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浒传》的叙事布局，给人总的印象是一个乱。它既无《红楼梦》贾府那样井然的空间格局，也缺少类乎《西游记》的行旅主线，甚至连《三国演义》一分三、三合一那种相对松散的结构性叙述秩序也不具备。当然，梁山泊是个聚焦点，可叙述展开之时，它几乎是空寨一座，待到一百余好汉先后上得梁山，故事就戛然而止了。群豪上梁山如谷壑奔竞，众流归海，固然有迹可寻，但就各叙述单元而言，甚难找出其间的内在脉理。
金圣叹对《水浒传》研读之细，可谓四百年独步天下。他极言《水浒传》为文“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可是落实到文本层面，雄辩的他不免语焉不详起来。所举的“草蛇灰线”、“绵针泥刺”、“鸾胶续弦”诸法，计有十五条之多，讲的不外修辞和叙事技巧，属“字法”、“句法”，至多“章法”范畴，至于宏观“部法”鲜有涉及。谈到通篇布局，仅限于首尾呼应之类，如“石碣”三见，始于洪太尉放走妖魔，终于梁山排座次，中间石碣村三阮撞筹承前策后。凡此概论未免粗略，且与情节结构、文本肌理无太多关涉。
《水浒传》整体布局究竟如何？二十世纪以来，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不少。茅盾、聂绀弩等人认为《水浒传》由单篇故事组成，缺乏“有机的结构”，即使肢解成独立的中短篇小说也不会有“割裂之感”。后来又有人指出，全书以个人为线索的零散故事和梁山聚义大规模活动之间有着结构性关联。他们把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的故事稱作“局部”、“小情节”、“横向结构”、“折扇式的列传单元”，把梁山聚义称作“整体”、“大情节”、“纵向结构”、“群体性的战役板块”，认为两者前后呼应、相得益彰。只是，一涉及故事比重与组接、叙事逻辑以及布局与主题的关系时，大都笼统以“缀段式”、“联珠式”、“瓜蔓式”或“散点透视”作解。不错，《水浒传》故事的穿插衔接确实用了不少黏连技巧，事实上，古人对此也多有言及。说到全书结构，需要澄清的则是：那些零零散散的故事，其详略隐显、纵横断续与小说主题有无内在联系？
（二）
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从两个小角色入手：董超和薛霸。这两个人物无足轻重，但写得灵动难忘，作者显然是倾注了不少精力，其间似隐藏着某种玄机。
董超、薛霸暗害林冲未遂，被高俅寻事刺配大名府，后来卢俊义判流刑，又由两人解送。奇怪的是，董、薛押解林与卢，情节竟如出一辙：先是领取公文，押犯人至使臣房，回家收拾行装，接下来被请到酒肆密谈，收受银钱，答应取所押流徒的性命。押送途中投宿店家，恶意烫伤流徒双脚，摸黑起行，走到树林诡称想睡觉，将其缚于树干，临了说一通自我开脱的话，操起水火棍行凶。不单故事主线雷同，连支线也无二致：鲁智深和燕青得悉公人密谈，顿生疑窦，决定暗中护送，见机搭救。最后，鲁智深用禅杖隔开董、薛的水火棍，燕青则发短箭射死二人。两段文字，遣词修辞也多有重复，如“揭取脸上金印回来（做）表证”（1981年版《<水浒传>会评本》页181/1136），“百沸/煎滚汤”（页182/1137），“明年今日是你周年”（页184/1138），“提/拿起水火棍（来），望着（……）脑袋/门上劈将（下）来”（页184/1138），不一而足。
《水浒传》中不难找出情节相似的段落，但像这两处细节和语言都一一复制，通篇可谓绝无仅有。作者在处理相似场景时每每别出心裁，换个花样，金圣叹就称许过作者有绝处翻新的本领。按说，解送卢俊义一节，想避免雷同，对施耐庵而言并非难事。但他何以偏偏不为呢？不仅不为，而且起用董超、薛霸，令其故伎重施。之所以这样，恐怕是在提醒读者关注两处情节的同构性。顺着作者的思路，我们对照一下林、卢故事的梗概，或可看出一些端倪来：
