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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A.C., J.L.Campbell, D.S.Dhaliwal, and J.R.Moon, 2017, 'Employee Quality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Outcom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64(1): 123-149.
内容提要：由于财务信息贯穿与整个会计信息系统，很容易联想到企业员工能否在财务违规之前对财务违规行为加以约束。本文主要研究员工素质对财务报告结果的影响，用企业员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作为员工素质的代理变量，以美国2005-2012年MSA（都市统计区）“Firm-Year”数据研究发现，员工素质与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信息披露有关，员工素质高的企业有更好的应计质量、更少的内部控制缺陷和更少的财务重述，这些企业会高频率、及时、准确、公正的发布管理盈余预测。以上发现在对公司总部员工的研究中得到更好支持。本文丰富了企业员工在舞弊发生之前对财务报告进行约束的文献，体现员工独特特征对财务报告结果的影响，对公司内部员工的教育可以作为内部监督的一种形式。
研究动机
前人文献研究了CEO、CFO特征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还关注了投资者、董事、SEC、审计师对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而已有文献大多忽视了公司整体员工特征与财务报告结果的关系。由于财务数据不在企业管理层产生，我们认为处于非管理层的公司员工在提供财务报告中产生重要作用。本文旨在探究企业员工与财务报告结果之间是否相关，高素质的企业员工是否提高企业的强制性披露质量和自愿性披露质量？
理论框架
本文立足于企业员工素质，认为高素质的员工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改善公司的财务报告。一方面，他们可以提供优质的财务信息给管理层，以便高管进行选择；另一方面，高素质的员工具有较强的专业素养，更容易认识到交易中出现的异常和舞弊的可能性，至少能在发展成重大错报之前予以发现。
首先，研究受教育水平与强制性披露质量的三个属性（应计质量、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倾向、财务重述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预测员工受教育水平高的企业，应计质量更高，会有更少的内部控制缺陷和更少的财务重述。因此，提出假设：
H1A：员工受教育水平与应计质量正相关；
H1B：员工受教育水平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负相关；
H1C：员工受教育水平与企业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负相关。
其次，与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同，自愿性管理预测提供“前瞻性”信息，不受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自愿性信息披露随着管理者信息质量的提高而增加。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为高管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增加了他们发布自愿披露的意愿，预测受教育水平高的员工与盈余预测有关。因此，提出假设：
H2A：受教育高的员工与管理盈余预测的频率和及时性正相关；
H2B: 受教育高的员工与管理盈余预测的错误、偏差、范围负相关。
文献与贡献
（一）相关文献
1. 受教育水平的文献
前人文献关注CEO、CFO的教育是否影响财务报告质量。Chen（2004）; Ghoshal（2005）; Gintis and Khurana（2008）发现有MBA学历的管理者与没有MBA学历的管理者相比，在管理中整体性更好，更具有理性、道德水平。Bamber et al. (2010)发现有MBA学历的CEO、CFO对问题的预测更准，更加符合高级管理教育的理念。此外，在经济学文献中也发现教育水平和经济腐败有密切联系，Glaeser and Saks (2006) 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检察官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了定罪，当公职人员违反法律时，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更有意愿和能力监督和采取行动监督其违法行为。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富裕的国家，腐败程度越低。
2. 企业财务报告工作人员的文献
Bergstresser and Phillipon（2006）; Cheng and Warfield（2005）; Feng et al.（2011）; Hennes et al.（2008）; Bamber et al.（2010）的研究聚焦于高管在财务报告过程中的作用，而关于企业员工对自愿性或强制性披露质量的影响知之甚少。Dyck et al. (2010)研究发现一些不是管理层的企业员工比投资者、监管者、审计师、媒体揭露违规行为更多，高管之外的员工在揭露违规行为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员工显然有获取信息的最好途径，少有财务舞弊行为是在员工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本文贡献
在对舞弊案件的综合审查中发现，一些企业的员工识别和揭露财务欺诈行为的概率比审计师和SEC监管的概率都要大。员工可以在舞弊发生之前对财务报告进行约束，公司内部员工的教育可以作为内部监督的一种形式，促进了公司治理。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CEO和CFO个人特征对公司决策选择的影响，本文研究也有助于说明企业员工独特特征对财务报告结果的影响。
研究设计
（一）样本
关于受教育水平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调查局每年收集的教育数据，从COMPUSTAT、CRSP数据库中搜集美国2005-2011年“Firm-Year”观测值，剔除总部设在美国以外的公司。这一过程在2005至2012年初之间产生了34090个观测值。
（二）变量
1. 解释变量
EDUC-HQ：ACS（美国人口调查局）调查MSA地区企业总部员工平均受教育水平；
EDUC-10K: MSA地区向SEC提供10-k的整个企业员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2. 被解释变量
（1）强制性信息披露相关内容
AQ: 修正的DD模型中随机误差项估计值观察期前五年的标准差；
ICW: Audit Analytics考察的SOX 404法案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
RESTATE:若上市公司当年发生财务财务重述。
（2）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内容（管理层盈余预测特征）
