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影视陕军”,有一个人永远无法绕过,那就是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
所有中层干部一律就地免职,择优推选新的干部团队,把领导平均年龄从五十多岁变成了三十多岁。
大量提拔年轻导演、编剧和摄像,打破之前电影人在制片厂必须从学徒做起,熬资历的惯例,让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担纲剧组负责人。
厂里的年轻人只要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不但报销路费学费和自行车维修费,工资照发。半年时间吴天明送了一百多个人去北电进修,还在厂里举行各种培训班,甚至以身作则带领职工学习英语。
每年电影拍摄计划分成三个类型:第一类拍观众爱看的商业片去赚钱,第二类拍政府需要的主旋律影片收回成本,第三类拍些吴天明口中“陈凯歌、田壮壮这样的赔钱货”去国际上拿奖。
吴天明执掌西影厂的那几年,挖掘、培养和资助了如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何平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主力军,也诞生了张艺谋的《红高粱》、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孩子王》、何平的《双旗镇刀客》等等这些载入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作品。
知名编剧芦苇如此评价他:“没有吴天明,就没有第五代。他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也是第五代真正的精神教父。”
彼时的西安,就是中国电影人心中的圣城麦加。
2008年,王全安的《纺织姑娘》在北京做后期,剧中的纺织女工甲需要配一句台词,副导演马飞打电话让我帮个忙。 那天早上,我和百十号群演一起站在北影厂门口的马路边,他们等活儿,我等马导。前前后后不下三拨人跑来问我:“姑娘,我这儿有个戏,去么?”每一次,我都摇头拒绝,对方看我的眼神好像在看傻逼:站在这片走出过王宝强的沃土上,不演戏你是上天吗? 大约半小时后,马导终于坐着一辆印有西影标志的小面包出现了,在我关上车门的一瞬间,隐约听到一位老大爷酸溜溜地说:“哎哟,原来是西影的呀。”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影厂成了西影股份有限公司,故事片的产量和质量虽大不如前,可仍出品了李杨的《盲井》,顾长卫的《孔雀》、《立春》,王全安的《惊蛰》、《图雅的婚事》等票房惨淡但口碑极佳的好片。
2009年,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又变成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除了国外电影节获奖国内票房扑街的王全安的《团圆》,广电总局审查十几遍修改十几遍最终故事支离破碎票房一样扑街的王全安的《白鹿原》,然后就是参投了几部票房和口碑都飘忽诡异的商业电影。
哦,差点忘了还有《钱学森》、《黄克功案件》、《德吉的诉讼》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保证你不仅没看过,连听都没听过(公务员除外)。
老大哥西影日渐衰落,少壮派的曲江影视鲜少有电影作品推出,反倒是近年异军突起的陕文投,拿出了一部娄烨执导的《推拿》,虽然内陆票房只有1327万,却在柏林电影节和台湾金马奖上斩获了多个重量级奖项。
如此低的产量,实在担不起“影视陕军”这个名头。
后者开播第一天就在CSM52城收视率调查中拿下了前三名的好成绩,此后没有一集的收视率跌下过1%,首播平台是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两个大台,口碑也从未掉线,被称为当之无愧的“2016年现象级剧王”。
《平凡的世界》的原作者路遥是陕西人,故事也发生在陕西,然而,这部电视剧的项目开发和制作团队,却是上海的尚世影业和北京的华视影视(现更名为华视娱乐),而陕文投则是拿固定回报的参投方。说白了,不管陕文投投不投,都不会影响这部剧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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