林冲和卢俊义为人安分守法，无奈被设局陷害，走投无路，最后上了梁山。读者恐怕会问，小说既已成功叙述了林冲的故事，何以还要拉卢俊义来如法炮制一番？金圣叹已经注意到两者的同构性，称之为“锁一书之两头”，惜乎他没有循着这一困惑追问下去，否则就会触及《水浒传》的核心问题。
《水浒传》始于放走妖气，终于罡煞排座，中间不外是各路好汉上梁山。人们习惯把落草笼统概括为“官逼民反”，但卢俊义不是，卢俊义和林冲的平行故事貌同实不同，从而点出了上梁山落草的异质性。
林冲是个端方慎行之士，与人为善，遇事克制。当高衙内非礼其妻时，他还劝鲁智深“权且饶他”。野猪林获救，反为加害于己的公人说情。尽管如此，还是步步见逼，不得不落草。林冲落草是因为社会剥夺了他甚至只是作为流徒的生存空间，梁山作为社会之外的飞地成了他最后的避难所。林冲上梁山是他与社会冲突不可调和的必然后果，他逃离无所不在的恶势力，赋予了梁山正当性。
林冲是逼上梁山，卢俊义则是赚上梁山。卢俊义处境优渥，与社会本无冲突。其上梁山既非个人所愿，亦非社会所迫，纯为山寨网罗所致。宋江的网罗理由是“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且不管这理由是否真实与正当（宋江压根儿未因兵马来临发过愁），单看其网罗手段，与高俅、陆谦设计陷害林冲并无二致。宋江先是放话，说他极为倾慕卢某其人，不得之而不快，然后，罔顾卢俊义本人的意愿，假官府之手逼其就范。这一做法不比高、陆人道多少，唯一的区别在于宋江不欲置卢俊义于死地。宋江旨在赚卢，一如高衙内欲霸林妻。高家要杀人之夫而夺其妻，宋江则要灭人之志而夺其身。
逼上梁山和赚上梁山是罡煞聚集的两极，一是因社会亟欲除之，一是因山寨必欲得之。林冲和卢俊义的命运正是这两极最具代表性的个例。林、卢遭遇坎坷相似，折射出的却是相反的梁山理念——消极梁山和积极梁山。消极梁山是接纳落难英雄，积极梁山是有目的地施行猎头计划。消极梁山接受投奔者，人们主动而来，庆幸被接纳；积极梁山罗致不愿来者，之所以罗致，是因为这些人有利用价值。消极梁山是一个与社会对立的世界，一个山寨化的社会；积极梁山则是社会的延伸，即社会化的山寨——当梁山的赚人手段与高俅之流不再有别时，梁山就不复为他者，成了社会的一部分。
在梁山重要人物中，林、卢分别是最初和最后上梁山的。一前一后，一逼一赚，作者花大笔墨（所谓“林十回”、“卢十回”，篇幅大率相当）以对比手法叙述两人上山的曲折故事，不仅深化了上梁山的主题，也给了通篇小说一个宏观框架：逼上梁山和赚上梁山作为罡煞聚集的两极，为审视各路好汉上梁山提供了一个坐标。逼上梁山的好汉有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其故事大抵集中在前面；赚上梁山的好汉有李应、朱仝、徐宁等，他们的故事多在后面。从逼上梁山到赚上梁山暗示了一种发展趋势。如果追问，上梁山何以从“逼”蜕变为“赚”，就逼近了小说叙述结构的中枢。
林、卢故事作为外围大框架和小说中枢结构关联非常密切，因为林、卢二人不仅仅是逼上梁山和赚上梁山的代表，同时也是“造王者”。林冲火并王伦，推晁盖为尊，奠定了梁山事业的基础，这是一条明线。卢俊义造王则是沿着一条暗线，作者没有点破。卢俊义有造王之功，但初无造王之愿。事实上，他造王成功，全在于山寨中人对此毫无察觉，连他本人也懵然不知。
