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收听↑ 文/约翰·里德 播/文月
饥荒或者是饥荒的威胁，对于古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永远是生活中一个残酷的事实——尤其是在城市。
强大的社会政治体，如雅典，完全依靠私人企业来保证持续和充足的谷物供应，政府很少参与。但是对于罗马，人口增殖的绝对规模，将这个问题放大了许多倍。
如希腊一样，私人企业是罗马供应安排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当城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家园，它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就深信首都的食品供应不能交给商人来管，他们只会在事情顺利时变得更加富有，而在运转失败时却不承担责任。
因此元老院日益卷入其中。谷物供应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内容。
确实如此，历史学家杰弗里·里克曼（Geoffrey Rickman）在他的罗马谷物供应的研究中指出：
如果在此事上有一条应该予以强调的线索，那就是为了支持罗马的粮食供应，国家缓慢地但持续性地、越来越多地卷入大范围的行动。
在这个领域，也和罗马历史上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显示出国家和个体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变化，无论这个个体是一个农夫、发货人，还是面包师或者大都市的谷物受纳者。
供养罗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比仅把食物放进居民肚子里要复杂得多的多。
罗马坐落在一片广大的火山灰平原上，土壤非常肥沃，很适合耕种谷物庄稼，因而天生具备养活比希腊更多人口的能力。
事实上，在罗马发展的早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的引水渠的建造就表明，比起食物来，水才是城市供应方面的更紧迫问题。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食品供应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增大，于是城市的位置显得不是很有利了。
据估计，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少有五十万人居住在罗马，养活这么多人，可就是城市关心的最主要问题了。
公元前123年，在保民官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的统治下，提出法律，规定每个罗马公民享有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固定价格，每月定量配给谷物的基本权利。
其目的在于平抑由于供给不同而造成的价格波动。但是用税收来支付补贴的政策，需要得到供应者的支持，这就在其后的六十年中成为一个政治热点问题。
一份有关扩大谷物配给受益人的法律在公元前62年通过，并且，在克洛迪乌斯（Clodius）成为保民官的四年之后，完全废止了谷物配给还要付钱的做法。
从此以后，每月定量供应谷物（完全免费），面向每一个有资格的公民，就成了罗马管理机构的职责（私家商人还可以继续供应给那些不符合条件的居民以及城中大量的奴隶人口）。
不仅如此，克洛迪乌斯的法律涉及比谷物配给更大的领域，涵盖了所有有关公共和私人的供应，以及农田、订约和谷物的储存。
很明显，克洛迪乌斯试图以公权控制的方式，来阻止私人贸易者在损害公民和国家的情况下投机获利，但是他的行为造成了国家和个体私权空前的冲突。
克洛迪乌斯的法律受到了罗马公民的普遍欢迎，但是却带来了严重后果；至少是在免费谷物诱惑下的人口增长。
大量的乡下穷人涌进罗马，希望得到好处，对于那些居住在周围社区的人，这个城市忽然变得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或是拥有或是创造出一个证明来表明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整个家庭迁往城市以获得配给。
更有甚者，城里许多有钱的大户开始解放他们自家的奴隶，因此可以将养活他们的费用转嫁给国家。
这就使得这些前奴隶主获得双重利益：由法律机制所限定的奴隶在获得解放的时候，仍然继续从事各自的服务和劳动，前主人也仍然保留了奴隶生产出来的利益，但同时却把维持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开销转移给了国家。
西塞罗声称，公元前58年废除的谷物配给收费制度，花掉了罗马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强。
学者们提醒到，这只是浮夸的说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城市极大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保证足够谷物供应和向合格公民分配这件事情上。
