都是些什么宝物？目前也大都是谜。但从主犯张尽忠被国民党逮捕后，对军统局特务张树庭的供述中，这些宝物可不是一般的东西：有一条金龙，长一尺多，拿在手中全身会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除了景陵本身，景陵的陪葬墓也被盗了：妃园墓被八区的赵子新带领10多个区小队队员和民兵盗了，他们仅用一夜时间，便把一座贵妃陵挖开了；双妃陵被遭康熙棺材内“伏火”烧伤的关会增，与贾正国两人合伙盗掘了。
王绍义在参与集体盗掘活动时，还带着两个儿子，单独钻进裕陵园寝，连盗了两座乾隆的妃子墓。
⊙盗惠陵时发现皇后如活人睡着一般
在清代皇帝中，同治皇帝大概是生前最为窝囊了，一生受制于慈禧太后。他6岁当皇帝，当了13年皇帝，自己从来没做过主。1874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驾崩于皇宫养心殿，时年仅19岁，是清朝最短命的一位皇帝。
对于他的死因，民间传说不少。比较流行的传说他是“风流死”，逛妓院时不小心染上了花柳病（梅毒）。现在根据清宫档案证实，同治之死，确与“花”有关，但此“花”是“天花”。
因为死得突然，陵也是急修的。同治的陵址选在离景陵五六里远的东南方双山峪，造陵共花费白银4359111两，其中木料花费占去了一半，所以在清陵中，同治陵寝虽然简陋，所用木料却是上乘的。
皇后阿鲁特氏，在同治皇帝死后第75天，竟然也死了，据说是殉葬。1879年 （光绪五年）3月26日，停灵达5年之久的两位年轻帝、后，被一起葬入刚修好的惠陵中。在葬毕返回途中，还发生了“尸谏”一幕：大臣吴可读夜宿蓟州，写了一份遗疏，上书慈禧，要求公正地对待同治皇帝，然后服毒自杀。
可以说，同治和阿鲁特氏这对皇帝夫妻是很不幸的。在张尽忠参与盗陵前，他们的陵墓已被八区的人盗过一次，但并未盗尽，王绍义、张尽忠属二次盗墓，滤坑。
和盗咸丰皇帝定陵一样，王绍义也同样将人手分成两拨：一拨是民兵，到四周放哨，没有命令不得撤退；另一拨跟他一起盗陵。被挑出来盗墓的，全都是在金矿干活的，浑身是劲。此陵当年也被孙殿英挖过，未遂，王绍义接着孙殿英挖过的地方，再向下挖，把墓道口找了出来。
进入墓道后，很快遇到了一堵石门，张尽忠用手榴弹炸，从石门旁边炸了一个洞；第二道、第三道石门则用拐钉钥匙一样的东西，将门后的“自来石”推开。
王绍义、张尽忠盗陵取宝也是定有规矩的，每次打开地宫后，得由他俩首先进入，以防宝物被别人先弄走。打开惠陵地宫后，除了核心成员，张尽忠还挑了几个嫡系与他一起进去，其他人则被严令站在门外候着。王绍义、赵国正、杨芝草、张森等人先撬同治的棺材，张尽忠则站在皇后的棺材上，一手持枪，一手打手电监视同伙的一举一动。
手电筒照到龙袍上时，棺材内金光闪闪。王绍义用手一摸，感到龙袍里面只剩一把骨头。由于尸体已腐烂，棺材内散发出刺鼻的腥臭气，一抓就是一把泥屎，令人作呕。但宝物的诱惑力更大，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五六个人在棺材内乱摸一通，直到摸不到什么了才住手。
打开皇后的棺材，却发现令人惊讶的一幕：躺在棺内的阿鲁特氏如活人睡着一般，似乎在闭目养神！当时，王绍义的大儿子王茂也一起进入了地宫，他毕竟年轻，现场竟然吓昏了过去。因为没有腐烂，在后来的一次盗陵中，阿鲁特氏惨遭辱尸，这又是后话了。
看到这情形，在一边监视的张尽忠急了，赶紧大喊，让他们快动手取宝。这伙人才回过神来，赶紧寻宝，包括殓衣上的珍珠，穿戴的凤冠霞帔、簪环首饰在内，棺材内能看到的宝物，被悉数盗走。
⊙一次枪决了6名盗墓贼，7天内不得收尸
因为参与的人太多了，王绍义、张尽忠盗陵的消息很快就向四面八方传播开了。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特务率先侦知，原来参与盗陵的张振国、张晓亭兄弟俩是北平站特务张树庭的妻弟，他们第一时间把这事告诉了潜回东陵区的张树庭。
时军统局北平办事处负责人马汉三得知后，立即密报远在重庆的特务头子戴笠。