且看卢俊义是如何造王的。晁盖死后，梁山泊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本来，宋江作为副头领已是山寨实际操权者，由他继位顺理成章，不会出现任何权力过渡的动荡。不成想晁盖临终撂下这么一句话：“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话太令人意外了。晁盖、宋江本是生死之交，彼此有救命之恩，宋江甫上梁山时，晁盖曾主动让位。晁盖临死遗嘱，其言不善，分明是在阻止宋江继位。这句话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无可更改。以前宋江与晁盖意见相左时，每每径直提出自己的主张，经人附和，遂成定议。这次晁盖言讫而终，再无半点商量余地。
晁盖的遗命给宋江出了个老大的难题。试想，宋江被阎婆这样的老太太扭住都挣不脱，要捉史文恭，简直是闹笑话。于是，宋江远兜远转打起了卢俊义的主意。卢俊义一上山，看似多出一位竞争对手，实则不然。把卢俊义塑造成一个有争位潜力的假想敌，原来宋江与群雄之争的格局就转变为卢俊义与群雄之争了。如此一来，群雄的角色也变了。本来与宋相争，是各各为自己争，现在与卢相争，就莫名其妙沦为宋江的帮手了。群雄中不管哪位胜出，战果都会归宋江。卢俊义胜出也没用，他本无意争位，即使心存此想，群雄也不会臣服他的。议立晁盖接班人本是一件严肃的事，可凭空冒出个卢俊义来，身不由己充当了搅局解套的工具，捉拿史文恭确定寨主的既定方针遂变成无谓的走过场——不管史文恭落入何人之手，晁盖的遗愿注定要落空。
当然，没有卢俊义，宋江八成也会得位。他的所谓“权居尊位”，时间一久，“从权”之名自然而然会变成“行权”之实。届时，将无人撼得动他。问题是，有晁盖的那句话在前，总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作为造王者的卢俊义，其真实作用与其说是帮宋江得位，毋宁说是为他得位而正名。有卢俊义不自觉地唱双簧，宋江就可以大演谦让秀了。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后，宋江不是力主他上大位吗？卢俊义坚辞，宋江不是也并未顺势就位，而提议分打东平、东昌二府，以恭听“天命”吗？最后是“天命”让他先攻下了东平府——攻打东昌府的卢俊义知趣地按兵不动——没办法，他宋江只好勉为其难居尊了。七拐八绕，早把晁盖遗嘱丢到了脑后。最后碣石天魁天罡名次一排，宋江的地位有了上苍的加持，更加铁板钉钉了。
卢俊义虽没有像林冲那样直接造王，但在梁山权力过渡时起了关键的作用。就像林冲为晁盖清除了王伦一样，他为宋江清除了晁盖遗嘱。林、卢二人一显一隐，一主动一被动，为梁山完成了权力交替，从而决定了梁山的政治格局。从文本结构看，林冲奠定了梁山基业，卢俊义化解了梁山的合法性危机，一前一后，构成一个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中，小说的中心线索也就变得清晰起来：伴随着晁盖影响力的式微，宋江迅速崛起。
（三）
宋江是《水浒传》的核心人物，有人甚至把《水浒传》称为“宋江传”。宋江的故事主要集中在所谓“宋十回”，这十回居于小说正中，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宋十回”可以视为宋江的江湖发迹史，从中可见其影响力是如何急剧上升的。作为江湖人物，宋江武功也好，品行也罢，了无过人之处，然而一回回下来，他声誉日隆，影响渐大，甚至在落草前已隐然成了江湖领袖。表面上看，这归功于他“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的义气，可是纵观宋江所作所为，殊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曾在《宋江这个人》（见《读书》2004年第5期）一文中提到，《水浒传》语涉宋江时，往往出现两个层次。对小说中大多数人物来说，宋江是个正面英雄，人们一听到“及时雨”的名号，无不拜服甘供驱使。然在元叙述层面，宋江却是另一副模样。就在各路好汉拜服宋江之时，作者时不时用冷幽幽的笔调提示一下这些好汉认知上的偏差。小说人物和宋江的交接限于一时一地，容易被“义士”名头瞒过，但读者知道前前后后更多的事，可以对照识别。此外还有另一个参照系，可以反衬宋江，这就是叙述武松故事的“武十回”。“武十回”和“宋十回”关系密切而特殊：从形式上看，文字两端互相穿插，仿佛打了两个结，把宋、武故事拧在了一起；就内容而言，两人的故事结构完全契合：
