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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发展重点与对策建议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2023年经济工作做安排部署时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如何建立新型能源体系呢?本随笔将就此与读者聊天,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一、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与语境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关于能源转型与低碳化,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能源转型做出安排。如2020年、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明确要求“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从语境上看,与新时代、新发展观、新发展格局等概念相匹配。

新型能源体系,是以碳排放强度或总量作为“标尺”的。

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具有全球影响的书中首次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概念。里夫金认为,当今世界正从前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以化石能源为支柱的能源体系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可持续能源体系的转型,并把这种新型能源体系变革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工程院“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究”课题组(2017)提出,力争用20至30年的时间构建起“需求合理化、开发绿色化、供应多元化、调配智能化、利用高效化”的新型能源体系。

总之,这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确保圆满完成“双碳”目标任务而提出的关于能源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任务。

新型能源体系,本人已写了一些文章,认为要体现在安全保障之新、结构成分之新、创新驱动之新、治理体系之新,以及理念、标准和价格、投资、金融等相关领域支撑体系之新等方面,关键是能源组成低碳化、能源供应安全化、终端消费电气化、供需平衡智能化,核心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二、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原则与主要路径

新型能源体系,最主要特征是安全高效、绿色低碳,并表现为由传统能源安全向非传统能源安全的变迁,由传统能源体系向非化石能源体系的转型,由能源生产侧变革为主向生产与消费变革同步转型,而所有这些转型必须以能源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为前提,既要体现在安全观念上,也要体现在结构组成、技术支撑、能源产业与用能产业等领域的变革上。

结构优化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的重要内容。能源结构优化方向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例,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大力推行终端用能电气化。

稳妥有序、安全降碳,这是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对于以煤炭为主要一次能源的我国而言也十分重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则提出,要推动煤炭和非化石能源优化组合。

虽然我国要控制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但从资源禀赋和能源安全出发,只能循序渐进,因为“欲速则不达”。结构优化涵盖天然气特别是非常规天然气占比提高,因而要立足页岩油气革命、加快新能源革命,重点关注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等项指标。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认为,中国在未来五年内能源低碳化的四项优先事务,转向更清洁的能源电力、提高工业能效、交通部门电气化、利用碳捕获方法加速大气中二氧化碳去除等。

能源转型委员会(ETC)指出,清洁电气化应是全球能源脱碳的首选途径;到本世纪中叶发展形成净零排放的经济体系,能源体系必须进行深度调整,实现从二氧化碳密集型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的重大转变。ETC在“通过加速能源转型构建能源安全”的报告中,聚焦于到2030年改善能源安全、加强供应稳定和限制未来化石燃料价格冲击影响的中期行动,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加速对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的投资,以及提高能源效率。

我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总体原则思考是:

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鉴于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的长期性、艰巨性,将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工业升级、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的路线图具体化,以多源协同、优势互补、适应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为导向,制定切实可行的工笔画、施工图,推进能源、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科技、政策、市场等要素的衔接。实施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上下游耦合,形成能源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的格局。

三、我国能源转型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以往路径

我国能源转型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般规律,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中,除寻求“用炭不排碳”的化石能源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利用之外,在蓄能、智慧化方面也要“补短板”,促进能源供应端多元化低碳化、用能端高效化柔性化、枢纽端数字化智能化。并呈现以下新特点:

一是煤炭消费占比将持续下降,尽管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仍未达峰;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占比增加明显快于其他国家。由人为不可控的性质所决定,安全性不能完全寄托在技术解决方案上。

二是未来结构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尤其是能源利用的经济性;如果人造太阳技术取得突破,核电比例上升也未可知。短期看,要加快发展集风、光、水、火于一体的现代能源基地,以电网为枢纽进行能源系统调控,促进电、热、冷、气等能源深度耦合,用户侧电能替代、储能设备、用能负荷及多系统协调,以提高能源系统安全性、灵活性和综合效率。

三是对新能源电力体系具备调控能力。依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十四五”我国将通过实施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推进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力争到2025年,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规模超过2亿千瓦;合理配置储能规模,加速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运用,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达到6200万千瓦以上、在建装机容量达到6000万千瓦左右。

总之,我国能源结构组成将不同于发达国家或世界平均的能源组成,也不会重复世界平均或发达国家曾经历的由煤炭到油气再到可再生能源的升级顺序,而从煤炭消费为主直接向可再生能源+电力为主转变。

四、对构建我国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议

以绿色低碳视角重新审视传统能源开发利用方式、审视传统能源生产利用过程重塑的可能性及关键环节。

要坚持两手发力,形成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和运行的长效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完善支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拓展市场化投融资途径,将清洁低碳能源项目纳入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的试点范围,形成清洁低碳能源行业供应链金融。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和评级方法,创新开发适应清洁低碳能源特点的绿色金融产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碳中和债等绿色债券,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具有碳减排效益好的项目支持。

形成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的新局面。2021年7月,我国启动了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本质是向市场主体发出碳排放需要付费的信号。要做好综合协调和权衡,使工作有抓手,规划项目能落地,结果可显现、可考核,从而为国家繁荣、民生改善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实现“双碳”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要推进“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探索建立清洁低碳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合作机制。完善外商投资相关支持政策,落实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吸引和引导外资投入清洁低碳能源产业领域。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跳出行业看行业,从国家发展全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框架出发,要顺应绿色低碳发展国际潮流,以世界标准、国际眼光进行全面规划,符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关注并用好国家战略和政策。

要依靠创新驱动,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以能源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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