时正处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期间，盗陵事件发生在中共控制区，国民党认为抓住了共产党的一大把柄，于是借此大做文章，利用报纸、电台展开宣传攻势，大造中共盗掘清东陵的舆论，大肆渲染“曹致福与张尽忠将清东陵掘了”“中共盗陵”等这类新闻，成为当时平津地区的一大话题。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蒋介石竟然责问周恩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情？”鉴于事件影响太坏，在对内严肃处理的同时，由时冀东行署公安局长黎耘主持，写了反驳文章，刊登在中共《冀东日报》头版，对国民党新闻媒体的不实之词予以反驳，澄清事件真相。
共产党打击盗墓的力度更为严厉，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前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当时成立了专案组，由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负责，全力侦办此案。事件很快就查清楚了，并将已抓获的主犯从快正法。正法时公开执行，刑场就选在景陵大碑楼前，以威慑盗墓贼。据云光回忆——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2月1日，这天正好是大年三十，马兰峪镇大街上人山人海，人们正赶集买年货准备过年，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上午9时，一营八路军正规部队，身穿草绿色军装，头戴钢盔，全副武装，迈着正步，由几十把军号吹着进行曲为先导，由东向西，穿过马兰峪四里长街。部队后面是6辆马车，拉着6名被判了死刑的盗墓贼。
这6人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招牌：“枪决盗陵犯×××”。分别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南大村的穆树轩。这6人都是干部，为什么要这样？当年的“严打”原则是：打击首恶，对参与盗陵的群众只要坦白交代就不予追究，对革命队伍中的变节者从严处理，所以当时处死的6名盗犯都是区、村干部。
为了达到惩治的效果，还规定7天内不准收尸。贾正国的家人到刑场给他烧纸钱，结果大风一刮，把他尸体都给燎烧了。
刑场陪绑的，还有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10名参与盗陵的案犯。
参与盗墓的区财粮助理仇治胜潜逃，不久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华北时，被吓死了；参与盗墓的民兵副队长贾井满潜逃，后被抓到，被判刑20年。刑满释放后，在60年代中自杀。
二盗清东陵的发起人王绍义和组织者张尽忠，则未能在第一时间抓到，全都逃跑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都想抓到他们，张尽忠便是被军统特务逮到的，他先逃往唐山避风头，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6月27日，被军统特务在唐家庄一个小煤矿上抓获。未等审判，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2月28日便病死在北平地方法院的看守所里。这与孙殿英之死，倒有相似的情节，孙殿英是死在劳动改造所里。
王绍义最狡猾，是最后一个被抓到的。当时王绍义隐居深山之中，父子三人一人一把手枪，王绍义的枪法很准，公安人员几次差点逮到，却又均让其侥幸逃脱了。历经5年之久，才将王绍义从其情妇家中抓到。情妇家在遵化与蓟县交界的黄花山西，一个叫八仙桌子的地方，当时公安人员化装成上山打柴的农民，以找水喝为名进屋。当枪口抵到身上时，王绍义傻了，只得束手就擒。公安人员当场从他的枕头下翻出二号德制手枪1把、子弹10发。