武松和宋江的故事，起承转合，形式上节节对应，铢两悉称。两人都是开头做了一件大事：一是打虎，一是放晁盖。打虎是英雄行为，武松乐得指认死虎，讲打虎过程；放晁盖是奸雄作为，做时偷偷摸摸，事后讳莫如深。打虎靠的是硬碰硬的拳脚功夫，所携哨棒一开始就折断丢开，凸显武松不讨巧、不假于物的壮士本色。而宋江放晁盖玩的却是花花太极拳。当他听到何涛要抓捕晁盖时，附和说晁盖是“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以骗取信任。再利用何涛的信任拖延时间，让官府的捉晁计划告吹。武松打虎是在无人处，但马上传扬开来，“哄动了那个县治”；宋江放晁是在人稠处，周旋于何涛、茶博士和伴當之间，骑马穿街，“慢慢地离了县治”给晁盖报信，做得密针细线，神不知鬼不觉。打虎在于行，放晁在于言，一实一虚。另外，打虎在景阳冈，放晁在东溪村，两个地名一阳一阴涉笔成趣，似在暗示两件大事本质上的不同。
打虎与放晁也体现出武松和宋江的禀性之别。武松打虎时，惊就是惊，慌就是慌，神威就是神威，手脚酥软就是手脚酥软，困乏就是困乏，无时无刻不是真性情的流露；宋江放晁时，骂晁是蒙，不引见知县是欺，说“分拨家务”是诳，让巡捕稍等是骗。为稳住何涛抽身去报信，他隐瞒了所有实情，所吐之言也无一句不假。待他私放晁盖回来，立刻做出一副慎之又慎的样子：把何涛直引到知县书案边，并叫挂上回避牌，让人觉得他最担心泄密。
宋江和武松命运的转折点是杀人官司。杀阎婆惜和杀潘金莲初看似无可比，实则暗合之处颇多。两个女人都好淫，阎婆惜向宋江输身，但鄙弃其人而另结新欢；潘金莲是勾引武松被拒，然后移情西门庆。宋江纳妾之初，“夜夜與阎婆惜一处歇卧”，比及杀人时，了无一丝念旧之情；武松在拒绝潘金莲挑逗时，当即正言相告，若让他遇上没人伦的事，“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宋江有始无终，武松则是一以贯之。
再看杀人过程。宋江、武松原本都无意行凶，盖因事由凑巧，最终闹出了人命。宋江的通匪物证被扣，情势虽急，仍无伤人性命之必要，只消夺回招文袋销毁证据便可化险为夷。无奈这个“学得武艺多般”的主儿“舍命的夺”也夺不回来，于是萌生了杀人之念。武松得悉潘金莲毒死乃兄，也仅是报官而已。只缘知县不准所告，念兄仇难报，才决定私了。如果说宋江杀人是怕惊动官府，那么，武松杀人却是因为官府不肯作为。前者是为躲避刑罚而更严重地犯法，后者则是因执法者枉法不得已自己执法。武松杀潘金莲，先收集证据，再诉诸官府，在手刃凶手祭兄时，有伏辩，有证人，而且事后立即投官自首。虽系越权私刑，但行事坦荡，有理有节。反观宋江杀阎婆惜，先是求情，求情不成，许诺，许诺不成，抢夺，抢夺不成，遂起杀机。也就是说，先耍嘴皮，再使拳脚，文武两招都不灵，最后只好借助凶器，行凶后急急逃避法网。阎婆惜即使通奸，也罪不当死，她偶获宋江通贼证物，借此要挟，充其量是想狠敲宋江一竹杠。宋江倘能使她相信自己会信守诺言，即使变卖家产也会交付所索黄金一百两，那么，他们约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证物，也不至于出事的。闹到争夺招文袋的田地，说穿了，是阎婆惜不相信宋江会兑现其承诺。对一个江湖人士来说，弄到连枕边人都不信自己言出必行，情何以堪，更不要说揎拳捋臂和一个弱女子争夺了。退一步讲，就算这是情急无奈之举，只消把证物抢来销毁，任阎婆惜去告官，空口无凭，也不足为患。要命的是，在这场不体面的抢夺战中，声称“爱习枪棒”的男子汉竟丝毫占不了上风，再无回旋余地，只好行凶灭口。仔细想想，阎婆惜之死无他，乃是须眉不敌巾帼所致。这般怪事，相较于武松杀潘时人神共鉴的坦荡，不仅窝囊，而且龌龊。
