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原题：《婚姻生活中的问题》。
婚姻、爱情以及女权主义
米塞斯 著
王建民 冯克利 崔树义 译
在现代夫妻所向往的契约婚姻中，婚姻和爱情是一体的。有爱情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没有爱情却结为连理是不对的。在千里之外安排好的皇室婚姻让我们觉得很古怪，在这样的婚姻中，就像有统治权的家族的大多数思想和行为一样，可以听到暴力时代的回声。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向公众表明这是有爱情的婚姻，这个事实表明，甚至皇室也难免受到资产阶级婚姻理想的感染。
现代婚姻生活的冲突首先是由于激情洋溢的时光毕竟有限，而契约却是终生的。诗人席勒在谈到资产阶级婚姻生活时说，“Die Leidenschaft flieht, die Liebe muss bleiben（激情已逝，爱意需存）。在大多数有了孩子的婚姻中，婚后的爱悄无声息地渐渐淡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朋友般的绵绵情愫，偶尔会被昔日爱情的重新闪现所打断；共同生活成了一种习惯，父母在孩子们身上对青春年华的重温，为自己的被迫节制找到了慰藉，因为衰老已使他们气力不济。
但是也不尽然。人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适应短暂的人生旅程。对信徒来说，信仰给他带来宽慰和勇气，使他能够把自己视作永恒生命织锦中的一缕丝线；宗教为他在创世者的不朽计划中安排了一席之地，使他能够超越时空和生老病死，升入天国的牧场。有人则从哲学中得到了满足；他们拒绝相信有一个仁慈的神，因为这种观念有悖于经验；他们对那种廉价的慰藉也不屑一顾，因为它来自一种臆造的虚幻结构，来自一种凭空想象的方案，给人们造成世界秩序的幻觉，它不同于他们身处其中的、他们必须承认的秩序。不过，广大民众则采用其它方式。他们麻木不仁的屈从于日常生活；他们从不想眼前之外的事，完全受情绪和习惯的摆布。当然还有第四种人，他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找不到安宁。这些人无法再有信仰，是因为他们已经品尝过知识之果；他们无法让自己反叛的心平静下来；他们情绪躁动，心理失衡，无法体征人生观以适应现实生活；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的争取和把握幸福；他们竭尽全力推到阻碍他们本能的栅栏；他们绝不想委曲求全；他们要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他们不是从奋斗的过程中，而是从完美中，不是从战斗中，而是从胜利中，追求幸福。
这种性情的人，在初恋的野火逐渐熄灭后，是不能忍受婚姻生活的。他们对爱本身提出了最高的要求；他们对性对象的期望值过高。仅仅出于心理的原因，较之性情平和的人，他们注定更快的对亲密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极易演化成嫌恶。爱变成了恨，与曾经爱过的人一起生活变成了一种折磨。如果有人不知餍足，不愿淡化代入爱情婚姻的幻想，学不会把婚姻生活无法满足的欲望加以升华，把他们寄托在孩子上，那么这种人就不是为婚姻造就的。他会通过争取幸福爱情的新点子挣脱束缚，一遍遍地重复这出老戏。
但是，所有这且都与社会条件无关。这种婚姻的破灭，并不是因为夫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下，也不是因为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病根不在外面，而是在里面；他来自当事人天生的秉性。有人荒谬的认为，既然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种冲突，这种病态的婚姻生活中的缺陷肯定是由婚姻态度造成的。真相是，婚姻与爱情是两码事，人民并不期待婚姻生活给他们带来持久而明媚的幸福。只有当契约和自愿的观念作用于婚姻是，夫妻才会要求他们的结合应当永远满足欲望。单凭爱情是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爱的幸福在于赢得情人的欢心，在于实现和她结合在一起的愿望。这里不必讨论如果没有得到心理满足，这种幸福是否还会持续。但我们确切地知道，得到满足的欲望迟早会冷却，想把易逝的浪漫时光变为永恒纯属徒劳。婚姻没有能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无穷无尽的陶醉时刻，使它在爱的喜悦中熠熠生辉，我们是不能为此而谴责婚姻的。为此而谴责我们的社会环境同样是没有道理的。
