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万爱花，我不是慰安妇，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在1992年，万爱花出席东京国际听证会的时候，日本的新闻界在写道她的时候，称其为“中国慰安妇”，她对此十分愤怒，严肃地反驳，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她原名叫刘春莲，出生在内蒙古河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一个极度贫寒之家。
（备注，河林格尔县，即今天的黄陵县）
不过，有关她的具体出生年月日，无论是在中科院近代史专家刘萍的慰安妇调查论文中，还是在陈丽菲教授的调查论文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按说，出生于那个年代的人，出生日期能够记载如此清楚，实属不易。
刘春莲出生日期为——1929年农历12月12日，阳历日期为1930年1月11日。
刘春莲的命运比较凄苦，家庭原本贫寒，其父又是个缺乏担当的大烟鬼。
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中国极多之人沾染鸦片，此恶习不仅让家庭陷入经济困境，而且让更多人的身体陷入萎靡不振之状态。
刘春莲的父亲为了弄钱吸食鸦片，竟丧心病狂到打起了女儿的主意。
当时刘春莲才4岁，正是需要父母之爱的年龄，但是她那狠心的父亲却为了把她卖个好价钱，将其虚报年龄为8岁（因为刘春莲个头长得比同龄孩子要大一些），卖给了一个人贩子。
幼小的刘春莲就和另外几个孩子被人贩子带着，几经周折，最后来到山西盂县羊泉村。村中李五小家人见刘春莲长得结结实实，便买下给儿子做童养媳。
到了李家，刘春莲被改了名字，叫灵玉。
从此，小灵玉就开始了辛苦的童养媳生涯。在此期间，她打扫家务、少华做饭，各种活计都开始学着做。
在小灵玉不到10岁的时候，即1938年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第14大队侵入山西盂县。因此处是战略要地，所以日军在占领此地之后，收罗了一批汉奸，成了一个伪县政府。接着，以伪县政府为爪牙开始在各处设立据点。
但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抗日热情十分高涨，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部队，在日军攻入山西的同时，八路军第115师便开进了山西，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始建立革命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盂县各处，包括羊泉村都逐步建立了积极抗日的党支部。
可以说，盂县的处境最为复杂，它处于双重权力控制之下。
一方面是日寇、日伪组织，对国人进行严酷镇压。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积极抗日。
小灵玉虽然小，但也知道保卫家园驱逐日寇，因此在日军侵入盂县后，她就加入了村里的儿童团，还被选为团长。
在她16岁的时候，实际上只有12岁，当年她父亲将她卖给人贩子的时候虚报了4岁。接受了新思想的灵玉选择了与童养媳时定的丈夫李五小离婚，嫁给了村干部李季贵（李季贵比她大29岁）。
在同一时间，小灵玉在共产党员张兵武和李园林的发动介绍之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任八路军十九团团长的刘桂华在了解了灵玉的苦难童年后，十分同情，便给她改名，叫克灾。所谓克灾，就是希望她以后能够克服灾难，迎来幸福。
克灾总算找到了组织，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在党组织的栽培下，她积极表现，之后被推举为羊泉村村支委员、副村长，以及妇救会的会长。
随着战事的推进，中国军民的抗日步伐越来越有力，日军感到了恐慌，尤其是在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为了破坏抗日力量，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在扫荡中，对占领的村庄，尽可能的都建立据点、或修筑碉堡。盂县境内，修筑的据点、碉堡都多达22个。紧挨着羊泉村的进圭社，在1941年9月5日，也设立了碉堡。
随着日军据点的增多，境内最先遭殃的便是妇女。因为，凡有日军驻守之地，必会有慰安妇，这已经成为侵华日军的耻辱性配置。
虽然形式险峻，但是克灾的抗日工作依然没有停止，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她积极参与组织的抗日活动。可是，非常不幸的事发生了。
1943年6月，进圭社据点的日军突然来到羊泉村进行扫荡，根据后来的情况可知，应该是因为有人高密。结果，克灾猝不及防，没有来得及逃走，将她与同村的其她4个女子一起抓走，带入进圭社据点。
在进圭社据点，日军立即开始了对克灾的审讯，逼问村中的党组织，以及其它村共产党员的名单。克灾拒不回答。于是，日军便在白天，将克灾捆绑在窑洞外面的大槐树上抽打她。到了夜里，便将她拉回窑洞中奸污糟蹋。
整整21天，克灾忍受着痛苦和屈辱，没有向日军透露一丝一毫的信息。并且，在第21天的夜里，她趁看守的汉奸熟睡，偷偷逃了出去，回到了羊泉村。
按说，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逃回，就赶紧离开吧。但是克灾没有，她还要继续党组织的工作，和敌人做斗争。这种精神和勇气，令人敬佩。实际上，正是因为有无数这种置生死度外的华夏儿女，才撑起了日军无法攻克的长城。
但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斗争，风险特高，在1943年8月18日。进圭社和西烟两个据点的日军，从两边合围羊泉村。克灾不幸，再次被抓。
