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荆轲刺秦王，堪称大事，家喻户晓。人们言及荆轲，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燕太子丹率众宾客与其诀别的慷慨悲歌场面。《战国策·燕策三》这样描写：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夸张渲染，甚至演绎出了带有荒诞色彩的故事。司马迁曾感慨：“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荆轲论》五篇”。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其文已佚。后来吟咏其人其事，成为历代文学作品中的题材。人们大多持欣赏、肯定态度。对荆轲未完成刺秦“惊天伟业”，心存遗憾，感慨良多。荆轲也被涂抹了“悲情英雄”色彩，成了壮志未酬的“遗憾者”的代名词。
但事实上，荆轲是被“逼”出来的豪杰，其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战国三大刺客，豫让为了报答“知伯以国士遇臣”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刺杀赵襄子，体现“士为知己者死”的执着信念。聂政深感“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他为了回报韩国权臣严遂“看得起自己”的厚遇，觉得“应该”去刺杀韩傀。虽是被严遂利用，无关乎“正义”，但聂政却是出于自愿。豫让与聂政，都体现着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荆轲的行为动机，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起初，荆轲由卫至燕，“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后来好友田光告诉他，已在燕太子丹面前，举荐他去“图国事”。在田光自杀以激将后，“荆轲遂见太子”。虽然“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苦劝，但荆轲开始并不情愿，不为所动。“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于是，“太子丹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这实际上是强人所难，强加于人，非荆轲本意。即便如此，“久之，荆轲未有行意”。面对一再催促，“荆轲怒叱太子曰：'……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诀矣！遂发”。荆轲明知此去必死，但若不去，太子丹也不会放过他。两者结果相同，索性不如刺秦王而死。荆轲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身不由己才去刺秦王。谈不上重义轻生、反抗暴秦、勇于牺牲，并非充满豪情、义无反顾的“义士”或“高大”英雄。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许多地方或以简短议论，或以叙述甚至抒情口吻，表明态度。有时一字含褒贬。在《史记·王翦列传》里言：“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用一“贼”字，或许表明着情感色彩。《资治通鉴》删去了易水送别场面，可能表明了司马光并不称道的态度。
荆轲为何失败？曾在邯郸“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的鲁勾践，认为“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盐铁论·论勇》载大夫曰：“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陶渊明《咏荆轲》叹惋、贊赏道：“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法，颇为新鲜：
余谓荆轲之不成，不在荆轲，而在秦舞阳;不在秦舞阳，而在燕太子。舞阳之行，轲固心疑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待它客与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轲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怆，自知功之不成。
实际上，荆轲本人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对此已回答。“事所以不成者，以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因为此前太子丹设计的第一步计划为：“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此举不行，“因而刺杀之”。由荆轲现场行为看，应该也是想“活捉”秦王。但第一步不成功，哪还再有机会？此事由在现场、目睹事件全过程的侍医夏无且，讲述给公孙季功、董生。后者“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司马迁据此记载，应具真实性。
若荆轲成功，我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但荆轲若成功，对社会、百姓，果真是好事？荆轲刺秦王在公元前二二七年，此时韩已为秦所灭，其他五国都还在抵抗。秦国内部，大将王翦、辛胜、杨端、李信等手握重兵，正在外攻城略地。秦还有一个大将桓齮，被赵国名将李牧打败后降燕。“父母、宗族，皆为戮没。”秦王还用“金千斤，邑万家”悬赏其人头。杨宽《战国史》以为《史记·刺客列传》里的樊於期即桓齮。荆轲告诉樊於期：“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樊於期自杀。“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荆轲于是捧着人头，“与燕督亢之地图”，藏着“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的徐夫人匕首，去刺杀秦始皇。但荆轲若刺杀成功，秦国很有可能出现内乱，进而波及天下。对此，太子丹是清楚的。“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问，诸侯得合纵，其破秦必矣。”如此，燕与其他诸侯国，得以苟延残喘，这是太子丹想要的结果。苏洵《六国论》不无遗憾地设想：
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但试想：即使秦内乱，即使诸侯又合纵破秦，但天下大势得不到扭转，混乱分裂格局不会改变。不能解苍生之苦，不能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能顺延已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乱局面，推迟孟子所说“定于一”的历史进程。这无益于时代，无益于社会，无益于百姓。战乱多一日，民众苦海深一重。谁也不愿意再继续维持这种拉锯争战的惨烈局面。对其他诸侯国君臣而言，秦是最大敌人，但对天下生民而言，无休止的战乱，才是最大敌人，最致命祸患，最惨烈现实。越早结束战乱，百姓越早脱离深重灾难。所以，荆轲失败，对社会、对天下苍生而言，未尝不是好事。荆轲的行为加速了燕亡，也加速了秦统一天下的步伐，客观上又做了件好事。
人们对荆轲抱以同情、惋惜之情，很大程度上，是对秦抱有偏见，不愿接受来自西域的“虎狼之国”统一天下的事实。秦在征战杀伐的兼并战争中，确实残暴至极。如公元前二九三年伊阙之战，秦将白起大胜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二七三年华阳之战，白起大胜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公元前二六0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降卒四十五万;公元前二三四年平阳之战，秦将桓漪大胜赵军，斩首十万。面对暴秦，人们希望荆轲刺杀成功，在情理之中。