这个体系努力迎合不断增长的需求。只要配给一时跟不上，麻烦就蔓延开来，政府随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权力和罗马公民的免费谷物是紧密相连的。
这是无处逃避的。在22年，提比略皇帝（Emperor Tiberius）在一封给元老院的信中，心情忧郁地陈述了这个问题的分量以及皇帝的最后责任：“这个责任，元老院的议员们移交给了（皇帝）；如果它被忽视，就会造成国家的毁灭。”
自然，有关谷物配给的花费及安排，总是这个城市里政治阴谋的强大因素。
公元前46年，尤利乌斯·恺撒企图限制合格受益者的数量来减少开销，但是有关谁是谁不是合格者的争吵，使他的计划难于进行。
三年之后恺撒被暗杀，他的计划也随之灭亡，而广泛的免费谷物配给却持续了几个世纪——后来还变得比恺撒时期更加慷慨。
塞维鲁（Septimius）在位时间从193年到211年，除了免费粮食，还分发一定量的免费油；奥勒良（Aurelian，270-275）在配给单中又增加了猪肉和葡萄酒。
现已查明，免费的谷物配给大约一直是每人每月45千克，贯穿谷物配给历史的始终。
这足以提供每人每天3000-4000卡路里，很充裕地符合现代所推荐的，每个成年男性每天2900卡路里的定量。每月45千克，一天不到2千克，在单个人获取和搬运的层面上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和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的人口增长同步，把它放大十倍百倍千倍。
如此规模的重担，被克洛迪乌斯压在了国家权力机构身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需要获得和分配的谷物总量十分巨大，而且不能有半点闪失。
学者们相信罗马的人口增长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飞速增加。
其中的主要因素是上层阶级的财富增长，进口更多的家用奴隶，而为他们服务的手工匠人、小商店主和劳工的数量也在增加，而且，从贫困乡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持续不断，所以这一切都促成了人口的迅猛增长。
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公共建筑和实用的房屋、柱廊、市场、码头，都证明了这种增长，同时清洁用水的需求也一再加大。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攻占了罗马之后，这座城市就稳定下来，持续增长。当局既无意重新建设，也不打算控制其增长。
到了奥古斯都成为皇帝时（公元前27-公元14年），罗马已经是一个拥挤的地方（偷工减料的房屋、混乱不堪的街区，为了自家安全而建造高墙），却很容易受到火灾和洪水的侵害。
其中只有一两处公共场所具有不同的建筑风格。城里大约有100万人口——所有人都要吃要喝；多数还得由国家掏钱。
一份确定为公元前5年的记录表明，奥古斯都自己报告说，他当年要分配免费谷物给32万个合格公民，这意味着其他那些人（包括48万个妇女和儿童，以及20万个奴隶和其他居住者）都要从公共市场上获得供给。
假设这些无资格的居住者的需求比免费配给的人均定量少一些，奴隶得到的定量和有详细记录的其他时期相同，就能够估计出来，那时的罗马一年要消耗掉272800吨粮食——每星期超过5000吨。
今天，5000吨的谷物可以铺满一艘散装货轮的舱，可以装满一百年前的一百辆火车货物车厢。在罗马时期，维持如此巨量的供应，日复一日，完全依靠人力和最原始的机械工具，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没有什么能和这个相比。事实上，如果城市的粮食供应有哪怕一点点的不安全或是不稳定，无论罗马还是它的权力机构和帝国，都不能长久存在。
罗马人极其擅长规划和修建道路。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先是在意大利，之后是帝国的各省，都修建路网联结到罗马。这些道路经过精明的勘测和完美的建造，许多罗马时期的道路结构都经久耐用，有些路线一直沿用到近现代。
他们最初是为了军事目的——给罗马军团提供最为迅捷和直接的路径到达各个地区。贸易通常紧随着战旗之后，尽管有分布广泛的军队、堡垒和要塞，罗马人也倾注了大量努力，确实吸引了当地的贸易，但是道路系统并没有在沿途产生高水平的稳固的贸易活动。
罗马每星期需要5000吨粮食（还有好多别的东西），可以想见，在通向这个城市的所有道路上，该是怎样的繁忙景象。
尽管一些本地谷物和其他一些产品确实是从道路运抵城市，但要供养整个罗马，仅以道路运输的方式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是个明显的事实，无论道路建得多么好，在上面运送货物（尤其是又大又重的货物）是非常慢而且极其昂贵的。
这里有几个因素。首先，尽管罗马的道路测量和建造得无与伦比，但是却通常不够宽，不能并肩走两辆货车，因此，单列行走是唯一的选择，常常是一个方向的车队要离开道路，等待另一个方向的车队通过。
第二，罗马笨重的四轮牛车只能装载半吨谷物，而且一小时走不到3公里（古代一直用牛这种又慢又稳的动物拉车，直到发明了适当的马具，才用上马力）。