1951年3月21日，在东陵马兰峪镇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对王绍义执行枪决。
⊙区小队长再次行盗
在王绍义、张尽忠盗陵后，中共冀东区党委曾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开进清东陵，巡防保护，打击盗陵。但由于国内战争爆发的特殊背景，清东陵管护再一次出现了薄弱环节，摸透情况的当地盗墓贼乘乱作案，在1946—1949年间，清东陵先后又发生了几次盗墓事件，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政局和形势稳定了，盗墓贼的身影才真正从东陵内消失。
在之后发生的几次盗墓案中，有一起是曾参加过王绍义、张尽忠盗陵活动的区小队长张森领头的。张森系投案自首，在捉拿王绍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所以政府对他宽大处理。不想几年后，张森又干起了盗陵勾当。
起因是这样的：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腊月，有个叫张福的人要买珠宝，张森忽然想起已死的张尽忠家可能还有，便去东陵西沟村找张尽忠的妻子，结果失望而归。为了搞到珠宝，想发财的张森在次年正月二十九，找来7个人，把惠妃陵后排西边那个小坟盗了。
他们把棺椁凿开一个小窟窿，从里面掏出一大把零散的珠子、1挂翠石朝珠、1块铜表。东西盗到手时天已亮了，他们急忙爬出来。由于贼心不死，他们早饭后又转回惠陵妃园，从里边盗出1个碧玺桃、2块怀表。张森找张福一道上北京，卖了一块表，还有一些珠子。回来后每人分得3万多元（旧币），余下的赃物都在马兰峪小摊上卖掉了。
小打小闹的，张森觉得不过瘾，万一被政府抓到了，给个处分也不值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又约了10个人，在一个黑夜将惠陵妃园另一个未被盗过的墓挖开。张森等5人进了地宫里，用斧子将棺盖劈开，3个人直接跳进棺材内寻宝，共得：1个翠扳指、1个白水晶烟壶、4个翠球、半茶盅珠子和碧玺球、半个茶壶那样大的粉红碧玺球、4个水晶小罐、1个金如意、1块怀表、1块金壳表、10多个木球、1挂七兰香球，2个香炉，还有装着人牙的琉璃瓶。
民国二十七年，关友仁、鄂士臣在清西陵盗瑾妃墓时，曾将盗出的金如意砍成8份分掉，张森分赃时，也将金如意砸碎，折成小段分掉。据事发后查明，当时每人平均分得宝物价值73000元。当时没能破案，直至1953年9月1日此案才破，张森再次落入法网。
⊙最后的疯狂：民兵联防队长“扫仓”
郑存盗墓案，便是“二盗清东陵”后最疯狂的一次“扫仓”，也是清东陵被盗史上的最后一次疯狂。
所谓“扫仓”，与盗墓圈常说的“滤坑”“捡漏”是一个意思，就是光顾别人盗过的陵墓，不同的是破坏得更彻底。被“扫仓”的陵墓等级很高，一般有地宫；盗普通坟冢，则叫“扫茔”。
清东陵的陵墓几乎让王绍义、张尽忠他们带人挖尽了，但由于是仓促盗掘，挖得并不干净，一些参与盗陵的，对此底细都很清楚。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2月22日，新立村民兵联防队长郑存想起王绍义对他说过的话，惠陵金井里还有东西。郑存便在到刘维连家借粮时，与之约定去惠陵滤坑。第二天，郑、刘二人便去马兰峪买了盗墓必需的蜡烛等工具，随后又找了马兰峪人刘元普入伙。三人最后一道在刘维连妹夫张绍宗家碰头，又把张绍宗拉了进来，组成4人“盗墓小组”。当晚9点多，他们偷偷摸到惠陵，4年前王绍义盗陵时留下的盗洞竟然还没有堵上，他们很顺利就进入了地宫，直奔金井，从中摸出了2个金元宝、1个翠蜻蜓、10多颗大小不一的珠子。次日，在张绍宗家将金元宝熔化掉，分光赃物。
摸了惠陵的金井，张绍宗觉得不过瘾，提议再去摸昭西陵的金井。郑存于三月初七那天，集合了7个人，带着钎子、锤子、铁锹、口袋，直奔昭西陵。但这次未盗成，原来昭西陵以前的盗洞被堵起来了，太牢固，没法打开。