FREQ:财务年度盈余预测的次数；
HORIZON:指预测信息的披露时间和会计年度截止日之间的时间跨度；
ERROR:以期初价格为标的的绝对预测错误；BIAS:以期初价格为标的预测误差；
RANGE:以数字表示为主的点估计、区间估计、最小或最大值估计和以文字表述为主的定性说明，预测值的精确性也依次降低。
（三）模型
模型（1）用以检验H1A：
模型（2）用以检验H1B：
模型（3）用以检验H1C：
模型（4）用以检验H2A：
模型（5）用以检验H2B：
模型（6）用以稳健性检验中公司总部变化：
实证分析
（一）基本检验
利用模型（1）检验员工受教育水平与应计质量的关系。通过OLS回归发现MSA地区企业总部和企业整体受教育水平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受教育水平越高，应计项目的残差越小，应计质量越高；其次，利用模型（2）检验受教育水平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研究发现MSA地区企业总部和企业整体受教育水平回归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高水平的教育减少了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最后，利用模型（3）检验受教育水平与财务重述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MSA地区企业总部和企业整体受教育水平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当企业员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时，企业财务报表重述较前期变少。因此，高水平的教育能促进强制性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更高的应计质量、更少的内部控制缺陷和更少的财务重述。
此外，利用模型（4）检验员工受教育水平与盈余预测特征（FREQ, HORIZON）的关系。通过OLS回归表明总部员工和整个企业员工受教育水平与盈余预测频率、及时性正相关，员工素质越高发布盈余预测的频率越高、时间越早，基本支持了H2A。同时，利用模型（5）检验员工受教育水平与盈余预测特征（ERROR, BIAS, RANGE）的关系。回归结果发现，员工受教育水平与盈余预测错误、偏差、范围负相关，员工受教育水平越高，盈余预测的错误和偏差越小、精确度越高，结论支持了H2B。
（二）敏感性分析
首先，将公司员工分为总部所在地员工和非总部所在地的员工进行分组检验。在模型中只放入总部员工受教育水平时，发现在8个回归结果中，员工受教育水平与财务报告结果均在5%水平上显著。而用非总部员工受教育水平进行回归时，仅有盈余预测范围变量是显著的。模型中同时包含总部员工受教育水平和非总部员工受教育水平时，回归发现，总部员工受教育水平仍在5%水平上显著，而非总部受教育水平仅有盈余预测范围变量显著。总之，总部员工受教育水平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为进一步控制可能存在的遗漏的地理特征的变量对员工素质和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本文选取总部发生改变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该数据来源于Bill McDonald’s website，仅有2%—5%的总样本公司在样本期改变了总部的位置。定义Δ EDUC为MSA区新的企业总部所在地员工受教育水平与之前企业总部所在地员工受教育水平之差，Δ EDUC值越大表明企业总部迁移到更高员工受教育水平的地方，DV为财务报告质量。使用模型（6）进行回归分析，在对财务报告质量（对应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应计质量、内部控制缺陷、财务重述、管理层盈余预测特征变量等）的8个回归中，有6个交互项系数与之前模型检验的结果系数一致，表明企业总部员工受教育水平的改变与迁移之前的财务报告质量相似。总之，在进一步控制可能存在的遗漏的地理特征的变量后，回归结果依旧表明企业员工平均受教育水平与财务报告结果正相关。
再次，考虑到高素质的员工与员工检举揭发的可能性的关系。收集OSHA（处罚机构）公布的揭发举报的企业，采用Audit Analytics提供的财务错报数据，回归发现总部的受教育水平与检举揭发的可能性正相关，受教育水平高的员工更可能揭露财务不当行为，提供更好的管理。此外，在主要的回归中，包括了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考虑到是否有遗漏变量，为了使结果更稳健，加入公司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与上年比较，变化较小。
最后，关于总经理与董事会成员受教育水平的研究。在主回归中，控制了企业的高管和董事平均受教育水平，这一指标的数据来源于BoardEx网站，然而大约有一半的数据不能得到。虽然在之前的回归中，将这些缺失的数据设置为0，弱化了控制变量的作用，为使结果更稳健，本文进一步使用没有缺失的高管和董事平均受教育水平进行回归分析。鉴于大多数高管和董事主要集中在总部，因此主要关注总部员工受教育水平。回归结果显示，应计质量、盈余预测频率、及时性回归结果的P值在15%到20%之间，表明之前的回归结果不是由高级管理层或董事的教育水平导致。
（三）员工受教育水平测量偏差分析
由于大企业和跨国企业很少受到当地劳动力的限制，因而将当地员工受教育水平作为员工素质的代理变量不太合理。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将样本公司分为S&P 500公司和非S&P 500公司，回归结果发现，员工受教育水平在非 S&P 500公司更为显著，原因可能是他们更多依赖当地员工，只有较少的国际员工。回归结果显示，对于非S&P500公司而言，发现除了总部盈余预测频率（FREQ）、及时性（HORIZON）不显著，其余的财务结果指标都显著；而S&P 500公司回归显著性较弱。
We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mployee quality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outcomes.Using the average workforce education level in MSA(s) where the firm operates as a proxy for employee quality, we find that firms with a high-quality workforce exhibit higher accruals quality, fewer internal control violations, and fewer restatements. These firms also issue superior management forecasts, in terms of frequency, timeliness, accuracy, precision, and bias. Employees located at the firm’s headquarters primarily drive our findings. Our evidence suggests employee quality, particularly at a firm’s headquarters, is associated with both mandatory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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