同是犯下命案，武松鸣官自首，宋江则销声藏匿。后来被捉，宋江和武松一样发配。到了发配地，宋江到处塞钱，武松不屑贿赂，反求速刑，不愿寄下棒杖。第二次下狱，武松因为打蒋门神，宋江因为题了反诗。同是酒后所为，情形也不一。醉打蒋门神是武松受施恩之请，且不管施恩为人如何、优待武松动机如何，至少他识英雄，敬重英雄，从武松的角度看，报答施恩乃义之所在，无可推托，虽则为此付出了遭陷入狱的代价。宋江题反诗却是酒后流露出“潜伏爪牙忍受”的内心纠结，宋江要报的是“冤仇”，与武松报恩大异其趣。宋江刺配他乡，是自作自受，不知这“冤仇”二字从何说起。他言必称忠君，潜意识里的“凌云志”却是要赛过杀人如麻的造反者黄巢。
最后的报复也有一定的可比性。武松血溅鸳鸯楼，除手刃仇人外，还有家属从人十余口，未免滥杀。宋江火烧无为军，说是“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吩咐手下不要与其兄“黄面佛”为难，也“不可分毫侵害百姓”，听起来似较武松人道。可就在那个月白风静之夜，宋江一帮人将黄文炳满门斩杀，断送了大小人命四五十条。既然报复与黄文炳之兄无干，那么，四五十口妇孺又何辜之有？再说，黄文炳与张都监不同，并未构陷害人，只是报告分析了宋江的反诗，其后拆穿其诈疯逃刑的骗局而已。宋江的死罪，这一次也纯系自找。己蓄异志，反诬他人，借言报仇，荼毒无辜，比之鸳鸯楼上的腥风血雨实有过之。
宋江和武松经历相似，但为人行事迥异。武松处处显露真性情，宋江每每遮遮掩掩，让人捉摸不透。武松始终如一，宋江见风使舵。武松一诺九鼎，宋江多番食言。宋江的一大长处是乐施济众，然计其全部所施，也没有武松一次转手送给猎户们的一千贯打虎赏银多。那些如阎婆、唐牛儿被他坑害之人，理应救助，他却分文未给。唐牛儿和郓哥的情况有些相似。郓哥给武松作证耽误生意养活老爹，武松流配上路还不忘馈银，而助宋江逃身被当作替罪羊刺配军州的唐牛儿，其下落如何，有着“及时雨”美誉的宋江却不曾过问。宋江跟武松对应之多，连武松酒量大而宋江多吃几口鱼便“泻了二十来遭”的细节都兼顾到了。武松这面明晃晃的镜子，照得宋江无所遁形。
（四）
回到《水浒传》的结构。“林十回”和“卢十回”构成群雄上梁山的大框架，为检视落草原因和山寨性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张力场。有了这个张力场，读者目光就会聚焦在处于小说中枢的“武十回”和“宋十回”。这两段文字交叠而又彼此映射，阐明了什么才是好汉行径。《水浒传》是一部好汉史诗，但小说中找不到哪个故事可算作中心事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说真正的中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情节高潮，而是武松和宋江的人格对比，两人截然不同的处事信条和行为方式，重笔勾勒出好汉与非好汉之别。出人意表的是，恰恰是那个各项好汉指标都远不及格、在武松光彩映照下甚至显得有些卑琐的宋江，反倒成了梁山群豪之首。这无疑是《水浒传》最为发人深思之处，这也是小说的深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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