同年4月份，刘维连又找人商议，决定去盗定妃陵。刘维连带上6个人，在定妃陵胡乱挖了三夜，才打开一座妃墓的地宫。但里边全是积水，当夜未能进去，第四夜才进入地宫，从水中捞出了1副金丝镯子、1副包金镯子、2个小罐、2个鼻烟壶、1只金丝耳坠、2个烟坠石、1只怀表。6个人参加盗陵，但在分赃时分成7股，多出的一股是郑存的，郑存因开中共支部会未能前去，但他提供了当年八路军存放于新立村的两杆枪，也算一股。因赃物不多，出于公平，只好把金器全切开，每人分得黄金五六分。一只铜壳怀表，他们以为是金壳，硬把表壳砸碎，结果怀表被砸成了废物。
再过半年，到了当年10月，郑存听参与过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盗陵活动的贾井满说，慈安陵内金井可能也未被挖过。郑存便找到刘维连，临时找了几个人去扫仓、摸金井。但忙了一夜才进入地宫，最后却发现金井里啥都没有，白干了一场。
次月，郑存又想起老盗墓贼许某曾经说过，定陵地宫里还有扇子股和绫子布，便让刘维连带人去扫仓。郑存自己又因开会不能去，刘维连带着6个人去挖了一夜。结果此夜又是白挖，进入地宫后一无所获。
两次扫仓一无所获，郑存很是不甘，他安排刘维连再去打听，有无未被盗过的墓，得悉惠陵东边还有一个墓没被盗过。郑存很兴奋，同年12月，郑存亲自带了7个人前去盗掘。本来以为一夜盗不开的，结果很顺利，当夜就进入了地宫。这次比滤坑收获大多了，据案发后他们交代，计有：翠镯2副、金镯1只、金九连环1个、金如意2个、金凤冠1个、翠牌子11块、玉牌子10余块、碧玺朝珠1串、青金石朝珠1串、金镶宝石戒指1个、翠戒指10个、翠烟荷包坠石链1串、翠珠1串、红宝石1块、紫宝石1块、大珠子1个、玉滚子1个。
这些东西共分成了10股，多出来的3股给了知情的二郎庙赵某、惠大村预定站岗的人，担心他们出卖大家，分别给了2股、1股。
1950年2月，新中国已成立了4个月，郑存还不死心，又发动一些人前去盗孝陵。因为洞口太坚硬，一时打不开，又遇上了民兵，才就此罢手，不久案发。首犯郑存被判20年徒刑。
据公安机关侦察，以郑存为首的盗墓团伙，从1949年1月至1950年2月，在1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盗挖了惠陵、昭西陵、定妃陵、慈安陵、定陵、惠妃陵、孝陵等7座陵园。
⊙被盗宝物去向调查：天价金凤冠砸扁卖黄金
到这里，民国最大规模的盗皇陵事件就全部交代完了，盗墓贼该枪毙的枪毙了、该判刑的判刑了。但是读者可能还有疑问：那些被盗出来的宝物呢，都弄哪去了？这里有必要说一下。
东陵内共有14座陵墓，除顺治的孝陵因估计随葬品不多而没有被盗外，其他几乎无一幸免。王绍义、张尽忠组织的超大型盗墓团伙，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先后盗掘康熙皇帝的景陵、咸丰皇帝的定陵、慈安太后的定东陵、同治皇帝的惠陵等一批皇家陵墓，盗得的宝物，可以说比孙殿英盗陵时更多。
因为参加盗陵的人太多，分赃是个麻烦事，又不能不分。王绍义和张尽忠当时想出了一个办法——比枪法定输赢、瓜分宝物。在盗了景陵后，看到金光闪闪、红红绿绿的宝物，这伙人你拿我抢的，乱成一团。这样不行，王绍义想出个鬼主意：以孝东陵殿檐上的人兽为靶子，看谁打得准，谁准谁得宝。
张尽忠和王绍义还设下圈套，用江湖上黑吃黑的一套来迷惑同伙。如他们预先安排好人，分赃时以枪响为信号，冒充军分区敌工部的人来敲门，问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由张尽忠假装出面应付过去，拿出宝物“贿赂”来人。实际上，这些宝物最后全“贿赂”到王绍义和张尽忠自己的口袋里了。
对这些宝物后来的下落，时任蓟县公安局局长的云光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了。其中一部分被政府收缴，而更多的则进入了北平，大多被国民党军统局没收了。