但话说回来。春秋战国“无义战”的几百年问，有哪个诸侯国君，不是“乐杀人”者？“嗜杀人”者？有哪场大战役，不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堆起累累白骨？齐国在公元前三一四年攻下燕国，“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使燕国百姓“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试想，在当时只能以战争平息战争的环境、形势下，有哪个诸侯国君能不靠血腥杀戮，而凭借善良、仁慈，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实现统一？这绝不是说秦国的行为合理，但在乱世年问，面对“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的现状，谁能及早结束生灵涂炭的战乱局面，统一天下，让社会安定下来，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谁就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谁就是时代的强者与英雄，抑或救星。这是民心所向，社会期盼，历史呼声。秦能统一，非老天青睐，“赋予”其使命，而是靠一场场征战取得的胜利，凭借武力硬生生“打”出来的結果。李白《古风》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统一与“天下应该统一”的“大势所趋”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正因如此，秦始皇堪称“千古一帝”，“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但统一之后，秦“仁心不施”，“乐以刑杀为威”。从思想文化发展史角度看，人们能接受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黄老文化，能接受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自由、丰富、开放、多元文化，能接受以仁义礼智信及忠孝等丰富内容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能接受外来的、倡导人们积德行善，有着悲悯情怀、敬畏意识的佛教文化，唯独不能认同、接受以暴虐、专制、集权、愚民、利己、享乐为核心的秦国文化。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的焚书，“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重法绳之”的坑儒，“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极端文化禁锢，试图摧毁思想的土壤，打碎文化的基石，摒弃精神的家园，远离心灵的故乡，毁坏文化的“根”与“魂”，割断赓续的文化脐带与血脉，扑灭氤氲的文化香火，建立异样、另类的“秦文化”，让后代人找不到思想的出发点，无心灵立足点，精神归属地，成为文化上的游子和流浪者，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虽然弟子对孔子评价很高，孟子也努力推崇其为圣人，但春秋战国分裂、混乱时代，孔子并未受重视，儒家思想不可能定于一尊。在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尊奉，使得民众膜拜，孔子地位历久弥高，以至于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孔子生而为圣。《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云：“昔仲尼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清人皮锡瑞《经学通论》“序”言：“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合此而无以自立者。”在中国历史上，谁要撼动孔子的圣人地位，谁要对“六经”不敬，谁就是在人为制造精神的荒漠，会激起民族的集体愤怒情绪。不仅情感上不能接受，而且会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这是一种浓厚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秦始皇正好犯了此大忌。他以征战杀伐统一天下，也要以暴力强势思维，建立具有鲜明秦国特色的专制文化，让儒家文化“断裂”，扮演了民族公敌角色，故成为人们一个不得解的厌恶心结。
人们同情荆轲，还应该与反感秦始皇个性、心术、人品有关。为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秦将王翦云：“秦王怛（骄横、粗暴）而不信人。”其他负面评价，如“秦王怀贪鄙之心”;“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再加上筑长城成为历代人心头恐怖的梦魇，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皇自然就成了一个被妖魔化的暴君，一个草菅人命、戕害生命的屠夫。对他无好感，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所以对秦统一天下，耿耿于怀，希望统一天下的不是强秦，遗憾荆轲未能成功。
但客观、辩证、历史、公允地看，不应将秦统一天下的功绩与统一后的暴虐混为一谈。任何时候，秦统一天下的历史意义都值得肯定。而秦能统一天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开放、包容的人才文化的成功，是持续不断的变法、改革、创新的成功。李斯《谏逐客书》给秦始皇“上课”，告诫他不要数典忘祖时指出：“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枝于晋。”秦自穆公始，眼光向外，形成了地不分大小，国不分强弱，人不拘身份，天下之才，“为我所用”的“大人才”战略。秦国养成了广揽天下贤能，集天下人智慧而取天下的好风气、大格局，取得了“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好结果。任用客卿，“使秦成帝业”。没有放眼天下，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大胸怀、大境界、大气象，很难“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人才文化的核心，在思想、智慧、谋略，其他一切都建立在此基础上，一切成功均在此前提下。《史记-秦本纪》言献公慕求“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实际就是求天下“最强智慧大脑”。即使到了公元前二二五年，在已露统一曙光前夕，秦伐楚，因不用老将王翦之计而大败后，秦王还亲赴频阳，登门向王翦检讨谢罪，并再次起用老将灭楚。秦的成功，印证了“得士则倡，失士则亡”的道理。
战国士人按地域分布、聚集，先后形成了很有特色的“五大学术中心”。《汉书·艺文志》言“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魏国形成了以儒家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术中心”;齐国有淳于髡、邹衍、慎到等“不治而议论”的辩士组成的“稷下学术中心”;楚国相继有以屈原、宋玉、景差等文学之士为主的“兰台学术中心”，以儒家荀况为首的“兰陵学术中心”;秦国有以吕不韦为首的“咸阳学术中心”。儒家的“王道”“仁政”，设想很美好，但那是天下统一、社会稳定后，理想的政治纲领。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乱年间，高喊“仁者无敌”，显得苍白无力。《史记》所记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认识，实为的论。齐、楚也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但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言：“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而文学显然无助于平定天下。反观秦国，吕不韦以富贾之身，弃商从政，以“仲父”之尊，最讲究实用哲学。他紧紧抓住统一天下是历史、社会、民众最大期盼、最迫切要求的时代“最大政治”，以灭六国、定天下为目标，抓住了时代的“牛鼻子”，点中了时代的“穴位”。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但“四大公子”之门，鱼龙混杂，不乏鸡鸣狗盗之徒，难成大器。不像秦国那样，汇集了一批文能运筹帷幄，武能攻城略地的能臣骁将，时代精英。
同时，“战国七雄”中，魏用李悝、赵用公仲连、楚用吴起、韩用申不害、齐用邹忌进行改革，但没有连续性，更没有形成传统。秦国先后任用客卿商鞅、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持续变法、改革、创新。秦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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