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贡献5000字总结 (视频+文章)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表彰Claudia Goldin推动了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今天，主要通过文字简要介绍一下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贡献。

今年经济科学领域的得奖者克劳迪娅·戈尔丁，通过对档案的梳理以及整理和对历史数据的校正，首次全面解释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戈尔丁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奇且令人惊讶的事实。女性的选择往往受到婚姻以及对家庭和家务责任的限制，这是她分析和解释模型的核心所在。

她的见解远远超越了美国的边界，在许多其他国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她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劳动力市场。

关于Claudia Goldin，简要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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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IA GOLDIN，生于1946，是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目前担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她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性别与经济研究小组联合主任，并在1989年至2017年担任了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GOLDIN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她的大部分研究通过历史的视角解释现在，并探讨了当前关切问题的根源。她于2021年10月5日发布了最近完成的书籍《事业与家庭：女性百年走向平等之旅》（美国经济学会前主席Goldin教授写了本关于性别不平等的书籍）。

GOLDIN曾于2013年至2014年学术年度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0年，她成为哈佛经济学系的第一位终身教职女教授。

GOLDIN以她在女性和经济领域的历史研究而闻名。她在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涉及了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历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共学、避孕药对女性职业和婚姻决策的影响、女性婚后姓氏变化作为社会指标、女性如今成为本科生的多数的原因，以及女性就业新生命周期等。

GOLDIN开始以美国南部经济为研究对象。她的第一部著作《美国南部的城市奴隶制》是她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她与已故的Frank Lewis合著的被广泛引用的论文《美国内战的经济成本》（1978年）也是在这个领域。后来她与Kenneth Sokoloff合作研究了美国早期工业化以及女性工人、童工、移民和工人阶级家庭的角色。从那时起，她意识到女性工人在经济史中受到了极大的忽视，于是着手研究女性劳动力的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她在这方面的重要论文包括《性别监控成本和职业分工》（1987年）、《已婚女性的生命周期劳动参与》（1989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女性就业崛起的作用》（1991年）。她的著作《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的经济史》（1990年）讲述了美国女性就业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崛起，以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为什么在收入和就业方面存在性别差距以及为什么这种差距一直存在。

在完成了关于女性劳动力经济史的著作后，GOLDIN着手研究美国教育史。她首先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高中运动以及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塑造的文章，最终在经济史学会主席演讲中总结成《人力资本世纪与美国领导力：过去的美德》（2001年）。随后，她与LAWRENCE F. KATZ合作，以了解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历史以及其与教育进步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产生了许多与该主题相关的论文，并在2008年发表了《教育与技术的竞赛》一书。这对合作伙伴还共同撰写了2016年的论文《在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证书的价值：一项实证研究》来评估大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

GOLDIN继续研究各种当前关切的主题，并且许多研究成果成为她共同编辑的论文集的一部分。这包括移民限制的起源、美国失业保险的创立以及新闻媒体在减少腐败方面的作用。

历史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劳动市场中的性别差异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许多高收入国家中女性参与有偿工作的比例增加了两倍。这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最显著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之一，但仍然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直到1980年代，研究人员才首次采用了全面的方法来解释这些差异的根源。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为我们呈现了“对女性在劳动市场中扮演的历史和现代角色”的全新而令人瞩目的见解。

在全球范围内，大约一半的女性参与有偿就业，而男性的比例则高达八成。当女性从事工作时，她们通常会获得较少的收入。了解女性和男性在就业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如何以及为何存在，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至关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如果女性没有同等参与劳动市场的机会，或者她们在不公平的条件下参与，那么劳动力和专业知识就会被浪费。若工作岗位不是由最合格的人担任，这在经济上是低效的，如果执行相同工作的薪酬不同，女性可能会失去工作和职业发展的动力。通过将经济史中的创新型方法与经济学方法相结合，戈尔丁表明许多不同的因素在历史上影响了，并且仍然在影响着女性劳动力的供求。这些因素包括女性在兼顾有偿工作和家庭方面的机会、教育和育儿方面的决策、技术创新、法律和规范，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反过来，她的研究结果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就业率和薪资差异如何以及为何存在。为了获得这些见解，戈尔丁回顾了整整两百多年的历史。

