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阿克顿勋爵
约翰 · 爱默里克 · 爱德华 · 达尔伯格-阿克顿，第一代阿克顿男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st Baron Acton，1834-1902），任剑桥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理论政治家。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对某些国家或民族来说，历史可能是一种羁绊和负担，但若想从历史中解放，最稳妥、最可靠的手段，却是对历史的认知。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历史有怎样的认知，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会拥有怎样的未来。因此，正确认识历史，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无比重要。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人类对历史存在种种错误认知。而有一位历史学家，却以他的警醒和洞见，纠正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模式，帮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升境界。他就是阿克顿勋爵。
人们从阿克顿勋爵《自由与权力》《近代史讲稿》等著作中，总结了以下四条认识历史的思想路径，每一条都是直达底层的历史思维：
1、历史不在于多，而在于真
在人类历史中，有许多虚假历史，最典型的就是出自专制君主之手的“历史”。他们为了维系自身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要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挣脱权力的宰制，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
阿克顿认为，历史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其丰富性，而在于其可信性。虚假的历史堆砌得再多，也等同于垃圾，还不如没有。人类唯有在可靠的历史事实中，才可能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
2、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永恒
人们通常以为，历史的主要意义就是为当下提供经验教训。这并没有错，但若仅仅如此，却会有点狭隘。因为，“当下”总是充满纷争与躁动，而神圣、公正的信念应当超脱于其上，需要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
阿克顿说，“在可信性之外，是超然性问题”。历史意义的关键一点，就在于“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读历史，在于思索事物的起源和根源，从而获得一种超然性的智慧。
3、真相重要，但道德更重要
面对历史，如果仅仅关注真相，往往容易得出错误结论。比如古代贵族统治有许多弊端，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平民统治更优的结论。正如阿克顿所说，“问题不在于哪个具体的阶级不适合统治，而是所有的阶级都不适合统治”。如果没有人类整体普遍的道德，任何统治都是危险的。
阿克顿认为，“观念时常反复，行为规则经常变化，信条亦有兴衰，唯独道德法则铭刻在永恒之碑上” 。因此，历史必须有道德和信仰贯穿其中，必须回到对人本身的关怀。失去了道德原则的约束，历史极容易造成盲目的仇恨，变成对屠杀的召唤。
4、历史伟大，见证神的智慧
阿克顿认为，如果不考虑到三千年的历史，我们便不能在近代近百年的历史观察中发现哲理。但相比古代史，对近代史的认知更加重要。因为近代史中人类从野蛮向文明的转变，有助于我们看到，“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
近代史“讲述着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自身生活的记录”，近代史“仍然牵制着人类的步伐，困扰着人类的心灵”，近代史的每一部分“都包含着极其珍贵的教训”。如果我们不知道利用其中的先例和教诲，将来只会重蹈覆辙，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以上四点只是阿克顿勋爵对历史洞见的一小部分，他以道德法则警示的，是整个人类的弱点，以及普遍的人性。独有的超越视野，独特的历史关怀，让阿克顿成为先知般的预言者，但也注定了他只能是历史的少数。
一般的看法里，历史研究看重的是科学方法、客观事实、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阿克顿的历史研究，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回音，他所强调的，恰恰是我们眼中离历史最远的那些点——自由、道德和信仰。这种独特的历史视角，是国人所陌生的，也是国人所匮乏的——或许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国都没能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根本原因所在。
阿克顿勋爵的《自由与权力》和《法国大革命讲稿》《近代史讲稿》主要谈论的都是近几百年间的历史，却涉及了关切人类自身的所有重要问题。
阿克顿不是简单地陈述历史，而是从历史的道德关怀出发，警惕权力，反思自由，重拾道德。这样的思想，是当下大多数历史书籍都无法提供的，它在今天焕发出了更耀眼的生命力，帮助人们从自由的传统中理解自由的真义，从道德的法则里寻找人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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