第三，每辆车都要两头牛拉车，一个人赶车，由此带来了人和牲畜的食物及水的每天供应，以及夜晚沿途的宿营地问题。因为罗马每星期最少需要一万辆车，所以这就意味着，在这上面的花费要比他们运进来的谷物的价值还要高。
此外，在城市周围合理距离内的谷物种植区，产量不够规模。最终，罗马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去建设和维护道路，比建立一个帝国所投入的要多得多。
事实上，在罗马，对于粮食供应这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水路运输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台伯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帮助，谷物从上游产地用船运到城市，但是量太少了。城市不得不去远方寻找，并且实际上，在它控制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依靠从国外运进粮食来养活。
罗马军队在公元前146年征服了迦太基，使得罗马不仅获得了北非地区的农产品，还得到了迦太基所控制的西西里、撤丁岛和西班牙的农产品。
为了加强粮食供应，6000名罗马公民被安排到北非高产的农地上定居，最终罗马从这些北非殖民地得到的谷物，每年至少20万吨。
与此同时，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之后，尼罗河三角洲富饶的谷仓也在罗马的掌控之中了，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从这里每年用船运到罗马的谷物超过10万吨。
年复一年，这些外国土地上的粮食收成是如此巨大，又是如此可靠而有规律，这就要求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
安排谷物的耕种和收获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而送往港口的车辆及驴子和骆驼队的运输安排就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此外，因为收获谷物是在夏天，不管多么迅速地收割和运送到港口，也不能当年用船运走全部收成，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谷物不得不储存过冬，以待来年装运。
谷物散装储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还需要有守卫人来保护不受啮齿动物和小偷的破坏。
要装下这么多的谷物，需要足够大的筒仓，还要十分坚固，能经受住散装谷物各个方向的相当大的压力。温度和湿度的控制也很关键。如果温度升高到15摄氏度以上，就有可能遭受象鼻虫和甲虫侵害；如果湿度超过15％，谷物就会发芽和腐烂。
在亚历山大港，谷物储存在巨大的谷仓里，由罗马官员掌控，一直到装船去往罗马的那一刻。
在运行的各个阶段（从田间到打谷场，到运输、储存和最后装船去罗马），负责的官员都要签发和接收收据，以保护自身免于法律追究并防止受骗。
在装船沿尼罗河运往亚历山大时（大概也是一个长途航程，就像去往罗马一样），习惯的做法是将散装谷物的样品封装起来，随船一起递送。
这些样品被称为“迪格马塔”（digmata），有时是以小罐的形式，有时是扁皮袋，上面贴着标签，详细记录装船过程和负责人的情况。
在杰弗里·里克曼的罗马谷仓的研究中，提到一个公元前2年的实例，是用一个罐子做样品（迪格马塔），在它的一边不仅写有两个船长的名字，船的徽章、名称、等级，以及担任护卫的士兵部队，并且陈述了罐子里的样品是一船货物中特定年份指定品种的谷物，是由特定管区的谷仓官员称量出来的，为特定时期税收的一部分。
在这份陈述的结尾处，声明货物封装是同时由两个人的印章加封，并且有一个证人确认封装的样品（迪格马塔）和日期。
但是如果最后船没能到达罗马，所有这一切努力（包括谷物生产、良好保存及装船）就统统白费了。船队横跨地中海是供应事业中最伟大的成就。
想象一下吧：仅仅是要在木船中保持谷物干燥（没有现代的包装条件）就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命题，而且航行本身（没有机械条件）也绝不是现今人们所享受的那种地中海的巡游。
有些船能装1000多吨，有些只能装不到100吨。平均看来是在340-400吨，这就意味着最少需要800艘船的货物才能满足公元前5年罗马的需求，也许实际数量更高些。这是充满挑战的航程。
船只失事、海盗抢劫和损毁都会导致损失惨重，但是罗马的谷物供应必须保证。
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公元前57年，全罗马的谷物供应的总指挥官庞培（Pompey）督促在大风暴面前踌躇不前的船长们起锚离开非洲。他亲自在甲板上领航，用鼓舞人心的话语下令开船去罗马：“航行重要，生命不重要。”
庞培的名言流传很久。在中世纪，这一名言被镌刻在了不来梅的商业同业公会的大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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