投过后视镜回顾过去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社会经历了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技术变革。当代工业化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享受着稳定的经济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趋势会遵循相同的轨迹，但戈尔丁的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透过后视镜审视（回顾过去），她使我们了解了随着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当代社会转变，女性的境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然而，这面镜子的一些部分因历史资料中对女性工作的低估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需要清除这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当这一工作完成后，戈尔丁能够通过分析修正后的历史数据以及新的历史数据来形成完整的图景。当她将视线投向美国历史时，这幅画面变得极为清晰。她能够辨识出一些具有开创性的模式，这些模式不仅挑战了现有的认知，也改变了人们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历史和现代角色的理解。其中一个模式呈现出U形状。

U型曲线

在戈尔丁于1990年出版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之前，研究人员主要关注了20世纪的数据，并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与女性从事有偿工作的人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的增长，有更多的女性参与了工作。然而，由于早期数据几乎没有被研究过，这种关系在较长时期内仍然不清晰。

戈尔丁首先观察到，在现有数据中，女性的就业率经常被错误地记录。例如，过去常常在人口普查和公共记录中将女性的职业标注为“家庭主妇”，但即使她们结婚了，也并非自动意味着她们除了家务劳动外没有其他工作。事实上，女性在农业或各种形式的家族企业中与丈夫一起工作的现象并不罕见。女性还从事家庭内的手工业或生产工作，比如纺织品或乳制品，但她们的工作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总是被正确记录。通过整合历史时间利用调查、工业统计以及人口普查等新型数据库，戈尔丁成功地校正了关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她发现19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远高于官方统计所示。举例来说，她的修正表明，已婚妇女的就业率几乎是人口普查中所登记的三倍。

通过追溯数据至18世纪末，她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新历史事实：在19世纪工业化兴起之前，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劳动力市场。其中一个原因是，工业化使得许多已婚妇女难以在家工作，因此很难平衡工作与家庭。戈尔丁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记录了这一点——利用了十多万名18世纪费城的女性家庭主妇的数据。尽管她能够证明在工业化时代许多未婚女性参与制造业（在某些州，高达40％的年轻女性从事工业工作），但总体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出现了下降。相对于先前已知的20世纪初的上升趋势，戈尔丁展示了女性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历史参与呈现出一条持续两百年的U型曲线。鉴于整个时期内经济增长保持相对稳定，戈尔丁的数据显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历史上的一致关联。

我们现在了解到，在美国，这种U型曲线并不是唯一的现象，它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这些见解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描述女性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期望经济增长会自动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然而，是什么解释了这些差异呢？为什么平等进展如此缓慢？戈尔丁确定了婚姻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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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已婚和未婚女性的就业率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大约20％的所有女性从事有偿工作，但只有5％的已婚女性这样做。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上升趋势开始的时期：U型曲线向上转折的时期。戈尔丁表明，技术进步、服务业的增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女性劳动力的不断增加的需求。然而，社会污名、法律和其他制度障碍限制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戈尔丁还确定婚姻的作用比以前所认为的更为重要。

戈尔丁指出，被称为“婚姻禁止（marriage bars）”的立法通常会阻止已婚女性继续担任教师或办公室工作者。尽管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已婚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些领域被排除在外。这种立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及其后几年达到了高峰，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戈尔丁还证明了在缩小男女就业率差距的过程中，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女性对未来职业的期望扮演着重要角色。

期望的重要性

劳动力市场涵盖了不同世代的人群，每一代在做出人生选择时都面临着不同的情况。戈尔丁提出了一种基于世代的方法来分析当一个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会发生什么。例如，在20世纪初，大多数女性只被期望在结婚前工作几年，然后在结婚后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影响了她们的教育选择。戈尔丁表明，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女性可能会基于后来没有实现的期望做出决定。