这一次，她被抓紧去29天。在这29天里，日军再次对她进行了噩梦般的审讯和蹂躏。但是，在9月16日，克灾再次逃走，回到羊泉村。
不过，在12月8日，日军又来包围羊泉村，克灾又一次被抓。
只是这一次，日军非常痛恨她。因为抓了两次，都被逃走。为了惩罚克灾，日军对她进行了非常残忍的折磨。白天，由三名日军轮流审讯，但是克灾什么也不说。这令日军恼羞成怒，惨遭酷刑折磨，数次昏迷不醒。又被日军丢入窑洞充当慰安妇，遭受蹂躏。
时至1944年1月28日，克灾严重昏迷。日军踢了踢她，好无反应，便以为她死了，让汉奸将其抬出去丢到乌河。
一位路过的同村老人看到后，忙将其救走，私下偷偷送到其丈夫的妹妹家中。家人看到克灾的时候，她已经是只有一口气了，其模样之惨，令人睹之泪目。身体都彻底变了形，肋骨和胯骨全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深陷进胸腔，而腰部则陷入骨盆。此外，右边的耳垂其中一块也被扯掉，残缺不全。更残忍的是，她的头顶因被日军用有钉子的木板捶打，头顶部有凹陷，且有两处疤痕处永生不再生发。
想想都觉得凄惨，一个原先165厘米高的漂亮女子，其身体硬生生被折磨得萎缩了18厘米，仅有147厘米。
家人忍住泪水，设法给克灾救治，总算保住了命。可是因为身体饱受摧残，使她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都不怎么能够行动。
命运的灾祸总是结队而来，正当克灾身陷磨难的时候，不久她的丈夫也因患食道癌不治离世。
在这种悲绝的境地，为了活下去，克灾再次改了名姓，叫万爱花。
3年顽强地与死神抗争，最终终于能够下地，可是，她需要再用两年时间才能生活自理。
但是，等她能生活自理的时候，更大的困扰又来了，正如万爱华在采访中说的：
“我那样一个人，在农村的环境里，是很难活下来的······”
万爱花一句话中透露着太多的无奈，原因是我们是一个很容易就进行道德绑架的民族。尤其是在农村，一个女子若被人奸污，尤其是像万爱花这样遭受日军奸污长达3个月，等于失去了作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贞洁。虽然，人们心知肚明她是遭受了日军的欺辱，但是在战后的时期，她依然难免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当然了，除了这种乡村道德困扰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进入特殊时期的时候，在那个敏感而疯狂的年代，万爱花因为曾经遭受日军的蹂躏，被迫做过3月的“慰安妇”，被开除了党籍，遭到了审查。
总之，各种原因都让万爱花的命运变得更加曲折起来。
后来，万爱花没再婚，领养了一个女儿，叫拉弟。
可是，她不想女儿因自己的过去遭人非议，于是就离开了盂县，来到阳曲，后又从阳曲来到太原。此后，就在太原租了一间小房子（后来搬到了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宿舍），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幸好领养的女儿特别懂事，对万爱花很亲，万爱花的内心总算有了一些温暖。
万爱花说：
“拉弟小小年纪就懂得照顾我，经常在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外出要饭，维持活下去······”
因为万爱花的身体遭受迫害太过严重，加上当时条件有限，腰骨和肋骨的断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她的身体一直处在病痛之中，几乎每天都需要进行按摩治疗来减轻痛苦，尤其是阴雨天的时候，会更严重。因条件有限，万爱花就自己学会了按摩，自己给自己按摩。
但是，万爱花并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人生。她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在为自己的冤屈积极申诉，尤其是强烈要求恢复党籍。1994年，万爱花找到了当年能够证明她参加过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老干部张国英，此时张国英已经是孟县县长。
对于万爱花的遭遇，张国英深表同情，当即站出来为她作证。后来，还有李孟孩、高昌明也都站出来为万爱花作证。就这样，在老革命的证明下，万爱花断了近半个世纪的党员关系，又给恢复了。
不仅是党员，还是党员干部，组织对万爱花的工资也开始按时发放，一个月50元钱（工资是从1995年开始发）。
后来，随着日军在二战中逼迫占领地妇女为慰安妇的历史不断揭露出来，各国的声讨和谴责之声，不断发出。1992年，在日本东京首次有组织的召开了一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为了表达对侵华日军的愤怒和谴责，65岁的万爱花勇敢地站了出来，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之声，要求日本政府对在侵华时期对中国女性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和赔偿。
此后多年来，万爱花老人一直在积极配合各种国际组织，包括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努力揭露日军的罪行。时至2013年9月4日凌晨零点45分，万爱花老人离开了这个这个世界。
在万爱花去世后，她的养女说：
“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对日本的诉讼，她早说了，让我继续打官司，我做女儿的，一定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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