主犯张尽忠分得的一条金龙，便被军统局没收了。当时军统局特别成立“平津唐军警宪联合组织”，追缴从东陵盗出的宝物。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密令时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军统北平站站长的马汉三，迅速安排郑恩普、张树庭等特务全力调查“二盗清东陵”事件，同时作了周密部署，抽调人员，四路设卡。估计盗墓贼会急于将盗出的赃物带到北平变现，戴笠安排特工守在城内各家珠宝店里，捉拿前来销赃的盗墓贼；北平城内的侦缉队则堵住四门八巷，缉拿从马兰峪过来的人。结果，先后抓捕70余名参与盗陵的人，收缴赃物800多件，全都是稀世之宝。
戴笠后曾亲临北京，过问此事。这些“没收品”被马汉三、民政局军事科长李效愚等贪污了一部分。不久东窗事发，马汉三被保密局（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下令处死；李效愚被国民党法院判了有期徒刑，1951年又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了死刑。
人民政府收缴的一部分宝物也不简单。据于善浦《九龙杯之谜》一文，在上交的盗陵物品中，黄金的数量相当可观，有金戒指、已断开的小金塔、朝冠上的金凤凰等；还有大小不等的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珍宝饰物。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足有大半个脸盆，当时用老秤称了一下，重达5斤14两。其中有一个镶金的翡翠扳指最为别致，将之投进水盆里，立刻满盆绿光。这次上交的珍珠，足有一茶盘之多。其中，九龙杯是全部上交的盗陵赃物中的精品，是从裕大村盗陵犯田大化手中收缴的。
王绍义在被抓获后供述：盗出的珍宝很多，他和张尽忠分得最多，但大都卖掉了。其中一件康熙的鼻烟壶，在马兰峪集市上才卖了2斗玉米，一件玉如意卖了5斗玉米。他家里还藏着几件珍宝，有钻石、玛瑙、珍珠等，因当时路远，又无交通工具，没有去取。
参与盗陵的当地村民，在“宽大处理”的政策下，当时也交出了一些。当年办案时，只要认罪交出赃物，便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这部分赃物中主要是金子，赃物被卖掉的，则交现金折算。
其中最贵重的是传奇故事《杨香武三盗九龙玉杯》中说的那只“九龙玉杯”。它由一名人称田老七的盗墓贼交出，云光亲自接收的。
这些村民大都不懂古玩，更不知其价值，他们常常因等米下锅，以仨瓜俩枣的钱就将珍贵的文物卖了。新立村的盗陵犯刘维连，盗得了一顶金凤冠，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他却将其砸扁，按黄金的价钱卖了。
收缴的宝物如今还在吗？云光曾这样回忆——
据我所知，还有曹致福同志收缴后上交的一些东西(尺长白布袋子，装有半袋)。这些东西都集中在李铁亚专员的住处，很多人都见到过，包括区党委领导在内。此后这些东西究竟如何保存，就不得而知了。
1949年后，云光曾多次到故宫寻找那件价值连城的“九龙玉杯”，但一直未找到。这些宝物到底都弄哪去了？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是战争年代，这些珍宝不好保管，又急需用钱，遂送到北平卖掉了。
电影李向阳的故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可在遵化抗战的历史上，也曾有过一支李向阳式的游击队，如今，却鲜为人知，其战绩比“李向阳”还要突出，他的名子叫曹致福（晁子孚，55年授予上校，92年离世），以队长身份，亲率这支队伍连年打游击，屡立战功，多次受到军区通令嘉奖，名震冀热辽。他所领导的这支队伍原名“迁遵兴游击队”，后为“蓟遵兴游击队”，又名“六区队”。一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