20世纪下半叶，社会变革意味着已婚妇女在子女长大后经常重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她们当时所拥有的工作机会也许是基于二十五年前做出的教育选择，而那时根据当时的社会规范，她们并不被期望要有一个职业生涯。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母亲都是家庭主妇。当她们的母亲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时，她们的女儿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教育道路。换句话说，当女儿们规划未来时，并没有期望自己将来会从事某种职业，直到后来她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以拥有一份持久而有意义的职业。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低估了她们未来会参与职场的程度；她们的期望与实际结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逐渐趋于一致。因此，在那个时期，年轻女性更加注重接受教育的投资。近几十年来，女性越来越倾向于深造，而在高收入国家，女性通常比男性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

婚后，许多女性通常会长时间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20世纪下半叶大量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但女性的平均就业水平增长幅度很小。此外，考虑到那些长期在家照顾子女的妇女在女性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了大部分比例，基于世代的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进展看似比实际情况要慢。例如，如果一个世代的劳动参与率为20％，而后来的世代为40％，那么平均参与率将为30％（假设这两个世代的规模相等），尽管在这两个世代之间，劳动参与率实际上翻了一番。然而，即使社会规范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新模式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女性的就业水平，但近年来的一些基本变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规划和拥有职业的机会。其中一个变革竟然是一颗微不足道的药丸。

避孕药的力量

在20世纪60年代末，避孕药的问世改变了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期望——这是一种易于使用的家庭计划和避孕方法，女性可以独立控制。戈尔丁和她的合作者劳伦斯·卡茨通过利用不同州份在不同年份内提供避孕药的历史数据，证实了避孕药的显著影响。戈尔丁发现，避孕药导致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也影响了她们的职业选择，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涉足经济学、法律和医学领域。受到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女性，她们在年轻时就能获得避孕药。换句话说，避孕药让女性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清晰了解她们的期许，这为她们在教育和职业方面投入更多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即使避孕药对教育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影响，也并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全消失。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差距已经显著缩小，但要了解其历史变化，戈尔丁再次决定回溯历史。

历史上的收入差距

戈尔丁以整理来自各种来源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关于男女收入差距的首个长期系列。她运用了跨足两个世纪的数据，清晰地揭示了许多在历史上关键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革实际上对女性带来了积极影响，甚至在平等议题成为优先考虑之前。在工业革命时期（1820-1850）和行政及文职服务需求激增时（1890-1930），性别收入差距显著缩小。然而，尽管经济蓬勃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上升，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翻了一番，但在1930年至1980年期间，收入差距基本保持稳定。

利用这些统计数据，戈尔丁还清晰地揭示了20世纪随着服务业的增长，影响女性的薪酬歧视现象的显著增加。在此之前，女性通常在薪酬以计件工作为基础的行业从事工作；在这些行业中，无论男女，薪酬都是根据他们的生产力来确定的。从19世纪末到1940年代，制造业中可以归因于歧视的男女薪酬差距从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换句话说，令人惊讶的是，在男女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薪酬歧视也在增加。其中一个原因是逐渐放弃了计件工作合同，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月薪的薪酬制度。戈尔丁表明，随着现代薪酬制度的引入，雇主更倾向于受益于那些拥有长期连续职业生涯的员工。因此，期望不仅对潜在的女性雇员起作用，也对潜在的雇主产生影响。

育儿效应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高收入国家，尽管许多这些国家已经实施了平等薪酬立法，而且女性通常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通常在10％到20％之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呢？戈尔丁试图精确回答这个问题，并在其他方面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关键的解释：育儿。

通过研究随着时间推移男女之间的收入差异，戈尔丁和她的合作者玛丽安·贝尔特兰以及劳伦斯·卡茨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证实了初始收入差异微不足道。然而，一旦第一个孩子出生，情况就会改变；女性的收入会立即下降，并且相对于有孩子的男性来说，即使她们拥有相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收入增长速度也会明显较慢。其他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戈尔丁的结论，即如今在高收入国家，育儿现在几乎可以完全解释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异。