婚姻生活中由社会条件引起的冲突已经微不足道了。没有理由假定：没有爱情的婚姻图的是妻子的嫁妆或丈夫的财产，或经济因素给婚姻生活造成痛苦，就像相关文献经常谈到的那样，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人民愿意，总是很容易找到出路。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婚姻是让个人适应社会秩序的手段，这种秩序为他划定了带有各种任务和要求的一定活动领域。有些人天生出类拔萃，能力大大超出常人，不能忍受这种调整大众生活方式的手段中必然包含的强制力。这种人有着内在的渴望，他要设计和实现伟大的目标，他宁死也不愿有辱使命，他不会为儿女之情压抑自己的渴望。在伟人的生活中，无论爱情、女人以及她相关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这里说的不是那种把性欲彻底升华，使之转向其他渠道的伟人，例如康德；也不是那些热情似火，如痴如醉的追求爱情，无法避免忍受婚姻生活不可避免的失望，以不竭的精力从激情奔向激情的人。甚至那些婚姻看似正常，对待性的态度与常人无异的伟人，也无法长时期受婚姻的束缚而心理不烦。伟人不允许自己因为对身边的甚至最亲近的人的关怀而受到羁绊。伟人试图摆脱或至少是松动已成枷锁的婚姻，以便自由飞翔。已婚夫妻必定手挽手漫步于凡夫俗子之间。谁想特立独行，就必须挣脱婚姻。能够找到一位乐意并且有能力与他一起孤独前行的女性，有如此福气的伟人确实罕见。
这是早就得到公认的事实。大众对此完全接受，所以谁要是背叛了妻子，他便觉得自己有权以此作为借口给自己开脱。但是伟人寥若晨星，一种制度不会因为有一两个人不适应它就变为不可能。婚姻制度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威胁。
19世纪的女权运动似乎对婚姻制度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击。它的代言人宣称，婚姻迫使妇女作出人格上的牺牲。它为男性提供了发展个人能力的充分空间，却剥夺了妇女的一切自由。这是婚姻制度不可改变的性质使然，它硬是把夫妻捆在一起，使弱势的妻子降格为男性的仆人。靠改良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救治之道是废除整个制度。女性必须为打碎这个枷锁而战，她不仅可以自由的满足性欲，而且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必须用给双方以自由的松散关系取代婚姻。
顽固坚持这种观点的女权主义激进派忽略了一个事实：阻碍妇女的权力和能力发展的不是婚姻，不是她受到男人、孩子和家务的束缚，而是影响妇女身体的性别机能这个更加有意思的事实。妊娠和哺乳占去了女性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男性在这段时间却可以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成就大事。有人或许认为，生于负担的不平等分配是大自然本身的不公，或是认为生儿育女对于女性来说不值得。但是这些观点丝毫不能改变事实。也许女性能够做出选择：要么放弃对于女人来说最为深沉的愉悦，即做母亲的愉悦，要么放弃她在人格方面向更加男性化发展的努力。也许对她而言不存在这种选择。也许她压制自己的母性欲望会使她的全部女性机能受到伤害。但是，不管哪一条属实，事实仍然是，只要她做了母亲，不管已婚还是未婚，她的生活就不能像男性那样无拘无束了。天子卓绝的女性，即使做了母亲，仍可能小有所成；但是由于女性面对性别机能的首要要求，天才和最伟大的事业是与她无缘的。
如果女权运动追求的是男女法律地位的平等，如果它追求的是妇女的法律和经济自由，使她们能够依照自己的喜好、愿望和经济状况去发展和行动，那么就此而言，它不过是主张和平的自由进化的伟大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支。一旦它越过这个界限而攻击社会生活制度，以为这样就能排除天生的障碍，它便成了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儿，因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从社会制度中发现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的根源。它要通过改造这些制度去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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