戈尔丁指出，这种母性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当代劳动力市场的性质来解释。许多行业期望员工在雇主的要求面前保持持续可用和灵活。由于女性通常承担了更多育儿责任，这使得职业晋升和收入增加变得更为困难。而那些难以与兼职相结合的工作也使得减少工作时间的人（通常是女性）更难在家庭和职业之间取得平衡。所有这些因素对女性的收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展望未来

通过梳理档案，整理和校正历史数据，戈尔丁为我们呈现了许多新奇而令人惊讶的事实。她也使我们对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以及她们的工作需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女性的选择往往受到婚姻以及对家庭和家务的责任的限制，这是她分析和解释模型的核心所在。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差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想要影响这些差异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了解其存在的原因。对于一段时间内女性的职业期望和教育水平落后于男性的情况来说，对信息和教育的投资，或者消除制度障碍的立法可能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在女性已经具有高就业水平并且可能比男性更受教育的社会中，同样的投资可能效果有限。例如，我们知道，仅仅让女性接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是不够的；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在生育子女后规划和筹资重返劳动力市场，或者更灵活地工作，可能会更为重要。

戈尔丁的研究还教会了我们，改变需要时间，因为影响整个职业生涯的选择是基于后来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期望。美国历史以及许多其他高收入国家类似的发展表明，变革可能在汇总统计数据中隐藏几十年，因为新行为最初并没有显著的整体影响。只有当在劳动力市场上采用新行为的群体开始达到中年，并影响到年轻女性的职业选择时，劳动力的重大变化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我们之所以了解到所有这些，要感谢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我们还知道她的见解远远超出了美国的边界，在许多其他国家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她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劳动力市场。

Goldin, Claudia在该领域的主要文章汇总如下：

Goldin, Claudia. 1977.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The Origin of Black and White Differences, 1870 and 18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1): 87–108.

Goldin, Claudia. 1984.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Female Earnings Functions and Occupa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1): 1–27.

Goldin, Claudia. 1986.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arly Republic: Quantitative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6(3): 375–404

Goldin, Claudia. 1990.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ldin, Claudia. 1988. “Marriage Bar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arried Women Workers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50s.”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747.

Goldin, Claudia. 1995. “The U-shaped Female Labor Force Func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P. Schultz (ed), 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in, Claudia. 1998. “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2): 345–374.

Goldin, Claudia. 2005. “From the Valley to the Summi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Work.” Regional Review, 14(3): 5–12.

Goldin, Claudia.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1–21.

Goldin, Claudia. 2014. “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4): 1091–1119.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00. “Career and Marriage in the Age of the Pil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2): 461–465.

Goldin Claudia, Lawrence F. Katz. 2002.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4): 730–770.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08.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11. “The Cost of Workplace Flexibility for High Powered Professional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38: 45–67.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16. “The Most Egalitarian of All Professions: Pharmacy and the Evolution of a Family-Friendly Occup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3): 705–746.

Goldin, Claudia, Lawrence F. Katz, and Ilyana Kuziemko. 2006. “The Homecoming of American College Women: The Reversal of the College Gender Gap.”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4): 133–156.

Goldin, Claudia and Robert A. Margo. 1992. “The Great Compression: The Wage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Mid-centu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1): 1–34.

Goldin, Claudia and Joshua Mitchell. 2017. “The New Life Cycle of Women’s Employment: Disappearing Humps, Sagging Middles, Expanding Top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 161–182.

Goldin, Claudia and Claudia Olivetti. 2013. “Shocking Labor Supply: A Re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on Women's Labor Sup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 257–262.

Goldin, Claudia and Cecilia E. Rouse. 2000. “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Impact of "Blind" Auditions on Female Musici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715–741.

Goldin, Claudia and Kenneth Sokoloff. 1982. “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741–774.

Goldin, Claudia and Kenneth Sokoloff. 1984.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9(3): 461–487.

有关今年奖项的更多信息，包括科学背景，请访问www.nobelprize.org，可以在其中观看媒体的视频片段，会议，诺贝尔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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